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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平 我于１９６９年出生在宜賓市的一個小城，我上有兩個哥哥，下有一個弟弟。媽媽怀我的時候，父母都在祈盼：“要是個女孩就好了。”結果我生下來，下面又長有“小雞雞”。 在這個以男性為主的家庭里，斯文俊气的我自然就多得到一些父母的偏愛，我從小就愛与小女孩一起玩耍，一起跳橡皮筋，做游戲。因為學習好，且文靜乖巧，老師常表揚我，鄰居常夸獎我。小男孩的我懂事很早，我老是弄不懂自己為什么想當個女孩子。心里不明白，嘴里卻不敢說，性意識在我腦海里模模糊糊，但男女之別我還是分得清的。 高中時候，我喜歡上了高我一個年級的曉呈，我倆暗暗相好。我的家本來距學校很近，可我非要鬧著往學校吃飯、睡覺，無非是想跟曉呈形影不离，廝守在一起。曉呈不無遺憾地說：“李平，你要是個真正的女孩就好了！”這事儿對我触動很大，也更堅定了我變性的決心。 １９８７年，我不負家人眾望考上了重慶醫科大學。五年的象牙塔生活，我讀懂了易性癖，知道自己患上了世界上難以攻克的心理頑症，我明白要想獲得痊愈，唯一的便是做變性手術，我知道要做手術很難很難，但我下了狠心：我一定要自救！大學第二學年，勞累一生的父親因公早逝，其時４３歲。靠著爸爸的撫恤金，我讀完了后來的整整四年大學。 １９９２年，我分配到了宜賓地區二醫院，當上了一名住院醫師。一進工作崗位，我又拿出了在學校時的勤奮勁頭。我雖年輕，但踏實肯干的工作作風是有口皆碑的。 就在這時候，我想做個女孩的愿望也到了登峰造极的狀態。 由于人緣好，工作認真，護士阿姨們都挺喜歡我，張羅著給我介紹對象，一撥緊接一撥，這時我就顯得特別窘迫和緊張。“我還小，我還不成熟，我很懶，我配不上人家……”理由多多————其實我也不小，二十五六的人了，正是談戀愛的年齡。這個秘密在我心中保存了２０多年，該攤牌了！ 大約手術前一年的一天，我摒住心跳，和盤向母親托出了我的想法。母親臉色頓時變了，顯然被我搞懵了：“咋可能呢？一二十年了，從小到大，你是媽的儿，我看你是思想上有問題。”母親開始哽咽，眼淚不停地流了下來————她根本沒想到是我要變女人！我哥哥弟弟從母親那里知道了我的變性要求，作為有文化的年輕人，他們對這种現象也略知一二。他們不是不同意我去做手術，而是擔心我万一被弄得個男不男，女不女的，作為手足，他們一再告誡我要慎之又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親人們嘴里都這么說。我的一家人都尊重我的選擇。這是多么不容易啊！ １９９５年春天，我滿怀希望從成都登上了列車，開始了我的上海之行，我要去拜訪上海長征醫院為秦惠英做變性手術的何清廉教授。在診斷室里，我見到了何教授，他隨手遞給我一張預先印好的有關部門停止開展變性手術的傳單，并打斷了我的請求：“小伙子，回去吧，有關部門打了招呼，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開展這類手術了。你也許不知道吧，那個動了手術的秦惠英，至今戶口上都還沒有同意改換性別，我們的國情不允許我們這樣做啊！” 從上海回到家里，我的情緒降低到了冰點。 在提交申請那段時間，我像瘋了一樣偷偷一人跑去求爹爹告奶奶。公安局、司法局、醫療部門的鑒定等諸多關卡我都已通過，可是我的單位拒絕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自己的事情自己負責。”我于是橫下心來，毅然辭職。我付出的代价實在太大，實際上就在那個時候，我的人生悲劇已經開始釀就。 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５日，在母親和二嫂的陪同下，我住進了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醫學美容中心。１９９６年７月２日，是一條我生命歷程中的分水岭。新生命在煉獄般的洗禮中終于誕生，從此以后，我再也不用約束自己，我可以明目張膽地調脂弄粉，也可以享受著前所未有的舒暢和自由。 ７月２０日，我和母親滿身疲憊地踏上回家的旅途。一回到長宁老家，我就蝸居在自己的小屋里閉門不出。沒有不透風的牆，在那雞犬之聲相聞的小鎮里，我變性的消息在左鄰右舍傳開了，不斷有人向母親打听我的情況，難免夾雜有流言飛語，并以訛傳訛。 母親一臉沮喪地對我說：“孩子，你出去躲躲，媽也沒辦法了。”我還能說什么，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眸。 于是，在家經過不到兩個月的休養，我依依不舍地告別了家人，极不情愿地走上了流浪之路。 在走出家門時，我和我的家人都忽略了一個問題： 那就是我還沒有完成二期手術，喉結沒切，胸也沒隆。 可想而知，這會給即將以女性身份出現的我在漂泊路上帶來什么。 ９月中旬，我去了珠海，投靠了和我原來同一科室工作的張三哥，通過張三哥的介紹，我當上了賓館服務員。置身于那一大群女服務員中，我才開始意識到二期手術沒做的嚴重性。那些打工妹悄悄議論著，只言片語不時飄到我耳邊：“她好像是個男人啊！”“瞧她那喉結，八成是個陰陽人，哪個正常的女人長有喉結。”我覺得自己就像動物園里的稀罕動物在被游人觀賞著，我裝著沒听見，可臉色漲得通紅，內心就像針刺一樣。 １０月上旬，我辭別了張三哥夫婦，几經輾轉來到了海南島，后到廣州，又不得不再回成都接受二期手術。 １０月底的一天，我又從成都飛到海南，通過一個朋友的介紹，來到一家物業管理公司，老板姓吳。沒過多久，老板就開始對我動手動腳，我終于待不下去，在外受盡磨難，又不得不重回故鄉。 曾經豪情万丈，歸來空空行囊，從廣州回到宜賓，我開始了生命中最為慘淡灰暗的日子。我不能回到老家小鎮，那里有我的母親、二哥一家和弟弟，我的出現會激起那個閉塞小鎮的層層波瀾；我也不想去宜賓大哥家里，我不想讓他的同事知道因為有個變性的弟弟而讓他感到丟人現眼。我囊中空空，生存頓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就像颶風中的一棵小草，任由它殘暴的肆虐和塵埃一起翻卷飛揚在空中。我渴望溫暖，我渴望幫助！我于是想到了复職————回醫院當一名醫生，我想這是我謀生的唯一最捷徑的道路，然而我錯了！复職申請報上醫院，院方領導不答應！ 痛定思痛，１９９７年９月，在《美容時裝報》几位記者老師的鼓勵下，我寫下了約２０万字的紀實文章《還我女儿身》————為自己，也為相同際遇的變性男女而寫。 我知道，我的路還很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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