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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一個年輕的共產党員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潛入斯莫爾尼宮，用左輪手槍一槍擊斃了列宁格勒党組織頭號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員謝爾蓋·米隆諾維奇·基洛夫。凶手當場被捕。莫斯科當局立即成立了一個專案組，由斯大林親自率領，來到列宁格勒調查凶殺始末。 這次暗殺的細節至今未公之于世。這個尼古拉耶夫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怎樣神不知鬼不覺地混入了戒備森嚴的斯莫爾尼宮的？他是怎樣成功地靠近基洛夫的？是什么原因迫使他邁出這亡命的一步：是政治謀殺還是私人仇殺？种种問題令案情蒙上了絕密的外衣。 政府的第一個公報斷言，殺害基洛夫的凶手，是從芬蘭、立陶宛和波蘭竄入蘇聯的眾多白衛恐怖分子之一。几天之后，蘇聯報刊又報道。內務部已經逮捕并處決了一百零四名白衛恐怖分子。于是，在報刊的鼓動下、一場反擊“窩藏在西方”的白衛組織的運動，如暴風驟雨般地展開了（首當其沖的是俄羅斯全体軍人聯合會）。据說，這些組織派遣特務到蘇聯進行恐怖活動已經不止一次。 措辭如此斷然的公報，特別是對一百零四名恐怖分子的處決，不能不使人們相信：偵查机關已經确切地查實，白俄流亡組織參与了對基洛夫的謀殺。然而，就在凶殺案發生后的第十六天上，形勢急轉直下。比利時報刊上的新說法，將殺害基洛夫的罪責推到党內的托一季反對派的頭上。同日，仿佛一聲令下，所有報紙毫不留情地向原來的反對派的頭目們開火。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許多過去的反對派分子統統被捕。那些日子里一直不离斯大林左右的記者卡爾·拉狄克在《消息報》上寫道：“每一個党員都明白，党將以鐵拳粉碎這些殘匪……他們將被擊潰，被消滅，被清掃出地球！” 斯大林仇恨過去的反對派首領，這早已盡為人知。因此，國外的社會主義團体深感不安，擔心斯大体會以基洛夫被殺為借口，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算總帳。某些外國報紙傳言，稱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已被秘密處死。蘇聯當權者認為，必須粉碎這些謠言。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塔斯社發表聲明：“鑒于證据不足”，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案將不交法庭審理，而由“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都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受理。 就這樣，在兩周多一點的時間里，蘇聯政府就公布了兩种有關基洛夫被殺但完全矛盾的說法。起先指控從國外潛入的白衛分子，后又指控原反對派的首領。在這种情形下，蘇聯人民自然就會迫不及待地等著開庭審判，希望能听听尼古拉耶夫在法庭上的供述。 但是，人民注定要被蒙在鼓里。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訴書正式公布，稱尼古拉耶夫与其他十三人是陰謀的參与者。次日，各報又報導說，這十四人已在內部法庭上被判處死刑，而且死刑已經執行。無論是起訴書還是判決書，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如何參与暗殺基洛夫一事，都只字不提。 尼古拉耶夫被秘密法庭審判一事，令全國人民因過去的兩個矛盾的政府公報所產生的對官方有關說法的不信任感更加加深。人們不禁要問：公開審判尼古拉耶夫，這對粉碎流言蜚語有什么不利呢？毋庸置疑，正是這個當場被捕的人槍殺了基洛夫，這一切又有什么值得保密的呢？是什么原因使得斯大林不敢作公開審判？ 那些日子我不在蘇聯．因此只始根据莫斯科各報紙上登載的官方報導來判斷。不過從一開始，我就确信此事有詐，因為無論是克里姆林宮的第一個說法，還是后來加罪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謬論，都不能令人信服。 我之所以不能接受第一种說法，即有關一百零四名被處死的白衛分子的說法，因為它純屬天方夜譚。作為后高加索加盟共和國邊防軍的前司令員，我非常清楚如此眾多的恐怖分子要偷越守衛嚴密的蘇聯國境。如全是异想天開。除此之外，這一百零四名恐怖分子要在公民證制度非常嚴格，民警的監視無所不在的列宁格勒藏身、更是比登天還難，。再者，大小報紙在報導他們的死刑時。竟一反常規，連罪犯姓甚名誰也不曾提及，這豈不更令人倍生疑竇嗎？ 此外，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參与殺害基洛夫的說法，同樣是荒誕不經的。党的歷史使我清楚地知道，布爾什維克歷來反對個人暗殺，甚至在反對沙星及其政府官員的斗爭中，也總是避免采用暗殺行動。布爾什維克認為。恐怖手段是毫無作用的，只能敗坏革命運動。此外，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不可能不考慮到，殺害基洛夫將正中斯大林下怀，后者將不失時机地利用它來除掉原反對派的領袖。事實也正如此。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在處決尼古拉耶夫之后近一個月，各報又報導說，內務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長菲利普·麥德維基、副局長孔波羅熱茨及其他十名內務部工作人員，在最高法院的一次秘密審判中被判處剝奪目由，其罪名是，“在獲悉有人正在醞釀殺害基洛夫的情報后……沒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謀殺發生。” 這一判決出乎尋常的溫和，實令我大吃一惊：居然只有一名被告被判處十年拘禁，其余的人，包括麥德維基和他的副手孔波多熱茨，只被判處兩年至三年的徒刑。這一切大使人惶惑不解，因為對于斯大林來說，謀殺基洛夫，不僅是對他的政策，而且也是對他本人的威協：既然內務部今天可以置基洛夫的生死于不顧，那么明天，他斯大林本人也可能落到同樣的危險境地。任何一個了解斯大林的人都滿以為斯大林一定會下令槍斃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并要求處死所有負責基洛夫安全的工作人員。他應該那樣做，哪怕是為了殺一儆百，使內務部的其他工作人員不要忘記，他們的頭顱是直接系在領袖人物的生死之上的。 最令我吃惊的是，斯大林在得知基洛夫被殺后，還敢于立即親自前往列宁格勒。他如何看重自己的生命，這一點我深為了解。在如此險惡的局勢下，他的列宁格勒之行，的确有些异乎尋常。 斯大林在個人安危上顯得特別謹慎，隨時都是提心吊膽的。下面從几個最能說明這一點的例子。 眾所周知，每當紅場上舉行慶典，斯大林出現在列宁陵墓上時，四周都有由一隊隊精悍的衛兵和一大群來自內務部的貼身保鏢組成的人牆。不僅如此，他還要在制服內穿一件沉甸甸的防彈背心，那是在德國專門為他定做的。 斯大林常到郊外官邸。為确保途中安全，他要內務部將沿途街上的居民遷出三分之一，并將騰空的房屋供內務部工作人員居住。從克里姆林宮到郊外官邸共有三十五公里。但作為斯大林的專用交通線，巡邏守衛的“机關”工作人員晝夜不斷。值勤人員分為三班，每班人數多達一千二百。 甚至在克里姆林宮的高牆內，斯大林也不會冒險獨行。比如說，他要离開辦公室到大克里姆林宮殿去，也要先由衛隊認真地將路上的人統統攆開，根本不管那些人的職位高低。 斯大林每年要到索契去休假。動身前，他總是吩咐把在莫斯科的專車和在高爾基市的專船同時准備好。有時，他樂意坐專車直接從莫斯科啟程；有時，他又要沿伏爾加河順流而下到斯大林格勒，再由那里轉乘專車到索契。預先誰都無法知道斯大林此次會去哪條線路，也無法知道他何日啟程。他的專車和專船得提前几天做好充分准備，但只是到出發前的最后几個鐘頭，斯大林才把此次選擇的路線告訴几個親信。在他那安裝有特制護板的列車前后，各有一列坐滿衛隊的列車。斯大林專車上的儲備极為丰富，足以渡過為時兩周的圍困。一有警報，專車窗外的鋼甲護板便會自動關閉。 斯大林雖然自詡為工人階級的領袖，但卻從來沒在工作時間去過任何工厂，因他害怕与工人直接接触。 斯大林謹慎小心的事例，簡直俯拾皆是。正因如此，我才難以相信報紙的報導，說他膽敢冒險到列宁格勒去，要知道危險的恐怖組織剛剛才在那里活動過，那里的內務部人員連基洛夫都沒保住。所以，斯大林此行這一事實不能不使人想到：殺害基洛夫是一個人單獨干的，而有關被偵破的恐怖組織的說法，純屬烏有。 基洛夫被殺之謎，我在一九三五年底回到蘇聯后才知道。經芬蘭到列宁格勒后，我曾到內務分局大樓一趟，原因是要打直線電話与莫斯科聯系，并預訂一張晚上去莫斯科的特快列車的臥舖票。在那里，我碰上一個新上任的內務部列宁格勒分局領導人。內戰時，我和他曾同在一支紅軍部隊里呆過。談話中，我們自然談及自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發生的一系列變動。原來，內務部列宁格勒分局原局長麥德維基和副局長扎波羅熱茨，在因“基洛夫案”被判刑后，實際上根本沒蹲牢房。按斯大林的吩咐，兩人被安排到“列宁金礦”托拉斯的領導崗位上，在西伯利亞負責富金礦的勘探工作。“他們在那里過得挺不錯，當然，比在列宁格勒要差一些。”我的老朋友還補充說，麥德維基那任性的妻子到西伯利亞去看過他三次，每次都存心要留在那里，同丈夫在一起，但每次都回到列宁格勒，并且跟過去一樣，列車上總是單獨為她安排一個頭等包廂，服侍也特別周到。 朋友還給我講了因基洛夫被害和斯大林專訪兩事在列宁格勒引起的恐慌。在此案的偵查中。我的朋友曾協助過內務部經濟局局長米隆諾夫和副人民委員阿格拉諾夫。 斯大林在返回莫斯科之前，任命米隆諾夫在最近几個月里暫時擔任內務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長和列宁格勒的實際統治者。當我問到尼古拉耶夫是怎么竄入崗哨林立的斯莫爾尼宮時，我的朋友回答道。“麥德維基和孔波羅熱茨正是為此事才被撤職的。更糟的是，在基洛夫被害的前几天就已經有人試圖潛入斯莫爾尼宮，但被抓住了。如果那時就采取必要措施，基洛夫今天就一定會健在。”我覺得，我們的談話所涉及到的都是些非實質性的的東西。顯然，他不愿談到凶殺的任何細節。當我准備告辭時，他又惴惴不安地低語道：“事情太險惡，要想自己平安無事。對此還是少知為妙。” 朋友的這個暗示，遠比我當時從他口中得知的那一星半點消息更為重要。這個暗示，不僅加深了我對那兩种官方說法的真實性的怀疑，而且還向我指明了這場謀殺的症結究竟何在。當時，全蘇聯只有一個人不會受人非難。“要想自己平安無事，對此還是少知為妙”這句話、當然不可能是針對別人而言。 我深信，到了莫斯科就能打听出“基洛夫案件”的真相。我指望的那几位同事都在內務部里擔任重要職務，他們應該知道這次謀殺的秘密。內務部經濟局局長朱隆諾夫，就是我的老同事之一。他曾隨斯大林到列宁格勒審訊過謀殺案，之后又留在列宁格勒，任過內務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長，曾是那里的全權統治者。 朱隆諾夫是經我推荐才到國家安全部門工作的。一九二四年，我作為國家政治保安總部經濟局的副局長，終于說服了捷爾任斯基，要他委任米隆諾夫在我這個局的某處當處長。的确，我為此費了不少气力。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捷爾任斯基曾反對將這個對于“机關”來說完全是個外來戶的人安插在重要職位上。后來，我被任命為后高加索邊防軍司令時，才說妥要米隆諾夫來接替我擔任國家政治保安總部經濟局副局長的職務。几年之后米隆諾夫便靠自己的才能，當上了這個局的局長，并成為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的得力助手之一。我相信，從米隆諾夫那里一定能最終打听出“基洛夫案件”的全部真相。 到莫斯科不久，內務部交通局局長亞歷山大·沙宁邀我去作客。他是亞果達的密友，政治局委員卡岡諾維奇的助手，協助后者進行改造蘇聯鐵路的工作。午飯后，主人提議听听唱片。沙宁酷愛俄羅斯古典歌曲，此時几杯酒下肚，變得更加多愁善感。沙宁指著兩套唱片說，那是他特地保存下來的，打算寄到“列宁金礦”給瓦尼亞·孔波羅熱茨。他感歎道。“瓦尼亞，瓦尼亞。多好的一個人喲！白白受罪了……”他后來又說，斯大林的私人衛隊隊長鮑克，不久前還寄了一台進口收音机給扎波羅熱茨作為禮物。 我認為，沙宁和鮑克寄禮物給扎波羅熱茨這件事相當重要，因為他們都知道，任何同情犯人的表現，都會被認為是敵對情緒的暴露。按斯大林時期的一條不成文規矩。蘇聯的干部應立即与所有失寵（更別說是進牢）的人斷絕關系，哪怕他們是至親密友。象沙宁和鮑克這些斯大林的親信，消息十分靈通，當然不會不知道這樣一條起碼的規矩：對步步高升的人，要歌功頌德、阿諛奉承，而對喪失前程的人，則應盡快与之決裂。因此，他倆的做法，只能導致一個結論：沙宁和鮑克都知道扎波羅熱茨并沒有失寵．給他寄禮物絕不會惹來殺身之禍。 回到莫斯科，我果真打听到了基洛夫案件的內幕，而且比我想象的還要快。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三四年春夏之間，基洛夫開始与其其他政治局委員發生沖突。基洛夫的直率人盡皆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批評自己以往的庇護人奧爾忠尼啟則，說他亂發一些有關列宁格勒州工業建設的前后矛盾的指示。政治局候補委員米高揚也困扰亂列宁格勒的食品供應而屢遭基洛夫指責。他多次与米高揚發生沖突，其中一次的前因后果，我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一次，基洛夫未經莫斯科允許，就動用了列宁格勒軍區不動貯存庫中的部分食品。當時的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對基洛夫這一行動大為不滿，認為他越權，干涉了軍隊的事務。 基洛夫在政治局會議上解釋，說他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是因為配給工人的食品儲備已全部用光。再且，他是向軍區借食品，一旦得到新的補充便會立即歸還。然而，伏羅希洛夫深知有斯大林為自己撐腰。不滿意這一解釋。還气勢洶洶地攻擊說，基洛夫將部隊倉庫的食品搬到工厂的柜台上，是為了“在工人中賺得廉价的聲譽”。基洛夫气得火冒三丈，以他特有的火爆口气回答道：“如果政治局想要工人提供產品，那首先就得要工人填飽肚子！”接著又厲聲嚷過：“任何一個庄稼漢都知道，不給馬吃草，馬就跑不了！”這時，米高揚起來反駁，說根据他掌握的材料，列宁格勒工人們所得到的供給已超過國內中等水平。基洛夫沒否認這一點。但他列舉了列宁格勒工業產品不斷增長的數字，然后指出，以這些成績來換取工人的那一點補充食品是綽綽有余的。 “可是為什么列宁格勒的工人就應該比其他地區的工人吃得好些呢？”斯大林這時插了話。基洛夫一時按奈不住，又開口嚷道：“我認為，早就該取消配給制了，應該讓我們的工人吃得象樣些！” 基洛夫的火爆脾气，被看成了對斯大林的不忠。自從斯大林獨攬大權之后，就已形成一條不成文的規矩：無論哪一個政治局委員，未得到斯大林的允許，不得將任何問題提出來討論。 于是，基洛夫在政治局中成了眾矢之的。一些小小的爭執被人為地擴大了，好象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一九三四年夏，重工業人民委員奧爾忠尼啟則這個頗有影響的政治局委員，召集列宁格勒執委會主席和几位工業領導人去開會。這些人隨身帶上各种報表和預算表，馬上動身去了莫斯科。他們在重工業人民委員的接待室里等了整整兩天，奧爾忠尼啟則一直不抽空接見他們，會議一推再推。第三天，列宁格勒執委會主席跟基洛夫通了電話，向他匯報了這里的情形。基洛大的決定十分果斷：“要是奧爾忠尼啟則今天還不接見你，那你就坐火車回家！” 列宁格勒執委會主席果真這樣做了。 奧爾忠尼啟則在緊接著的政治局會議上匯報了此事。基洛夫的那一決定被認為是“嗾使列宁格勒的干部養成游擊習气和不服從中央”。基洛夫极力對此事進行解釋，但毫無作用。他忍無可忍，宣布說“我今后仍將照此辦理。我在列宁格勒工作，就需要有我的人在身邊。他們沒必要在奧爾忠尼啟則的接待室里坐冷板凳！” 漸漸地，基洛夫与政治局的關系緊張到了极點。他開始盡量不往莫斯科跑。最使政治局委員們和斯大林惱怒的，是基洛夫在人民群眾中的聲望不斷提高。他們這些政治局委員，包括斯大林在內，沒有一個是才華出眾的演說家。他們的公開演說總是那么干癟無力、令人生厭。而基洛夫卻恰恰相反，他以精彩的演講而出名，并懂得如何接近群眾。政治局委員中敢于到工厂去向工人發表演說的，只有他一人。他曾經是個工人，所以很善于傾听工人的呼聲，并總是想方設法幫助他們。許多在其他城市工作的党和工業戰線上的高級干部，都想調到列宁格勒去工作，因為他們听說，基洛夫鼓力部下提倡議、搞創新，并樂于提拔那些愿意而且善于工作的人。他在列宁格勒的威信是不可動搖的。在列宁格勒工厂企業的領導人眼中，莫斯科各部的人民委員加起來也抵不上一個基洛夫。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之后，基洛夫的巨大聲望更是廣為人知。這次大會是在一九三四年初召開的。大會前，一切程序都預先規定好了，就連代表們歡迎領袖人物的掌聲也不例外。每個政治局委員上主席台時，鼓掌時間規定為兩分鐘，歡迎斯大林的掌聲應長達十分鐘。可是，當基洛夫出現在大會主席團時，全場頓時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列宁格勒代表團歡迎他的激情，帶動了整個會場。基洛夫所贏得的掌聲持續之久，是其他政治局委員連做夢都不敢想的。會場外有人議論說，基洛夫所得到的榮譽，本是預先規定給斯大林一個人的。 基洛夫如此繼傲不馴，惹怒了斯大林。他決定將基洛夫調离列宁格勒，調令上通知基洛夫說，在莫斯科的中央組織部里，有一個重要領導職務正等著他上任。 但基洛夫并不急于去莫斯科，他拖延了一月又一月。借口要將他在列宁格勒著手的一系列重要事務處理完畢。不僅如此，他出席政治局會議的次數也越來越少。這看上去已經近似于挑釁了。 當然，基洛夫每次到莫斯科，斯大林都可以找借口留下他，不讓他再回列宁格勒。但這樣做勢必引起公開爭吵，而一吵之后。再要把基洛夫安置在中央的什么職位上，就難上加難了。況且，不顧其本人意愿強行留住基洛夫也未必那么容易。難道不能逮捕他嗎？不行。在一九三四年那個時候，還不能隨心所欲地對一個政治局委員采取類似行動。開除一個政治局委員，必須經過一系列复雜的程序。要達到這一目的，開始就必須羅列基洛夫的罪名，把他說成是反列宁的异端，或是指責他違背党的總路線，從而在全党開展一場針對他的批判運動。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种辦法對斯大林說來是不可取的。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反對派之后，斯大林就已多次發表文章和口頭聲明，說什么异端已被清洗干淨，党已十分鞏固，變得“空前的團結和統一”。而一旦開展反基洛夫的運動，勢必會引來流言蜚語，說党又重新陷入分裂，政治局意見不一。而且，斯大林明白，國外也會再次怀疑他的制度的穩固性，這一點。正是斯大林無論如何也不愿听到的。 于是他得出一個結論，要解決面臨的這個棘手的問題，大概只有一個辦法：除掉基洛夫，同時將暗殺的罪責轉嫁到原反對派領袖的頭上。這樣，他就可以一箭雙雕。在除掉基洛夫的同時，將列宁的一些親密戰友也結果掉。那些人，不管斯大林怎樣污蔑，仍然作為布爾什維克党的象征，留在普通党員的心目中。斯大林深信，如果他能證實，使“党的忠誠儿子”、政治局委員基洛夫流血的。正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反對派領導人，那他就有權要求：以血還血！ 唯一能幫助斯大林准備這次謀殺的國家机關，是負責基洛夫安全的內務部列宁格勒分局。但該分局局長菲利待·麥德維基与基洛夫友誼深長，因此，必須把麥德維基調走，另派一個“更可靠的人”去接待他。斯大林于中正好有這樣一個人。此人姓葉甫多基莫夫，是個老資格的“机關”工作人員。多年來，斯大林一去度假，就將他帶在身邊，不僅將他作為自己的貼身保鏢，而且還把他看作是朋友和酒伴。葉甫多基莫夫從斯大林手里得到的賞賜，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內務部工作人員。這個人生性古怪，与同事們格格不入，臉上表情呆滯，象塊石板。他過去是個刑事犯，革命后才出獄，后又加入了布爾什維克，內戰中表現出色。內戰結束后，葉甫多基莫夫被任命為國家政治保安總部烏克蘭分局負責人。在那里，他曾親自指揮過几次大圍剿，鎮壓反對蘇維埃的叛匪。 遵照斯大林的吩咐，亞果達下達了將麥德維基從列宁格勒調往明斯克，并讓葉甫多基莫夫接替他的命令。塞洛夫得如此此后，气憤無比，馬上當著麥德維基的面給亞果達打電話，直截了當地質問，是誰授權不經列宁格勒州委同意就任意調換列宁格勒的負責干部。接著，基洛夫又給斯大林打電話，抗議亞果達這一不能容忍的行為。于是，把麥德維基調离列宁格勒的命令只得推遲執行。 由于委任葉甫多基莫夫到列宁格勒上任的命令触礁，斯大林沒辦法只得把針對基洛夫的陰謀告訴給亞果達，以求得后者的協助。亞果達立即將自己過去提拔的心腹，如今任麥德維拉的副手的伊万·扎波羅熱茨從列宁格勒召到莫斯科。他倆一塊去見了斯大林。斯大林原想避免与扎波羅熱茨見面，但又不可能，因為這個涉及政治局委員的特殊任務，若不由他斯大林親自交待而僅僅由亞果達布置，扎波羅熱茨無論如何也不敢接受。就這樣，扎波羅熱茨帶著斯大林的密令回到了列宁格勒。 恰在此時，內務部列宁格勒分局收到了一份密報，上面揭發了一個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年輕党員。這個尼古拉耶夫不久前被開除出党，因此再也無法找到工作。憤怒和絕望，使他產生了要殺党的監委主席的惡念。十分絕望的尼古拉耶夫認為自己是党內官僚主義的犧牲品，因此想以殺死監委主席的行動向党表示抗議。 將這一情況密告給“机關”的，是尼古拉耶夫本來的一個朋友：尼古拉耶夫由于不謹慎，曾將自己的打算告訴了他。當然，這件事不足為奇，而扎波羅熱茨對尼古拉耶夫發生了興趣，這也不足為怪，要知道。扎波羅熱茨自從接到莫斯科的任務后，一直憂心忡忡，現在收到這樣一個密報，他自然會感興趣的，并且把尼古拉耶夫的“朋友”請來見面。同他談過話之后，扎波羅熱茨得出一個結論、尼古拉耶夫的揚言不見得只是說說而且。而當“朋友”后來又將尼古拉耶夫的日記偷出來交給扎波羅熱茨之后，事情就發生了更為重要的變化。 日記經過拍照。又重新放回了原來的地方。在這日記里，尼古拉耶夫詳細記述了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之如何被無故“清掃”出党，當他要求伸張正義時，又如何受到党內官僚的無情冷遇，如何被工厂解雇，而他的一家——妻子、母親和兩個孩子。又如何淪落到饑寒交迫的境地中。整本日記充滿了對党和國家机關里官僚主義的刻骨仇恨。 為了盡可能全面地了解尼古拉耶夫，扎波羅熱獲決定親自出馬，与他見面。于是，那個“朋友”又為他和尼古拉耶夫安排了一次“巧遇”。“朋友”報了扎波羅熱茨的假名。并說他是他過去的老同事，就這樣，“朋友”將扎波羅熱茨介紹給了尼古拉耶夫。他們東拉西扯地聊了一會就分手了。尼古拉耶夫給扎波羅熱茨留下的印象不錯。于是，“朋友”得到了新任務，設法更加接近尼古拉耶夫。不時送給他一筆數目不大的錢，并假裝与他志同道合，當然，還必須將他的每一步行動向內務部報告。扎波羅熱茨本人則急忙跑到莫斯科去匯報自己的想法，商量如何更有效地利用這個偶然的机會。在莫斯科，他再次得到了斯大林的接見。 莫斯科認為，尼古拉耶夫是實施預定計划的合适人選。這一方案的好處主要在于，尼古拉耶夫是主動萌發暗殺念頭的。他做夢也不會想到，從某個時刻起，他的行動將受到內務部的間接操縱。 扎波羅熱茨得到的指令歸結為一點，就是要盡力將尼古拉耶夫的暗殺目標從某個把他開除出党的監委成員身上轉向基洛夫。扎波羅熱獲不在家的那段時間里，尼古拉耶夫的打算已變成了一种可怕的狂念；他認為自己的行動，將成為號召大家起來反對党內可惡的官僚主義的信號。尼古拉耶夫的“朋友”提醒扎波羅熱茨，說尼古拉耶夫正在設法弄來一支手槍。 听了此話，扎波羅熱茨假惺惺地向“朋友”表示，他很擔心尼古拉耶夫真的去向某個監委成員開槍，因為這种干部顯然不會配備貼身警衛。而內務部的打算，是當凶手正企圖行刺之際，就將他當場逮捕。要想做到這一點，又不發生流血事件，只有在一种情況下才有可能，即尼古拉耶夫放棄殺害某個微不足道的小官的念頭，而蓄謀去殺另一個象基洛夫這樣的官員，那樣他就注定要失敗，因為基洛夫晝夜都有警衛保護。一旦尼古拉耶夫怀揣手槍進入斯莫爾尼宮，專門等候他的內務部人員就會立即將他逮捕。因此，現在要求“朋友”做的只有一件事：慫恿尼古拉耶夫，讓他相信，殺掉一個監委官員產生不了多大的政治影響，而朝一個政治局委員開槍：才能轟動全國。 “朋友”信以為真，經過他的一番努力，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果然上了鉤。產生了暗殺基洛夫的念頭。現在，要實現預定計划，只剩一個障礙了——差一支手槍。尼古拉耶夫原打算從自己熟識地某個党員身邊偷一支，但結果卻根本無此必要，因為近來常去幫助、并用鈔票接濟尼古拉耶夫的“朋友”，又一次幫了他的大忙——成功地為他搞到了一支手槍……至此；基本上可以說是万事具備了。在“朋友”的幫助下，尼古拉耶大想好了領取斯莫爾尼宮通行證的借口。最后，兩位朋友又一起去郊外試過槍。 關鍵的一天終于到了。尼古拉耶夫手提公文包，來到斯莫爾尼宮，并在衛隊辦公室領到了通行證。在斯莫爾尼宮主要走廊的入口處，衛兵看了一下通行證，為他放行。但他沒走到兩步，一名衛兵又叫住他，要他出示公文包里的東西。結果，查出了一支手槍和1 個日記本。尼古拉耶夫被當場拘留，關進了衛隊辦公室。僅為未經特許而私藏槍支這一條，就該判處三年徒刑。要是斯勞爾尼宮衛隊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再看一看那本日記，馬上就會明白尼古拉耶夫進入斯莫爾尼宮的真正意圖…… 但僅僅過了兩小時，竟出現了奇跡：衛隊將手槍和日記本還給了圖謀不軌的尼古拉耶夫，并建議他馬上离開斯莫爾尼宮。 尼古拉耶夫被此事嚇傻了，赶緊跑去找到“朋友”，將一切經過都告訴了他。看見尼古拉耶夫在被抓之后還能安然無恙地回來，“朋友”也惊訝得怎么也回不過神來。 斯莫爾尼宮發生的一切，真是大出扎波羅熱茨的意外。很顯然，他沒有做到自己該做的一切，以保證尼古拉耶夫順利靠近基洛夫。而莫斯科還以為，當天就能听到暗殺結果。現在，失敗的一切責任，當然應歸咎于扎波羅熱茨。 他在得到尼古拉耶夫被拘留的報告后，立即命令斯莫爾尼宮衛隊長放掉被拘留者，并歸還其公文包、手槍和日記本。他還暗存一線希望，即再次把尼占拉耶夫派往斯莫爾尼宮，當然，這一次得排除一切障礙，但最關鍵的還取決于尼古拉耶夫以后的表現。 尼古拉耶夫受挫之后，十分沮喪、壓抑，雖然“朋友”三番兩次地慫恿他再試一次，可他總提不起精神……但這种情況并沒持續多久。過了十來天，尼古拉耶夫又開始談起再次行刺的打算。他以往的那种自信心又恢复了。“朋友”依照扎波羅熱茨的指令，建議他這次在晚間進入斯莫爾尼宮。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晚，尼古拉耶夫再次進人斯莫爾尼宮，而且帶著同樣的公文包，里面裝著同樣的日記本和手槍。這一次，扎波羅熱茨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尼古拉耶夫領到通行證后，順利地從入口處的衛兵中間穿過，暢通無阻地進入了走廊。走廊上沒有其他人，只有一個叫鮑利索夫的中年男子。他是基洛夫的私人助手，在斯莫爾尼宮工作人員花名冊上，他的名字下注有內務部特別警衛人員這一筆。但他平時的工作卻与警衛勤務毫無共同之處。 鮑利索夫剛好把火腿面包和几杯茶擺上托盤，准備送往正在召開州委會的會議廳。州委會由基洛夫主持，尼古拉耶夫就在外面安心等他。鮑利索夫走進會議廳后，告訴基洛夫，說有人叫他去接克里姆林宮來的直線電話。過了一分鐘，基洛夫從桌邊站起，走出會議廳，并順手去開門。 就在他開門的一瞬間，槍聲響了。与會者紛紛沖向門口，可一下子難以把門推開：躺在血泊中的基洛夫的雙腿抵住了門。基洛夫被一槍擊斃。地上還倒著一個不為州委委員們所認識的人。那是失去知覺的尼古拉耶夫。他身旁，是失落在地的手槍和公文包。除死者和凶手外，走廊上再無別的人影。就連基洛夫的貼身警衛也不見蹤影，這使州委成員們大為吃惊。過了一會儿，走廊上才出現了內務部的工作人員，他們是赶來逮捕尼古拉耶夫的。 斯大林和亞果達立刻就得到了基洛夫被殺的報告。沒隔多久，亞果達便給內任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長麥德維基打了電話，說他將陪同斯大林赶往列宁格勒。 扎波羅熱茨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但他扮演的角色并沒有到此結束。在內務部列宁格勒分局里，只有他一人清楚“主人”的意圖：刺殺基洛夫的行動將最終導致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審判。 扎波羅熱茨明白， 斯大林到列宁格勒來一定是想“面試”尼古拉耶夫，以便确定是否公開審判此人。因此，必須盡快讓尼古拉耶夫做出有用的“坦白”。這樣，斯大林一到，他扎波羅熱茨就能呈上這樣一份交待材料：尼古拉耶夫已經明白，他是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直接指使下殺害基洛夫的。 為了在斯大林到來之前就從尼古拉耶夫日中掏出這個坦白，扎波羅熱茨真是費盡了心机。但他沒料到凶手竟然非常頑固。扎波羅熱茨根据在內務部工作多年的經驗，深知任何一個人，哪怕再清白無辜，因被捕而產生的惊恐和為外面親人安危的擔心，都會在偵訊人員的手中變得服服貼貼，甘愿承認對他的一切指控。更何況尼古拉耶夫剛剛才犯下滔天大罪——殺害了一名政治局委員。此時，尼古拉耶夫已几乎失去記憶。他在囚室里朝著看守大喊大叫，說他与基洛夫無怨無仇，殺人完全是出于絕望。扎波羅熱茨早就從“朋友”目中得知，尼巴拉耶夫十分眷戀妻子儿女。因此，如果他要拒的按要求招供，扎波羅熱茨就打算用株連親人來恫嚇他。只此一著，就足以使尼古拉耶夫作出任何供訴。 當然，這中間也有點小小的麻煩。大約在行刺前的兩個月，“朋友”曾把扎波羅熱茨作為“我的朋友，也是工人”介紹給尼古拉耶夫。現在，要是尼古拉耶夫認出這個“工人朋友”實際是內務部列宁格勒分局的第二把手，那么，他一定會明白自己的“朋友”也一定是內務部的特務。他肯定會把這一系列事實——精心策划的陰謀的各個環節——聯系起來進行比較，其結果簡直難以設想！健全的理智應該提醒扎波羅熱茨：最好將尼古拉耶夫交給其他同事去審訊，他們照樣能從犯人口中榨出所需的口供。可是，扎波羅熱茨不愿把自己應得的頭功讓給別人。他一心想親自設法從尼古拉耶夫口中得到誹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口供，然后將它奉獻給斯大林。這一欲望使他忽視了自己曾与尼古拉耶夫見過面這一不利因素。不過，那次會面象是巧遇，因此還可以指望，被后來的事件嚇垮了的尼古拉耶夫不會認出扎波羅熱茨，更何況后者現在已換上了內務部的軍官制服。 扎波羅熱茨估計尼古拉耶夫已完全喪失了斗志，便決定馬上行動，吩咐在他的辦公室里提審犯人。 尼古拉耶夫被押進辦公室后，一眼就認出這個內務部的高個子領導，曾与他偶然相識，并馬上意識到自己成了政治陰謀的犧牲品。扎波羅熱茨失算了。他面前這個人，根本不是個被重罪和監禁嚇癱了的膽小鬼，而仍是一個獎傲不馴、無所畏懼的亡命之徒。尼古拉耶夫對扎波羅熱茨直言不諱；說自己并不想反對基洛夫本人，不過，他對自己這次恐怖行劫的成功還是感到滿意，認為他開創了与党內官僚主義和特權階層進行斗爭的新紀元。 這次提審的結局今人啼笑皆非。扎波羅熱茨的辦公室里傳出几聲尖叫，門砰地一聲敞開、扎波羅熱益向接待室逃竄，尼古拉耶夫則手舉座椅，在后面緊追不舍。衛兵們一擁而上，抓住尼古拉耶夫，將他押回了牢房。 沒過多久，看守們就听到尼古拉耶夫的單人囚空有奇怪的響聲。原來，他正在一次又一次地用頭撞牆。身陷囹圄，他想要盡快了此一生一就只能用這种辦法。大概，她以為一死就能使全家免遭迫害和拷問。結果，他被捆起來送進了另一間四壁蒙著被褥的囚室。囚室內從此派上了看守，而且由內務部專門委派的人擔任。到了次日凌晨，扎波羅熱茨還想同尼古拉耶夫談話，但仍舊毫無結果：尼古拉耶夫對他恨之入骨。豈肯与他談話！ 斯大林駕臨列宁格勒，那可是大事一柱。他在斯莫爾尼宮占了整整一層樓。除此之外．內務分局大樓的十多間辦公室也完全歸他使用。這些辦公室跟其他所有房間是完全隔開的。 斯大林一到就辦起案來。他召見的第一個人，是內務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長麥德維基。不言而喻，這一次召見純粹是走過場。斯大林明明知道，此人除了一些明擺著的表面事實之外，對基洛夫被殺的底細一無所知。麥德維基很快就出來了。接著召見的是扎波羅熱茨。斯大林單獨同他談了一個多鐘頭，然后才命令提審尼古拉耶夫。 斯大林審問尼古拉耶夫時，在場的有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內務部經濟局局長米隆諾夫和押送尼古拉耶夫的衛兵。尼古拉耶夫進屋后，就在門邊站住了。他頭上纏著繃帶。斯大林打個手勢，要他走近點，然后注視著他，用溫和得近乎親切的口吻問道： “您為啥要殺害這樣一個好人呢？” 假如不是當時在場的米隆諾夫作證，我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斯大林會這樣提問；這与他平時的談吐習慣格格不入。 “我不是向他，而是向党開火！”尼古拉耶夫堅定地回答道。盡管是在斯大林面前，可他的聲音卻沒有絲毫顫抖。 “您在哪里搞到手槍的？”斯大林繼續問道。 “這事您為什么問我？請問扎波羅熱茨去吧！”又是一個膽大包天的回答。 斯大林气得臉色發青，嘟濃道：“帶下去！”一走到門口，尼古拉耶夫停了停，把頭轉向斯大林，想說什么，但卻被一下子推到了門外， 門剛關上，斯大林就瞟著米隆諾夫，飛快地向亞果達說了聲：“叫他出去！”米隆諾夫沒讓人請就自覺地朝門口走去。几分鐘后，亞果達將門拉開一條縫，把扎波羅熱茨叫了進去。扎波羅熱茨進去与斯大林談不到一刻鐘，就從那不祥的辦公室里跑了出來。他急急忙忙地，甚至對仍舊等在接待室里的米隆諾夫也沒看一眼，就沿著走廊离開了。 對尼古拉耶夫的審訊就這樣徹底失敗了。 顯然，尼古拉耶夫此時已經恍然大悟，知道是內務部唆使他殺害了基洛夫：是內務部派出特務与他“交朋友”，是內務部命令這個“朋友”慫恿他進斯莫爾尼宮。 這就意味著、別再指望對“其洛夫凶殺案”搞什么公開審判了。即使尼古拉耶夫能許諾用自己的口供去誣陷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那這個許諾也靠不住。誰能保證尼古拉耶夫不會再次產生那种曾促使他采取恐怖行動的狂妄和行動？在法庭上，他完全有可能高呼：唆使他殺人的不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是內務部。斯大林不敢如此銳而走險。他只能敦促內務部組織秘密審判。將尼古拉耶夫悄悄處死。 同時，關于凶手的情況；也應對人民有所交待。斯大林當然不會公開宣布，說這個年輕党負的行為是直發的、孤立的，是為了抗議党的官僚主義對他的迫害。只有把他說成是白俄反革命分子的爪牙才比較有利。于是，有關流亡的白匪從波蘭、立陶宛和芬蘭潛入蘇聯進行恐怖活動的神話便出籠了。 當然，斯大林還要竭盡全力消滅因扎波羅熱茨工作馬虎而留下的痕跡。不經審判，他首先下令除掉了“朋友”。其次，傳訊了基洛夫的全体助手，目的在于弄清他們對此案是否知道得太多。但這些助手都很老練，早已明白，在這种事情上自作聰明，以表明自己目光敏銳，無异于是取滅亡。在他們的談話中，引起斯大林注意的只有一個細節：他們听到槍聲從會議廳沖到走廊上時，發現基洛夫的隨身警衛部不在現場，而且，剛把基洛夫從會議廳叫出去的那個鮑利索夫也無影無蹤，過后再也沒看到過他。 其實，鮑利索夫的突然失蹤并沒有什么神秘之處。由于對內務部在組織這場謀殺中所起的作用略知一二，他被扎波羅熱茨抓起來了。我無從判斷鮑利索夫究竟知道些什么，但這一事實本身已使人心寒，要知道，鮑利索夫素以絕對忠于基洛夫而出名。如果他為討好扎波羅熱茨而有意出賣自己的“主人”，那就太不應該了。 斯大林知道鮑利索夫已經被捕并關在內務部列宁格勒分局大樓里。在問過基洛夫的助手們之后，他便來到分局大樓，提審鮑利索夫。他們的談話很短。鮑利索夫后來很快就被斯大林指使的人秘密除掉了。就這樣，斯大林迅速滅掉了兩個證人。 斯大林以專車將基洛夫的遺体運到了莫斯科。為了与遺体告別，盛殮尸体的棺木就按歷來的規矩安放在蘇維埃之家的大廳中央。据報導，斯大林守靈時，因失去朋友和戰友而万分悲痛，并怀著對基洛夫的深切“愛戴”，几次俯身親吻死者。其實，他這個曾在神學校里上過學的人，這時不會意識不到，他這親吻無异于猶大印在耶穌額上的吻。 扎波羅熱茨在完成委托給他的秘密任務時，干得如此笨細，內務部又在謀殺基洛夫時留下痕跡，這一切迫使斯大林一度放棄了指控原反對派領袖殺害基洛夫的念頭。但斯大林的退卻歷來都是暫時的。匆匆處決了直接凶手和秘密除掉了一些知道或怀疑內務部在此案中所起作用的旁證之后，斯大林又覺得平安無事了，于是決定重新回到起初策划的陰謀上。這一切事情處理得非常快，僅從官方的新聞報導就看得出來。起初還說基洛夫死于白衛恐怖分子之手，沒几天就突然改變了腔調。其實，這并不奇怪：斯大林制造這宗案件。就是要盡快治罪于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原反對派領袖。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舉行的一次秘密審判，根本沒能提出任何可以證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參与犯罪的證据。然而。在軍事法庭的高壓及斯大林的幫凶亞果達的不斷訛詐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只好同意對這一凶殺案承擔政治上和道義上的責任，不過同時否認曾經參与此案。可是法庭卻在這极不可靠的依据上，對他們作出了有罪判決：兩人都被判處五年徒刑，關進了集中營。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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