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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卡爾·拉獨克



  在被押上第二次莫斯科審判的被告席的著名話動家中,卡爾·拉狄克也算一個。可是,在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的圈子里,他并不享有多大的威望。究其原因,大概首先是由于他在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的過程中毫無建樹,其次則可能是因為他在老布爾什維克眼里是個不怎么嚴肅的人。雖然他也被視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名的活動家之一,但任何一個人心里都非常清楚,他天生就特別喜歡吹牛皮,說大話,自我炫耀,裝腔作勢,很令人討厭。

  他有一個習慣;無論發言還是作報告,總要天南海北地夸夸其談,极力顯示自己是個重要人物。同時,為了嘩眾取寵,特別愛穿插一些低級的,并非總那么文雅的笑話。這些庸俗手段卻降低了他的名譽,當然,不是在党的上層人物的印象里,而是在普通党員和共青團員的心目中。

  盡管如此,絕不能說拉狄克毫無才華。實際上,他知識淵博,消息靈通,能夠在需要時從自己的記憶中抖落出大量有關任何一個國家、政党、事件或政治家的情況。在國際關系領域,他是公認的權威性專家,他提出的有關對外政策的意見,常被政治局所采納。党內還廣泛流傳著這樣一件事:一九一九年,拉狄克曾警告列宁不要進攻波蘭,他預言說,紅軍如果發動進攻,必將遭致慘敗,因為整個波蘭,甚至包括工人階級,都會奮起保衛自己的祖國。事實證明了拉狄克的這一預言,連列宁本人后來也承認說,政治局犯了一個大錯誤,那就是沒有認真听取技狄克對形勢所做的精辟分析。

  其實,拉狄克真正的天才,應該是在辦刊物寫文章方面。他雖然說話還帶有很濃的外國腔,卻學會了用俄文寫作,而且寫得十分地道。

  然而,列宁始終堅持認為,不能將真正重要的党政職位托付給拉狄克。因此,拉狄克既沒當過哪個部的人民委員,也沒去哪個大的州或市任過党委書記。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拉狄克缺乏踏踏實實的作風和有條不紊的工作能力,而且通事不冷靜,嘴巴又不緊,很難保住党和國家的机密。當年,几乎每當政治局要討論什么絕密問題時,列宁都要吩咐對拉狄克保密一天或几個小時。所有這一切,使得政治局主要把他當作一個天才記者來使用,讓他擔任一些与外交部業務有關的職務。

  當党內出現所謂左翼反對派的時候,拉狄克經過一番猶豫,最后投到托洛茨基麾下。一九二七年底,即反對派失敗之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那里,他還憤怒地發出過許多措詞強硬筆鋒銳利的書信和聲明,堅決反對斯大林的路線,并號召反對派成員“堅定不移地挺住”。一九二八年,當他听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口誅筆伐道:

  “他們投降了,強奸了自己的信仰。信奉謊言者就不可能再為工人階級服務。我們剩下的人,應該永遠說真話。”

  然而,他自己就沒能“永遠說真話”。僅僅在西伯利亞呆了一年半,他就因為害怕被無限期地流放而決定向斯大林繳械了。他想以此舉來換取自己的自由。

  對那些投降較早的反對派成員,斯大林提出的條件要寬容一點。他們只需要在一份悔過書上簽字,承認自己背离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路線,聲明斯大林的政治路線是正确的。而對于拉狄克來講,由于他投降的時間要比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晚得多,就不得不接受苛刻得多的條件:除了簽具悔過書外,還要承擔寫文章攻擊反對派的義務。因此,從那以后,為了贏得斯大林的信任和恢复自己過去在党內的地位,拉狄克便開始竭盡全力地用自己的筆杆子去為斯大林效勞。

  拉狄克在西伯利亞時,曾給當時還在阿拉木圖流放村的托洛茨基寫過一封表示愿意效忠的信,信上說:

  “我們決不能默默地,無所作為地眼看著獻身于工人階級事業的戰士和十月革命的領袖被虐待狂燒死!”

  可是,這封信寫后還不到一年,同樣是這個拉狄克,為了討好斯大林,竟開始往托洛茨基身上潑污水,罵他是革命事業的叛徒和共產主義的背叛者。直到一九三七年莫斯科審判開始之前,拉狄克都是斯大林的忠實助手,幫他策划了一次又一次的誹謗托洛茨基的宣傳戰。

  一九二九年,拉狄克結束流放生活回到莫斯科之后不久,在內務部外事局工作的雅科夫·市柳姆金到他家去看望他。他倆是國內戰爭中的老相識。市柳姆金認為,拉秋克雖然已向斯大林繳械,但內心一定還是個忠誠的,意志堅定的革命者。所以,他向拉狄克透露,打算利用最近到土耳其出差的机會,去見見已被蘇聯驅逐出國的托洛茨基,同他交換一下意見。

  拉狄克立即意識到,命運為他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机會,使他既能向斯大林表明自己的忠心,又能一下子恢复自己過去的地位。布柳姆金前腳剛走,他后腳就進了克里姆林宮,向斯大林匯報了布柳姆金的打算。斯大林听后惊恐不已:准備為托洛茨基而冒殺頭之險的人,居然連內務部里也存在!他立即召見并命令亞果達,對布柳姆金實行嚴密監視,查明后者出國之前將同哪些反對派領袖接触。斯大林企圖以此弄清哪些反對派成員只是口頭上放棄了反對派立場,抓住他們陽奉陰違的把柄,然后安上兩面派的罪名,重新發配西伯利亞。

  布柳姆金是個很有經驗的間諜,所以,亞果達不相信一般的特工人員能監視住他,便決定使用另一种手段來弄到斯大林要求的情報。在与外事局局長商量以后,亞果達將該局一位名叫莉扎的工作人員見到自己的辦公室里。莉北是個年輕漂亮的姑娘,早就受到了布柳姆金的“特別關照”。亞果達要求莉扎主動向布柳姆金靠近,并故意向后者流露自己對党不滿和同情托洛茨基的情緒。亞果達的意圖很明顯,即用“美人計”去套出布柳姆金的計划,看他打算如何去見托洛茨基,回國后又打算同哪些反對派領袖聯系。亞果達還告誡莉扎,為了党的利益,她必須拋棄一切世俗偏見,盡量同布柳姆金建立起男女間的那种關系。

  布柳姆金的生活作風并不特別檢點,當然不會拒絕這個向他奉獻身心的漂亮姑娘,不過,即使在同會共枕之時,他也沒對她提起過任何有關托洛茨基及其他反對派領袖的情況。亞果達的暗探跟蹤了他的每一步行動,包括同莉扎的幽會,可是一次也沒發現他去見過哪個反對派領袖。

  莉扎与市柳姆金的羅曼史持續了三個星期。在這以后,既然一無所獲,亞果達只好下令外事局“派”布柳姆金去土耳其出差,然后在去車站的路上逮捕他,叫他連莫斯科也出不了。結果,布柳姆金和按人之常情前來“送”他的莉扎,在去火車站的半路上被截住。布柳姆金被直接投入大牢。在審訊中,他維護了自己做人的尊嚴,并以惊人的勇敢走向刑場。在生命即將完結之際,布柳姆金及時地高喊了一聲:“托洛茨基万歲!”

  很快,“机關”又獲悉,拉狄克出賣布柳姆金的行為和后者被捕遇害的消息不知怎么傳到了反對派領袖們的耳朵里。亞果達立即組織專案調查,結果查明,泄私者是秘密政工局的干部拉賓諾維奇。這個反對派的暗中支持者也未經審判就被槍決了。

  這兩起事件也傳到了流亡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耳里。拉狄克的罪惡之重,無异于一個專門向斯大林偵緝机關出賣朋友和同志的奸細。對于他來講,已經不可能求得反對派的寬恕了,他只剩下一條路——將自己的命運永遠綁在斯大林的戰車上。

  秘密槍斃布柳姆金,這是一九二九年的事情,它在所有知情者的心里產生了极大的震惊和极坏的影響。要知道,在蘇聯的歷史上,這是首次槍斃一個同情反對派的布爾什維克党員。几乎所有的老布爾什維克,甚至包括那些与反對派毫無牽連的人,都不再与拉狄克拉來.連路上碰見也不打招呼。老同志的敵視使得拉狄克更緊地貼向斯大林,而自從下令槍斃布柳姆金之后,斯大林也确實開始視拉狄克為自己的忠實奴仆。

  這樣,一篇篇討伐托洛茨基的最無恥的誹謗文章和最惡毒的攻擊徽文,源源不斷地從拉狄克筆下炮制出來。早在一九二九年,即距离莫斯科審判鬧劇還有七年,拉狄克就在公開言論中把托洛茨基罵成了猶大,“英國間諜机關的走狗”。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這股污蔑漫罵的濁水也成几何級數迅猛膨脹。

  拉狄克的賣命之勞,贏得了主人的獎賞:他重新獲得了走進克里姆林宮的殊榮(甚至給他發了長期通行證)。他又開始在斯大林的辦公室甚至別墅中拋頭露面,得意非凡。后來,當他在法庭上回答國家公訴人的問題時,稱這段時期是“我居心險惡地打入權力中心”。

  一九三三年,拉秋克以其特有的文學天才,寫了一本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筑師》的小冊子。在這本別出心裁的小冊子中,拉狄克用歷史教程的形式,跨越時間,通過后人對前輩的追憶,即某位二十世紀六十或七十年代的著名史學家對歷史的回顧,塑造了斯大林作為變革人類社會的偉大天才的光輝形象。

  拉狄克發現,斯大林一直在不擇手段地篡改革命的編年史,偽造自己的履歷,以便把自己打扮成十月革命的英雄和領袖,國內戰爭的戰略家和常胜將軍。拉狄克明白,同一切犯偽造罪的人一樣,斯大林的內心深處也充滿恐懼。無論他多么巧妙地篡改史料,無論他多么無情地銷毀歷史文件及消滅活證人和十月革命的老戰士,都不能擔保將來不會出現公正的,善于區別謊言和史實的歷史學家。于是,拉狄克決定編造一部未來人的歷史教科書,讓斯大林能在有生之年看見自己在歷史這面鏡子中的形象。應該承認,拉狄克主動攬下的這項任務完成得相當漂亮。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筑師》一書中,他就象個高明的魔術師,用了瞞天過海的魔術,在斯大林眼前拉起了一幅神秘莫測的銀幕,使斯大林心滿意足地看見了自己那光輝無比的、令世上一切偉人都相形見細的形象。

  此時的斯大林,對充斥蘇聯文學和報章雜志上的那些千篇一律的頌歌和贊美詞已經听膩了。因此,當他看見拉狄克這本別出心裁的小冊子之時。禁不住心花怒放。他命令大量出版這本書,讓它成為全國所有党支部的必讀物,還責成中央宣傳部對此予以監督。

  拉狄克的命運之星又亮了。他被任命為《消息報》主編和政治局負責對外政策的高級顧問。中央委員會還得到指示,在全党廣泛宣傳拉狄克其人,并組織一系列演講會,听他談論國際關系問題。這些講演稿后來也整理成冊,正式出版,印數達几百万冊。一九二七年曾親自逮捕過拉狄克的亞果達,現在對自己這位過去的“階下囚”也變得畢躬畢敬,一個一口“卡爾·伯恩哈多維奇”。有一次,一個老布爾什維克不無嘲諷地對我說:“您瞧瞧那個拉狄克!哼,如果沒有參加過反對派那段歷史,他今天絕不會如此官運亨通!”

  然而,一九三六年,當拉狄克為斯大林子完這一切之后,斯大林還是下令逮捕了他,不僅如此,還把他作為托洛茨基的心腹走狗送上了法庭。這可是我完全沒預料到的。有人說,斯大林這樣干是由于難忘舊惡。可是這种解釋未免失之偏頗。我認為,斯大林之所以要踢開拉狄克,主要是因為他要沿著自己那條總路線——消滅一切曾屬于“老近衛軍”的人——一走到底。

  拉秋克對自己的被捕不能不義憤填膺:“這太不公平了!我為他干了那么多的事呀!”拉狄克苦苦央求,讓他同斯大林談一談,但被拒絕了。他又給斯大林寫了一封長信,還是沒有回音。

  拉狄克意識到,欲要喚醒斯大林的良心只是徒然的,于是,他又努力去實現另一個企圖:對偵訊机關曉以利害,讓他們打消對他起訴的念頭。拉狄克的理由是非常合乎邏輯的:既然他對托洛茨基進行過那樣惡毒的口誅筆伐,怎么會突然又成了后者的同路人和心腹走狗呢?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實,不用他拉狄克說,內務部的頭頭們又何嘗不是這樣認為的?可是,“主人”一心想看見拉狄克作為被告人出現在法庭上,他們只能滿足他的這一古怪念頭。

  拉狄克本來并不堅強,可這場奇恥大辱使他變得异常固執。為了“加工”拉狄克,內務部投入了一大群偵訊人員,其中包括以殘忍出名的別爾曼和小克德林,甚至對他展開了“車輪戰”。可拉狄克卻挺住了,這不能不使偵訊人員万分惊奇。而且,無論偵訊人員如何侮辱拉狄克的人格,他都能默默忍受。只有一次,某個審訊員故作庄重地,慢條斯理地向他宣布,他們已經認定拉狄克是托洛茨基在蘇聯國內的秘密代表,拉狄克勒然大怒,并拒絕再同這個審訊員講話。

  一九三七年二月,我從內務部外事局局長嘴里,听說了一場曾經發生在拉狄克与秘密政工局局長莫爾恰諾夫之間的极為罕見的鬧劇。

  有天夜里,在提審拉狄克時,莫爾恰諾夫步步緊迫,狂怒的拉狄克再也忍受不了了,他用拳頭猛擊桌面,斷然宣布道:

  “好吧!我這就簽字,要我簽什么我就簽什么!我承認自己曾企圖殺死全体政治局委員,還想把希特勒扶上克里姆林宮的寶座。但我必須在我的供訴中補充一點么一個小小的細節,即除了你們強加于我的同伙之外,我還有一個同党,這個人姓……莫爾恰諾夫……是的,一點不錯,就是莫爾恰諾夫!”拉狄克歇斯底里地狂喊起來。“听著,既然您認為必須要有人為党的利益會犧牲,那就讓我們兩人一塊去犧牲,去死吧!”

  莫爾恰諾夫的臉色頓時變成了一張白紙。他的狼狽樣子使拉狄克非常滿足。

  “您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嗎?”拉狄克繼續說道。“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向葉若夫提出這一條件,他一定很樂意接受。要知道,對于葉謹夫來講,當問題涉及党的利益之時,一個莫爾恰諾夫的生命算得了什么!為了讓象我拉狄克這樣的人物答應出庭,他會一聲不響地再添上順帶整治莫爾恰諾夫的指示!”

  內務部領導們确信,為把拉狄克送上法庭的准備工作不能再這樣拖延下去了。他們強迫另一名被告人——原駐英國大使格里哥里·索柯里尼柯夫出來“感化”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屈服得很早,因為他有一個年輕的妻子和前妻留下的二十三歲的儿子,他得為他們的命運負責。他同意去見拉狄克。談話是在審訊員的面前進行的,后來以兩名被告對質的形式筆錄了下來。但筆錄對這次談話的真實內容只字未提,審訊員只是寫道,索柯里尼柯夫回答了他的問題,供認了一切,并指明拉狄克是同伙。

  不管他倆談了些什么,索柯里尼柯夫的態度對拉狄克后來繳械投降确實起了決定性作用。早在列宁時代,索柯里尼柯夫就成了党中央委員。作為一名政治家,他素以嚴肅和穩健而著稱,在革命的緊要關頭和在國內戰爭中,他從不輕率地作出決定。所以,當性格軟弱、思想輕浮的拉狄克在被折磨得筋疲力盡,走投無路之時,辦事穩健并敢于堅持己見的索柯里尼柯夫很容易就成了拉狄克仿效的榜樣。

  當然,拉狄克也非等閒之輩,要他同意出庭,就得滿足他的一些要求,而且這些要求絕不能比索柯里尼柯夫提出并已得到滿足的條件差。他從索柯里尼柯夫那里得知,后者曾爭取得面見斯大林的机會,而且還得到了斯大林的親口許諾。拉狄克也同樣提出要保全其生命的要求,但光是內務部頭頭答應還不行,必須要斯大林的親口許諾,只有在這要求得到滿足后,他才同意在“供訴”上簽字,并出庭受審。

  可是斯大林卻不愿見他拉狄克。顯然,這將是一個极其難堪的場面,斯大林再是不知羞恥,也會感到難為情,盡管他很少有難為情的時候。拉狄克案件的“偵訊”工作已拖了兩個多月,但他始終堅持要見“主人”一面。最后,葉諾夫只好對拉狄克說,如果他認為這樣做确有必要,那就請他先給斯大林寫一封信,并在信中注明他打算承認哪些罪行。拉狄克照辦了,不知怎么卻被葉諾夫打了回來。他只好重新寫, 而且這一次是在葉若夫親自“指導” 下寫成的。我至今還弄不清楚,為什么“机關”對這封信如此看重。

  又過了几天,斯大林終于駕臨內務部大樓,并在葉若夫陪同下,同拉狄克做了一番長談。談話一結束,拉狄克就被直接帶進克德羅夫的辦公室,在那里恭候他的,是一份早已備好的審訊筆錄。拉狄克認認真真地看完為他准備的供詞,然后突然拿起筆,在上面涂抹起來。根本不理睬克德羅夫的干涉。后來,他顯然為這种修改感到討厭了,便大聲說:“這些玩藝儿要不得,拿紙來,我自己寫!”

  于是,拉狄克親自動筆,自己提問,自己作答,很快就炮制好一篇審訊筆錄,然后瀟洒地把那几頁紙一扔。偵訊人員們拿過來一看,頓時喜出望外。連內務部頭頭們后來也沒對拉狄克的“作品”做任何修改。

  几天以后,拉狄克又發揮出自己的創造性,寫了一份補充材料,說是他在執行托洛茨基的指令的同時,還在一次宴會上向某個德國外交官證實,反蘇地下“聯盟”确實授權托洛茨基去同德國政府談判,并确實打算把托洛茨基所答應的那片國土割讓給德國。

  在拉狄克開口之前,所謂的“反蘇陰謀”早已畫好,現在,他又來添上這么几筆,害得几個主要被告人以前所作的供訴几乎全部改寫。從這以后,拉狄克居然成了葉若夫的私人顧問,專門負責完善所謂反蘇陰謀的神話。确實,經過他的一番努力,這一神話听起來更富有戲劇效果,措辭也更加完美了。

  為了討好斯大林,拉狄克還編造出一個細節,并作為對索柯里尼柯夫的交待的補充,獻給了斯大林。根据這一杜撰,某個日本外交官曾在一次正式拜訪索柯里尼柯夫時。問這位當時的外交部副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向德國提出的建議是否可靠;而索柯里尼柯夫則向這位日本外交官證實說,托洛茨基确實被授予過進行這一談判的權力。對拉狄克的這一謊言,斯大林十分滿意,索柯里尼柯夫卻不得不在上面落下自己的名字。

  但拉狄克對偵訊工作所做出的最大貢獻,還在于協助審訊人員說服了尼古拉·穆拉洛夫。后者曾是托洛茨基的私人朋友,也是國內戰爭中的名將。在拉狄克的蠱惑下,他也不得不為誣告托洛茨基做了偽供。

  從素質上看,拉秋克絕對成不了一個真正的陰謀家,但他卻最适合在斯大林的法庭上扮演一個陰謀家。為了演好這一角色,他真可謂廣取博覽,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材料。作為一個天才的煽動家,他歷來就認為真理和謊言都是用來達到目的而不可少的手段。詭辯和雄辯都是他的拿手好戲,他過去就經常玩弄魔術大師的幻術,巧妙地把白的說成黑的,或把黑的說成白的。現在,當他表面上是“為了党的利益”而實質是為了保住自己的腦袋而答應斯大林到法庭上去撒謊之后,就決心更加積极地,以一個优秀運動員的拼勁去履行自己的“義務”。無論在什么場合都要出風頭,這本是他的典型作風,現在,他又想到法庭上去獨占鰲頭了。甚至連扮演一個可悲的波告人,一個被指控的殺人犯和間諜,也被他視為一种出人頭地的机會,一种同其他被告人,甚至同檢察長展開精神競爭的机會。

  在法庭上,拉狄克的表演是那么精彩,演技是那么完美,以致許多不明真象的人都相信了他的鬼話。其他被告人在向法庭交待罪行時,一個個有气無力,慘兮兮的,活象在念誦一篇早被遺忘的古代史講稿一樣。而拉狄克簡直把戲演活了。他力圖把真正的激情注入自己所講的一切之中,似乎他講的完全是事實,而且剛剛才發生不久。

  作為一個天才演員和出類拔萃的心理學家,他在開始陳述時,避口不談那些据說是与其他被告人一塊密謀過的罪行,也不講所謂托洛茨基給他的密信的內容。真的,他确實沒談這些,而是首先向法庭羅列出一大堆使他困惑的疑問,令他揪心的痛苦。他說,這些疑問和痛苦,早在“党內斗爭學說”將他一步步引向不能自拔的犯罪泥坑之時,他就感覺到了。

  當著整個法庭里的听眾,他聲嘶力竭地表號,毫不留情地痛罵自己。他現在總算明白了:他所干的一切,完全是喪失了理智……他所使用的手段,根本不能使他達到自己的目的……他早就意識到,即使他和他的同伙幫助希特勒取得了胜利,希特勒也絕不會讓他們上台.只會把他們象“被擠干的檸檬”一樣扔掉……

  拉狄克向法官們訴說,國家在斯大林英明領導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給了他拉狄克很大的影響,使他認識到自己在托洛茨基慫恿下犯了滔天大罪。他憤怒地高喊:

  “難道為了托洛茨基那雙漂亮的眼睛,國家就應該回到資本主義去嗎?這簡直是無稽之談!”

  拉狄克還譴責說,正是托洛茨基的罪惡指令,把他和其他的陰謀集團頭頭推上了絕路。他們這些曾忠心耿耿地為革命工作過几十年的老布爾什維克,現在怎么突然成了反蘇地下組織的陰謀家呢?如何去向反對派的成員們解釋,說他們現在應該為法西斯德國戰胜蘇聯人民而奮斗呢?啊,這完全是喪失了理智。執行托洛茨基的指令,其結果只能激怒組織的一般成員,促使他們向內務部揭發整個陰謀……

  “我覺得自己好象置身于一家瘋入院中!”拉狄克說。

  “那您采取過什么解脫措施嗎?”國家公訴人維辛斯基插進來問道。

  “唯一的出路應該是去找党中央,坦白罪行,交待出全部參与者。可我沒這樣做。我沒去找國家政治保安總局,但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卻找到了我。”

  “這一坦白很有說服力!”維辛斯基回應道。

  “這一坦白也很痛苦,”拉狄克明确地說。

  為了保命,拉狄克不僅完成了,而且超額完成了斯大林的指令。可是維辛斯基對此還不滿足。他認為,檢察長的任務,就是要在法庭上向已經被打倒在地并叩頭求饒的被告人發動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擊。維辛斯基巧妙地提醒拉狄克:可別忘了,你曾經拒絕主動地交待罪行和供出同伙,而且,被捕后三個多月一直否認自己參加過陰謀集團。

  “試問,難道您的這些抗拒行為能讓我們把您剛才說的那些‘疑問’和‘痛苦’當真嗎?”

  維辛斯基的這一挑釁激怒了拉秋克,他立即反唇相譏:

  “是的,如果您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您所得知的陰謀行動計划和托洛茨基的密令都是出自我一個人之口,那您當然可以不把我的那些話當真……”

  在這里,拉狄克故意放出個危險的信號,用“出自我一個人之口”這句話威脅維李斯基:無論是內務部還是您這個國家公訴人,除了我的口供,就再無任何可以指控我拉狄克和其他被告人的證据了!

  拉狄克有充分的理由證明,所謂“托洛茨基的指令”的著作權,非他莫屬。要知道,在所有的被告人中,只有他一個人推翻了審訊員克德羅夫為他預備的“口供”,并親筆在紙上“創作”出有關“指令”的新說法,當然,這是在同斯大林單獨談話之后。拉狄克的這一突然發怒和有關自己為全案立下的特殊功勞的暗示,搞得法庭和檢察長万分恐慌,手足無措。為了避免更多的麻煩,審判長馬爾利赫赶緊宣布休庭。

  拉狄克向斯大林卑躬屈膝,在法庭上又竭力幫助檢察長,從而給人造成這樣一种印象,似乎他已完全墮落成不知廉恥的小人,根本不在乎外界將他說成怎樣。然而,如果仔細分析一下拉秋克在法庭上的講話,就不難發現,在他這种瘋狂的自我揭發后面,卻隱藏著一個相反的目的:讓全世界意識到,起訴是毫無根据的,法庭缺乏任何可以證明被告有罪的真實證据。

  直到這場審判鬧据終結,它的導演們似乎也沒察覺出狡猾的拉狄克的真實意圖。他一直在用自我誹謗和對托洛茨基的激烈攻評迎合和麻痹檢察長和法官,不讓他們發現他那掩飾得很巧妙的,然而卻是危險的,足以推翻整個指控的“夾帶”。

  直到作最后陳述時,拉狄克才終于輕撩帷幕,暴露了一點自己的鬼把戲。在陳述開始時,他仍然毫不含糊地認罪不諱:

  “一個具有理智的成年人犯了叛國罪,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他開脫的。我曾試圖尋找減輕情節為自己開脫,結果徒勞無益。一個投身工人運動三十五年的人,既然承認自己背叛了祖國,就不可能再用什么方法來為自己的罪行辯解了。我甚至不能說,是托洛茨基把我拖下了水,這不是什么理由,要知道,當我認識托洛茨基的時候,我已經是成年人了,已經具有完全定了型的信念。”

  就這樣,拉狄克按把答應過偵訊人員的供詞獻了上去,從而麻痹了檢察長的警惕性。他玩弄了一种戰術,為自己贏得了机會,使自己有可能大聲講出一些完全出乎審判組織者意料之外的東西。拉狄克接著就向法庭宣布,盡管他同意檢察長指控的主要罪名,但對維辛斯基把被告們都說成是貨真价實的匪徒這一意圖,他還是要表示抗議。

  “檢察長說,坐在被告席上的這些人純系匪徒和間諜,我對此提出抗議!現有兩個人提供的證据,一是我本人的交待,我承認自己收到過托洛茨基的指令和信件(遺憾的是我把它們都燒了);二是皮達科夫的.他承認自己同托洛茨基談過話。其他被告人的供認全是根据我們兩人的口供作出的。既然同您打交道的全是貨真价實的匪徒和間諜,那么訪問,您憑什么确信我們說的都是真話呢?”

  拉狄克的這席話,無异于給了斯大林一記響亮的耳光。

  但是,盡管有過這樣一些短促而有力的攻擊,拉狄克畢竟還是為斯大林策划這一審判鬧劇立下了難以估价的汗馬功勞。總的來看,他還是圓滿地完成了斯大林交給他的任務。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凌晨,拉狄克同自己的同志們一道,從被告席上站起來听候判決。在烏爾利赫宣讀判決書時,所有被告人全部專注得連呼吸都停止了。在念完判決書上的定罪部份后, 烏爾利赫開始依次宣布對每個被告人判處的刑罰:“……死刑,”“……死刑”。當念到拉狄克時,他宣布“……剝奪自由十年。”

  拉狄克頓時眉開眼笑。宣判完畢之后,他轉身向其他被告人聳了聳肩,負疚地笑了笑,似乎為自己的成功有點不好意思。他向听眾們送去的,也是這种負疚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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