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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蘇聯報紙公布第二次莫斯科審判的被告們被執行判決的當天，內務部秘密政工局一名參加過偵訊工作的干部自殺了。他曾留下遺書∼封，但其內容人們不得而知。于是，內務部工作人員中出現了傳聞，說自殺者是由于{受到了良心的折磨”。 過了不到兩個月，高爾基市內務分局局長波格列賓斯基又開槍自盡。在第一次莫斯科審判的准備過程中，他曾親自率人逮捕了該市馬列主義學校的几名教師，并強迫他們承認自己曾企圖在“五·一”游行時暗殺斯大林。 其實，波格列賓斯基并不是個殘酷無情的刑訊逼供者。他天性善良，性情溫和，雖然也被迫執行過一些所謂的“党的任務”。正是他提出了用勞動改造犯人的思想：專門為刑事犯建立勞動公社，讓他們在其中得到改造和幫助，重新開始誠實的生活；為無家可歸的儿童建立勞動學校。他的這种思想在電影《走向生活》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并在國內外得到了廣泛的宣傳和高度評价。波格列賓斯基同高爾基交往甚密，雖然還談不上友誼深厚。后者也曾經被蘇聯這种“改造人”的思想所吸引。 波格列賓斯基自殺前，曾留下一封寫給浙大林的信。由于這封信曾經過好几個內務部重要干部之手才交到克里姆林宮，所以人們對其內容略有所知。在信中，波格列賓斯基寫到： “我用一只手將刑事犯改造成誠實的新人，卻不得不服從党的紀律，用另一只手去給我國最誠實的革命家扣上刑事犯的帽子……” 這類自殺絕非波格列賓斯基等一兩個人。從三十年代初起，內務部工作人員的自殺事件就日漸頻繁。特別是在秘密政工局那些曾經“成功地”鎮壓過反對派的干部中間，自殺事件更是屢見不鮮。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烏克蘭內務分局秘密政工處處長科澤利斯基的自殺。他是在莫斯科審判以前結果自己的。科澤利斯基出生在波蘭一個天主教家庭中。他有個四歲的儿子，被他視為至寶。有一次，儿子得了重病。為了救他，科澤利斯基請來了蘇聯最好的醫生。雖然經過三次頭骨環誰手術，孩子仍然未能得救。儿子的死拖垮了父親——科澤利斯基開槍自殺了。他在遺書中寫道：作為父親，他曾逮捕并流放了許多無辜的人，為他這些罪孽，上帝懲罰了他的儿子。 從党性上看，這份遺書是一個异端分子的可恥的表白，盡管如此，科澤利斯基死后卻沒被定為“鑽進党內的异端分子”。當局找到了一种更為合适的結論：宣布他由于精神分裂而變成了“神秘主義者”。烏克蘭內務分局還為他舉行隆重的葬禮，他的家人也拿到了養老金。 其實，在准備莫斯科審判的全過程中，如果內務部領導們能認真分析一下斯大林下達的各項指令（不僅僅是從純業務的，偵訊的角度上去分析，而且還要帶有這樣一個目的——分析斯大林的各种想法和秘密計划的性質），他們就一定會惊奇地發現：斯大林最終還要消滅他們這批人，因為他們直接參与過消滅列宁的老近衛軍的陰謀活動，是斯大林各种罪行的不受歡迎的見證人。而且，斯大林還要消滅那些曾經為這場審判鬧劇出過力的小人物，因為他們一旦成為證人，就完全能夠把斯大林消滅內務部首腦机關的計划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過去，當米隆諾夫將賴因霍爾德誹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供過交給斯大林審查時，斯大林就曾命令他在供過上作過如下補充；“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認為，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很可能已經掌握了他們組織策划反國家陰謀的情況。因此，他們認為在奪取政權后的首要任務就是消滅一切可能留下的罪證。為此，他們將任命巴卡耶夫為國家政治保安總局主席，并建議授權他從肉体上消滅一切曾直接實施暗殺斯大林和基洛夫的人員，同時消滅那些了解犯罪預謀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工作人員。” 內務部領導和偵訊人員都非常清楚，李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根本就沒殺過什么人，也沒打算殺什么人。因此，看了斯大林要求在賴因霍爾德的供訴中增加的這段話，他們應該得出這樣一個极其重要的，對他們來講更是生命攸關的結論；按照斯大林的邏輯，一切為奪取政權而不惜用暗殺來消滅政敵的政客，都必須不擇手段地消滅自己犯罪的全部痕跡，包括毫不留情地干掉其暗殺指令的執行人。米隆諾夫在賴因霍爾德的供訴上補寫斯大林的這段話時， 怎么就沒悟出斯大林在這話里暴露（當然，這對他來講是极其罕見的）了自己恪守不渝的秘密原則呢？ 內務部頭頭們都明白，導演審判鬧劇的不是別人，正是斯大林本人！因此。他們完先應該悟出，斯大林在消滅自己的政敵之后，必將殺人滅口——干掉一切參与策划及了解莫斯科審判鬧劇的知情人，哪怕后者是內務部的領導和一般工作人員。 可怜啊，這些契卡！他們就象一群忠實的獵犬，只知賣力地追蹤獵物，卻不戒備自己身后的獵手。他們想不到斯大林會如此狠毒和奸詐，也就不可能利用自己机關的強大力量來挽救自己的生命。 清洗內務部，從肉体上消滅一切了解莫斯科審判內幕的干部，這無异于一次大戰役，其“作戰計划”是斯大林同葉若夫一同精心制作的。早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糊里糊涂的亞果達就被斯大林的寵臣葉若失取代了。這位新上任的內務人民委員一到內務部，就把自己從中央帶來的三百多人分散到部屬各分局和各地方分局去擔任副局長。對這种“摻砂子”的作法，政治局作了冠冕堂皇的解釋：“為了把內務部的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可實際上，這是為了取代那些注定要被清洗掉的內務部人員。 葉若夫剛上任的頭几個月，從表面上看，同亞果達手下那些領導干部在工作上配合得還蠻不錯。不管怎么說，這幫人對葉若夫來講還是不可缺少的，要知道，第二次莫斯科審判正在准備之中、摻進來的“砂子”還需要學習和掌握偵訊業務。 大規模清洗契卡的行動，是在第二次審判之后才開始的。在行動中，為了斬草除根，不僅消滅了那些确實了解斯大林罪行的契卡干部，而且還干掉許多可能了解這些罪行的工作人員。首先被逮捕的，是內務部的上層人物。 一九三七年三月的一天晚上，葉若夫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出席會議的人，主要是亞果達時期的几個副人民委員和內務部几個主要分局的局長。這些人被告知，中央委托他們分別前往各州市，考查州市党委會領導干部的政治表現。葉若夫向他們詳細介紹了這一任務的要求，當場分發了中央委員會的委任書，然后命令他們即日奔赴指定州市。沒被分派這一任務的分局領導，只有四人：外事局局長斯盧茨基，邊防軍司令、斯大林私人衛隊隊長保克爾、莫斯科州內務分局局長斯坦尼斯拉夫·列堅斯（后者系斯大林的連襟）。 第二天上午，所有得到委任的局長都离開了莫斯科。然而，他們誰也沒能到達指定的州市：火車剛開到莫斯科郊外第一個車站，他們就在自己的包廂里被秘密逮捕，押進汽車，送往郊外的一所監獄。兩天以后，葉若夫又故技重演，召集各主要分局的副局長，命令他們立即出發去執行同樣的任務。 各分局領導人失蹤的消息，直到几個星期之后才“反饋”到剩下的內務部工作人員耳里。而葉若夫這時已及時地調換了內務部的衛隊，撤換了分布在莫斯科市內和市郊各地的內務部隊的指揮官。在新任命的指揮官中，絕大部分是從外高加索內務分局抽調來的格魯吉亞人。 為了防止內務部原來的工作人員逃竄國外，葉若夫命令外事局停止發放出國證件，并把這一權限收歸自己的秘書處。与此同時，他還罷免了內務部航空隊原來的指揮官，以此杜絕契卡人員在絕望中乘飛机逃出國的可能。 由于害怕內務部人員在絕望中挺而走險，葉若夫在內務部大樓側面构筑了工事，還為自己搞了支龐大的衛隊。每個想進入他的辦公室的人，都得先乘電梯上五樓，然后沿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到另一個樓梯口，順著梯子下到一樓，再穿過一條走廊，才能乘輔助電梯升到三樓，進入葉若夫的接待室。在這個迷宮中，來訪者將三番四次地被衛兵擋住檢查證件。任何人都得受檢，無論內部人員還是來找葉若夫辦事的外單位官員。 在完成了這些防備工作之后，葉若夫便開始肆無忌憚地放手清洗契卡了。凡是參加過莫斯科審判的預審工作的偵訊人員，以及其他知道或可能知道斯大林這一陰謀的工作人員，几乎無一漏网地被投進了監獄。逮捕行動是分別進行的，白天在這些人的工作崗位上，夜里則是在他們的家中。逮捕切爾托克（他因嚴刑拷打加米涅夫而出了名）是在凌晨。當行動小組沖進他的臥室時，他高呼了一聲：“你們別想抓住我！”同時跨上窗台，從十二層樓上跳了下去。當場就摔死了。 外事局干部費利克斯·古爾斯基，几周前才因“忘我地工作”榮獲過一枚紅星勳章，也從九樓上的辦公室跳窗身亡。走這條路的，還有兩位秘密政工局的工作人員。 內務部外事局一些前來西班牙和法國出差的人，還給我講過許多駭人听聞的暴行。例如，全副武裝的行動隊員夜里突然包圍某幢內務部宿舍大樓，象頭發一樣挨家抓人。而門鈴一響，屋里往往就會傳出槍聲——又一名契卡將子彈射進了自己的腦袋。內務部里的許多殘忍的迫害狂，不久前還令斯大林的政敵心惊膽戰，現在自己卻被野蠻的恐怖浪潮所吞沒，成了斯大林的犧牲品。 內務部的建筑群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所以，當里面的人員從高樓上跳窗自殺時，常有行人看見。于是，內務部里有人自殺的傳聞不胜而走，鬧得莫斯科人心惶惶，可是普通百姓誰也弄不清那里面究竟出了什么事。 內務部的干部們被捕之后，有關他們的案件沒有經過任何偵查，甚至連“過場”都沒走一下。他們便被一批一批地宣布為犯派分子或間諜，不經任何審判就被槍決了。出生在波蘭的契卡被定為波蘭間諜，拉脫維亞人被宣布為拉脫維亞奸細，而俄羅斯人則成了德國、英國或法國的特務。 這類指控究竟是些什么玩藝儿，從卡濟米爾·巴蘭斯基一案中便可略見一斑。巴蘭斯基曾是內務部外事局的功勳偵察員，現在卻被葉若夫扣上了“間諜”的帽子。巴蘭斯基原是波蘭人，在蘇聯國內戰爭中，他作為一個熱血沸騰的共產党員，在西部戰線同波蘭軍隊進行過殊死的搏斗。在一次戰斗中，他從槍林彈雨中把受傷的團長背了下來，自己也負了傷。為此，他榮獲了一枚勳章。內戰結束后，巴蘭斯基調到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外事分局工作。一九二二年，他用卡濟米爾·科別茨基的化名，出任蘇聯駐波蘭大使館二秘，而他的真正任務，則是在波蘭組織情報网。 一九二三年，蘇聯政府打算派軍隊打道波蘭去援助德國的工人運動。巴蘭斯基奉命炸毀華沙城中的軍火庫和裝備庫。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二日，他成功地完成了這項极其危險的任務。 波蘭人不知從什么渠道了解到，華沙城中的爆炸是他們的同胞，蘇聯大使館二秘卡濟米爾·科別茨基干的。他們沒有要求蘇聯政府將他召回，而是決定等他再出來活動時將他當場捕獲，然后再算總帳。他們几乎等了一年才等到了這樣的机會。在這之前，波蘭反間諜机關派出一名在波蘭外交部工作的間諜，成功地打進了巴蘭斯基的情報网。為了引巴蘭斯基上鉤，這名間諜將自己部里的一些真實情報送給了蘇聯人，漸漸贏得了巴蘭斯基的信任。巴蘭斯基開始親自与他接頭。一九二五年的一個夏夜，這名間諜請求同巴蘭斯基見面，要后者及時交還部份秘件，其中包括波蘭駐日本大使帕捷克的報告。 巴蘭斯基帶上那名間諜過去提供給他的秘密文件，按時來到約定地點。他馬上發現，周圍有些形跡可疑的人在監視他。巴蘭斯基正想溜走時，暗探們已經圍了上來。他奮力沖出包圍圈，為了扔掉衣袋里那些足以使他身敗名裂的文件，他從旁邊一條小街奔進了圣卡捷琳娜教堂。他把文件塞進祈禱席下的一條裂縫里，從另外一道門跑出教堂，來到耶路撒冷林蔭道上。在這里，一度失去目標的暗探又發現了他。他們將他抓住，按遍全身，卻沒找到要找的文件。气得發狂的暗探們朝他一陣拳打腳踢，重重打傷了他的頭部。 巴蘭斯基擔心自己會被打死在大街上，為了讓人給蘇聯大使館送個信，便用波蘭語向行人呼救：“先生們，看呀，波蘭警察在毒打蘇聯外交官！”他沒喊几聲就失去了知覺。 等他醒來時，已進了警察總局。巴蘭斯基拒絕回答波蘭反間諜机關負責人的提問，只是一再聲明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權，要求立即放他出去。可是，直到蘇聯政府提出強烈抗議之后，他才獲得了自由。巴蘭斯基回到蘇聯大使館時，蓬頭垢面，腦袋上纏滿繃帶，而且全被血浸透了。他只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星期，就在波蘭政府的強烈要求下，被驅逐回莫斯科了。 巴蘭斯基從波蘭回到蘇聯后，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立即就他的行為向負責監督党員言行的最高机關——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了控告。外交部譴責巴蘭斯基在華沙期間涉足有波蘭人參加的危險的間諜丑聞，導致了蘇、波關系的惡化。亞果達的副手特里利謝爾深知巴蘭斯基脾气暴躁，特地給他打招呼，要他“規規矩矩”地出席監委的听證會，并承認自己在很多事情上有過火的行為。監委主席阿朗·索爾茨親自主持了監委對巴蘭斯基事件的听證會。他先是一聲不吭，直到駐波蘭大使奧博連斯基對巴蘭斯基指控完畢之后，才突然開口道：“您這是在指控誰？要知道，這是一位在同敵人斗爭時負了傷的紅軍戰土！同志們，我提議，我們大家一塊為巴蘭斯基同志請領紅旗勳章，以表彰他的功績！” 結果，巴蘭斯基真的榮獲了當時最高級別的軍功章，而奧博連斯基大使卻因中傷他而受到訓斥。 波蘭警察的毒打，嚴重地損坏了巴蘭斯基的健康。回莫斯科不久，他就出現了部分癱瘓，并喪失了說話能力。后來麻痹症狀雖然醫好，但他卻從此成了個殘廢人。就是這樣一個被波蘭反間諜机關打成終身殘廢的偵察員，后來卻被葉若夫宣布為波蘭間諜，未經任何審訊，則就給槍斃了。斯大林和葉若夫都非常清楚，巴蘭斯基根本就不是什么波蘭間諜，也不可能是，他唯一的“罪行”，就是“不可靠”：他在內務部有很多朋友，而從他們嘴里，他很可能了解到（肯定）已經了解到問莫斯科審判的內幕，其中包括斯大林下達給偵訊机關的指示。 大逮捕的浪潮，很快就波及到了各地的內務机關。僅僅在一九三七年里，被處決的內務部工作人員就有三千多名。這部嗜血的絞肉机，同樣吞噬了莫爾恰諾夫、阿格拉諾夫和普羅科菲耶夫，以及莫斯科和各州的內務分局的全部領導人。只有亞果達本人還暫時沒被槍斃。 對于這些“功臣”來講，即使貪污了大筆公款，甚至出于個人動机而殺了人，頂多也只會被判徒刑。但他們卻犯下了對當時的蘇聯來講是最嚴重的“罪行”——了解斯大林的秘密。而這种罪就只能有一個結局——死刑。在內務部領導層中，只有一個人得以免遭這∼結局。那就是秘密政工局副局長柳什科夫。在第二次莫斯科審判的准備工作中，柳什科夫給莫爾恰諾夫當過幫手。由于他同葉若夫私交很深，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之前都沒被撤職，后來又被任命為遠東內務分局局長。盡管如此，柳什科夫對自己的前程卻非常清楚：斯大林已經消滅了几乎全部了解其罪行的危險的證人。到了遠東之后，柳什科夫利用職務之便，當年夏天就投靠了日本人。偷越國境對他來講并不困難，因為整個遠東邊防部隊都歸他指揮。 一些到西班牙和法國來出差的內務部領導干部，還給我講過許多被槍決的契卡人員的子女的悲慘命運。當父母被抓走，家門被查封之后，孩子們就成了名副其實的街頭流浪儿。誰也不敢收留這些可怜的儿童，包括被捕者的朋友甚至近親。這些孩子也不放回學校。因為作為“叛徒和特務的狗腿子”，他們不僅得不到學校領導和少先隊組織在精神上的任何同情，反而會遭到同齡人的欺侮和毆打。不過，經常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許多侮辱過他們的同學，自己也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人民公敵”的子女，也開始嘗受同樣的痛苦。 在那個陰森恐怖的年代，儿童之間的關系，象面鏡子一樣反映著成人之間的關系。學生們深受斯大林主義的毒害，念念不忘同“暗藏的人民公敵”作斗爭，并在老師的指導下學會了“正确”領會中央關于槍斃老布爾什維克的決議；他們失去了儿童的天性，失去了人性。同學之間的童貞之心，友誼之情被相互猜疑，相互揭發和告密所代替。 在大城市里，還出現了一种可怕的時代病：十至二十五歲的青少年大量自殺。我就听說過這樣一場悲劇。有四個契卡人員的孩子，在他們的父母被槍殺之后，從內務部其他工作人員家中偷出一技手槍，跑進莫斯科郊外普羅佐羅夫森林去集体自殺。槍聲和孩子們的哀號聲惊動了附近一位鐵路工人。他沖進森林，從一位十四歲的少年手中奪下了手槍。這時，兩個身負重傷的孩子正倒在地上掙扎，而一個十三歲的女孩（一個重傷者的妹妹）則伏在草地上號啕大哭。他們身旁扔著一封信，信封上寫著“人民敬愛的領袖斯大林同志收”。孩子們在信中請求敬愛的斯大林同志查出并嚴懲那些殺害他們父母的凶手。他們還寫道：“我們的父母都是忠誠的共產党員。可是人民的敵人——無恥的托洛茨基分子卻為此殺害了他們……”然而，這些托洛茨基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孩子們真的知道嗎？ 斯大林秘書處曾收到過數十封這類控告信。它們全被轉到內務部，并附有批示：將這些小控告者赶出莫斯科。莫斯科不是讓儿童流淚的地方！不得讓外國記者和外國客人看見這些無家可歸的孤儿！ 然而，許多走投無路的孩子還沒等到被逐出莫斯科，就被黑社會集團“收留”了。這能怪他們嗎？當他們被冷漠無情或膽小怕事的親戚朋友拒請門外之時，他們只能投靠另外一些同樣無家可歸的，卻能對他們表示同情的青少年。而后者多半是斯大林早些時候強行搞集体化的“副產品”。黑社會集團總是先將“新成員”身上的衣服、手表等值錢的東西作為“入團費”搜刮一空，然后將自己的手藝——盜竊技術傳授給他們。 在失去父母的儿童中間，女孩子的命運更為悲慘。我前面提到過的那個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就給我講過一個小姑娘的遭遇。一九三七年春天，紅軍偵察局副局長亞歷山大·卡林及其妻子突然被捕，緊接著就雙雙被槍決了。在調去偵察局以前，卡林曾在內務部外事局工作多年，并多次出國，協助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完成過許多极其危險的秘密任務。因此，卡林和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兩家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卡林夫婦的獨生女儿（父母被捕時，她才十三歲）也同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夫婦的女儿是好朋友。 卡林夫婦被捕之后，一個“葉若夫的人”就強占了他們的公寓。他們的女儿無家可歸，只好去投靠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夫婦。“你應該理解我，”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對我解釋說，“我愛這個孩子，而且不亞于愛我自己的女儿。她在困難中來找我，是把我當父親看待呀！可我能冒險……將她留下嗎？開始，我實在不忍心把她打發走。我和妻子盡量安慰了她一番，并讓她住下了。夜里，她好几次從床上跳起，發出令人心碎的哭喊，似乎不明白自己身在何處，家里出了什么事情……第二天上午，我找到葉若夫的秘書波皮羅，把這事儿告訴了他。他說：‘實際上，你的處境很微妙哇，應該另想辦法……不管怎么說，不值得收留她……我對你的忠告是：設法打發她走。’” “波皮羅的所謂忠告”，什皮格爾格利亞斯繼續對我講道，“實際上就是一道命令，要我赶緊把孩子赶出去。我妻子回想起卡林夫婦在薩拉托夫有几家親戚，于是，我們給了孩子一些錢，為她買了火車票，把她打發到薩拉托夫去了。她走后。我一直不敢正視我女儿的眼睛，加上我妻子又整天哭個不停，我只好盡量少呆在家里…… 兩個月后，卡林的女儿又回到了莫斯科。她來找我們時，我不禁大吃一惊：她完全變了，臉色蒼白，枯瘦如柴。眼里充滿痛苦。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到絲毫的孩子气了。她對我說：‘我已向檢察院送了申訴。要求他們讓占我們家的那家人把我的衣服還給我。’這是一位在薩拉托夫收留她的人要她這樣做的一“我還去過原來那所學校的少先隊組織，’姑娘繼續說。“領到了一份關于我兩年前入過隊的證明。但少先隊輔導員硬要我先去參加少先隊的會議，要我在會上表個態，聲明自己完全擁護槍斃我父母親的做法。我去了，我說。如果我父母親真是間諜，那就應該被槍斃。可是隊員們還要我承認他們是真正的間諜和人民的敵人。我沒法，只好說了……但我非常清楚，這是謊言！我爸爸媽媽是最誠實的人。而槍斃他們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間諜！’她咬牙切齒地說完了這番話。姑娘拒絕在我們家吃飯，也不要我們給的錢。 就是在這樣一個恐怖時期，大會小會上，報刊廣播里卻在大肆贊頌“斯大林的人道主義時代”。誰能知道，在“斯大林最關心人民”和“斯大林無微不至地愛護儿童”等頌歌下面，有多少無家可歸的孩子在哀號，在悲泣…… 要消滅駐國外的契卡干部，顯然比逮捕國內的人員要困難得多。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將他們先騙回蘇聯。 誘騙駐外的內務部人員回國，必須特別講究策略。要知道。國內的清洗浪潮，國外的契卡人員早有所聞，他們不得不權衡自己的命運。再說，如果逼得這些人拒絕回國，他們就可能向西方各國揭發內務部在這些國家進行活動的秘密。這正是莫斯科最害怕的后果。 斯大林和葉若夫不得不考慮到這一切。為了不使內務部駐外人員產生自危感。他們推遲了清洗負責對外情報工作的內務部外事局的行動。在近一年的時間里，葉諾夫無情地消滅了其他各分局的領導人，唯獨沒動外事局局長斯盧茨基一根毫毛。 必須給還在國外的內務部工作人員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國內的血腥清洗与他們無關。 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不信任并密謀消滅內務部老戰士的葉若夫就成立了一個直接歸其管轄的特別行動局。這個局的任務，是到國外執行斯大林親自下達的，不能讓內務部基層干部知道的密令、該局有好几個行動小組，分別配有多名訓練有素的殺手。他們經常出國，旅行，暗殺國外的托派領袖和叛逃的契卡人員。一九三七年一月，這個局分別在三個歐洲國家和墨西畜的首都建立了秘密活動据點。里面的“常駐代表”都持有假證件。 一九三七年夏天，召內務部駐外人員回國的計划開始實施，頭几批被召回國的，都是家屬留在國內的內務部駐外人員。召他們回國并不困難，因為在斯大林眼里，妻子儿女是最有威懾力的人質。這批干部回國后并沒立即被捕。跟往常一樣，斯盧茨基在听取過他們的工作匯報之同給了他們一至兩個月的休假，放他們到南方的度假胜地或專為高級干部修的療養院。在那里，他們高高興興地給那些還在國外的同志寫信，通報“平安”。從南方回來后，他們又接受了新的任務——去某個他們從未去過的國家從事秘密活動。他們領到假證件。并在指定的時間出發前往新的工作地點。臨走時，車站立自然會有許多親朋好友前來送行。然而，他們的旅途終點卻是在莫斯科郊外的某個火車站：他們在那里被押下火車，押往秘密監獄。當然，他們沒能到達預定國家的消息總會泄露出來，但那至少也是几個月以后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底，內務部駐法國情報站站長斯米爾諾夫（他真實的姓氏為格林斯基）奉召回國述職。到達莫斯科一個多星期之后，他就給留在法國的妻子寫來一封信，稱他接到了新的任命——去中國從事地下活動，要妻子立即帶上全部東西回國。斯米爾諾夫在法國已經干了四年，所以，派他去其他國家純屬正常調動。如果不是后來發生了一件葉若夫之流不能預見的事，在巴黎的契卡人員恐怕一輩子也不會得知斯米爾諾夫后來的命運。 就在斯米爾諾夫回國兩個星期之后，曾在法國工作過的內務部人員格羅卓夫斯基夫婦回到了巴黎。妻子悄悄告訴其他干部的家屬，在离開莫斯科前夕，她曾前往斯米爾諾夫住的“莫斯科賓館”，打算同他告別。她來到他家門前，正想敲門，房門突然大開，只見兩名持槍便衣押著斯米爾諾夫走了出來。她沒敢停留半步，赶緊走掉了。 不久，曾与斯米爾諾夫的妻子同車回莫斯科的蘇聯外交信使返回了巴黎。他們證實了斯米爾諾夫被捕的消息：列車在莫斯科的白俄羅斯車站剛剛停穩，包廂里就出現了一名內務部的便衣，他請斯米爾諾娃跟他走。 “我丈夫在哪里？”她很惊奇，因為站台上沒有她的丈夫。 “他在汽車里等您呢，”便衣回答。 她只好滿腹疑惑地跟他下了車。走出車站后，他們來到一輛破舊的敞蓬嘎斯車前面。便衣推她上車，可是車里并不見斯米爾諾夫。可怜的女人頓時昏倒在地。一直跟在旁邊的信使赶緊上前，幫助那便衣把斯米爾諾娃扶進汽車。打那以后，就再也听不到她的消息了。 葉若夫見斯米爾諾夫被逮捕的消息已經傳到了巴黎，便赶緊發出通報，宣布斯米爾諾夫是法國和波蘭的雙料間諜。說他是法國間諜，是因為他在法國工作過；定他為波蘭特務，則是由于他出生在波蘭。 在巴黎的內務部工作人員根本不相信葉若夫的鬼話，他們深信自己的頂頭上司對蘇維埃祖國是絕對忠誠的。退一万步說，假如他真是法國反間諜机關的特務，那就意味著他所掌握的全部机密，包括駐法國情報站同莫斯科聯系用的密碼，對法國人來講已不再成其為秘密。因此，如果葉若夫真的認為斯米爾諾夫是雙料間諜，那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應該是立即變換密碼，中斷同斯米爾諾夫在法期間向蘇聯提供法國机密的秘密情報員的全部聯系。但葉若夫并沒這么干，情報站繼續使用著原來的密碼，繼續從過去的情報員手中獲取情報。 一九三七年夏季，約有四十名在國外的契卡人員接到了莫斯科的召回令，其理由是多种多樣的。除了五個拒絕回國并堅持留在國外的人以外，其他人全部落入了葉若夫的陷阱。在拒絕回國的人中，我知道的有四人：伊格納季·萊斯——一位潛伏极深的偵察員、瓦爾特·克里維茨基——內務部駐荷蘭情報站站長，另外兩名特工人員，我只知道他們化名為保羅和布魯諾。 最早識破圈套的是伊格納季·萊斯。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他給蘇聯駐法國大使館寄去一封致蘇共中央的信，聲明自己同斯大林的反革命路線決裂，并決定“回歸自由”。從這封信中可以得出結論，他所謂的回歸自由，是指“回到列宁主義、列宁的學說和事業上去”。 萊斯与內務部和党決裂，這是一個极其危險的，可能導致其他駐外人員仿效的先例。那樣一來，內務部的罪行和克里姆林宮的秘密就會接二連三地暴露出去。 斯大林得知萊斯“叛逃”的消息后，立即下令追殺叛徒及其妻子和子女。他要殺一儆百，警告一切企圖不回國的駐外人員。 特別行動局的行動小組立即從莫斯科出發，來到萊斯藏身的瑞士。葉諾夫的這些刺客很快就收買了一個名叫格爾特魯達·希爾德巴赫的女人。這個人本是萊斯一家非常信賴的朋友，但她卻把“叛徒”的行蹤出賣給了葉若夫的刺客。九月四日凌晨，萊斯的尸体出現在洛桑市郊外的公路上，尸身上布滿彈洞。 几名刺客帶著格爾特魯達·希爾德巴赫愴惶出逃，卻把行李留在了旅店里。瑞士警察在希爾德巴赫的行李中找到一盒下了劇毒的巧克力糖。顯然，這糖是為萊斯的孩子准備的。希爾德巴赫之所以沒用這些糖去款待那些非常愛她的孩子，大概是時間來不及了，當然，也可能是良心受到了責備。 對伊格納季·萊斯的暗殺來得相當快，使他沒來得及向外界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盡管他非常想這么做。 萊斯雖然被消滅了，但不到兩個月，又有一名內務部駐外情報站站長宣布与蘇聯決裂。這就是瓦爾特·克里維茨基，一九三五年以前，他曾在紅軍偵察局工作過。他拋棄自己在海牙的職位，帶著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來到了巴黎。 葉諾夫火速派了一個行動小組赶往巴黎。如果不是法國政府采取了果斷的行動——派武裝警察將他保護起來，并向克里姆林宮提出了強硬的警告——克里維茨基連一個月都活不過去。法國外交部召見了蘇聯臨時代辦吉爾什菲爾德，要他轉告蘇聯政府：法國公眾對剛剛發生的綁架原沙俄將軍米勒的事件感到無比震惊，在這种气氛下，如果蘇聯特工人員再在法國領土上實施類似的綁架或暗殺不受蘇聯歡迎的人，法國政府將不得不斷絕同蘇聯的外交關系。 米勒將軍是全俄軍人聯合會的領導人。他是大白天在巴黎市中心被綁架的。這一事件确實惹怒了法國人。因此，蘇聯間諜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實施的這一暴行，實際上救了克里維茨基的命。但他最終還是沒能逃脫斯大林的懲罰：一九四一年，人們在華盛頓某旅館的∼間客房里，發現了克里維茨基被槍殺后的尸体。 還有不少內務部駐外人員也失蹤了。不過，他們的消失不象萊斯和充里維茨基那樣引人注目。其中許多人被消滅，僅僅是由于被怀疑要背离斯大林制度和拒絕回國。 一九三八年初，原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駐土耳其情報站長阿加別科夫在比利時被暗殺。阿加別科夫早在一九二九年就脫离了斯大林政權，也就是說，斯大林對他的追殺持續了整整十年。阿加別科夫的被殺几乎不為人知。他的神秘失蹤，只引起了一個人，即常与他見面的俄國著名政治流亡者布爾采夫的不安。阿加別科夫事件說明，時間的流逝對內務部是毫無意義的：無論哪個特工人員敢于不回蘇聯，無論過了多少年，斯大林的人遲早部會找到他的行蹤，并盡力加以消滅。 絕大多數蘇聯駐外人員都規規矩矩地回到了蘇聯，盡管他們在國外就知道回去只有死路一條。對這种現象，許多不太了解斯大林及其“机關”的外國人都很難理解。其實，稍微了解底細的人，只要為內務部駐外人員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就會明白，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和恫嚇手段不允許他們作出別的選擇。 阻止他們決裂于斯大林政權的關鍵因素，是株連家屬。他們誰都不敢忘記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頒布的那項特別法令。該法令規定，軍人叛逃國外，其近親屬將被流放到最遠的西伯利亞地區，不管他們是否預先知道其叛逃意圖。而在內務部里，還宣布過一條秘密規定以作為對這條法令的補充：內務部工作人員在國外執行任務時拒絕回國，或從蘇聯叛逃，其近親將被判處十年以下的剝奪自由刑；該人如出賣家机密，其近親屬將被處以极刑——死刑。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很少有人敢于脫离斯大林政權：那樣做等于是置自己的親人于死地，而且自己也只能永遠擔惊受怕地流落异國他鄉。 在國外的內務部人員都知道，几乎在每個國家的政府官員中，都有內務部的情報网（在這方面，內務部是從不吝惜金錢的）。有些情報員甚至是要害部門的高級官員。通過他們的協助，葉若夫的行動組可以毫不費力地找到“叛徒”并予以消滅。 對于那些子女尚小的“叛逃者”來講，處境就更嚴峻了：莫斯科可以下令將他們的孩子拐騙走。內務部的特工既然能夠成功地在大白天把兩名原沙皇將軍（庫捷波夫和米勒）從巴黎鬧市綁架走，難道還無法哄騙或強行制服小孩子嗎？ 我認為，絕大部分內務部人員之所以在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就赶緊動身回同，還有一個原因：他們問心無愧，認為自己在斯大林及其政權面前是毫無過錯的。他們糊里糊涂地确信自己不會受到不公正的處罰，盡管他們也听說過，在別的許多人身上，公正原則早已遭到野蠻無情的踐踏。不少人都暗情這樣一种希望：他們明知自己的同志正在遭到逮捕和槍斃，仍然還自動地回到蘇聯，這恰恰證明自己對斯大林無限忠誠，僅憑這一點就足以得到不同的待遇。 一九三七年被召回蘇聯的內務部外事局的干部中，有個叫馬利（化名馬恩）的优秀偵察員。多年來，他一直作為情報站的負責人在歐洲活動，有著很不平凡的經歷。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利作為一個匈牙利的隨軍教士，參加了奧匈軍隊。后被俄軍俘搖。十月革命使他成了名布爾什維克。國內戰爭結束后，党派他去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反間諜分局工作。几年后，即三十年代初，他調到外事分局，并前往歐洲擔任秘密情報站負責人。馬利成了外事局最出色的干部之一，在整個內務部里都享有很高的聲譽。當時，每個出國執行秘密任務的蘇聯偵察員都必須隱瞞自己的國籍，掌握嫻熟的外語，并把自己裝扮成某個歐洲國家的公民。而馬利卻用不著喬裝打扮——他本身就是個地地道道的歐洲人。無論是裝匈牙利人、奧地利人、德國人還是瑞士人，他都裝得維妙維俏。馬利异常勇敢，曾多次主動地潛入法西斯德國執行极其危險的任務，其中任何一項任務都足以使他死在蓋世太保的刑訊室里。外事局局長斯盧茨基特別器重馬利，他認為，馬利的成功主要在于迷人的外表和善于待人接物。的确，馬利的外表很有魅力：高高的個子，剛毅的臉膛，很有男子漢的風度；一雙藍藍的大眼，閃爍著神采。 盡管党齡很長，并為“机關”立了過殊勳，可那段當神父的歷史，卻使馬利极為謹慎。他始終認為，周圍的人，甚至包括他的同事，都首先把他視為一個匈牙利神父。他甚至不敢認為自己是個當之無愧的共產党員，盡管人人都知道，斯大林也上過神學校，而且二十歲以前一直在死背教義，一心要當個神職人員。 后來發生的事情表明，正是這种“當之有愧”的感覺，在馬利的一生中起了決定其命運的作用，而且這恰恰發生在需要擺脫這類偏見和具備完全清醒的頭腦的關鍵時刻。 一九三七年七月、馬利接到了莫斯科的召回令。在回國途中，他在巴黎遇到了一位同事，兩人談起了國內正在清洗契卡的事（這在當時是很自然的事）。馬利的心情十分壓抑，因為正是在這种時刻他必須回莫斯科。他已經得知，他在內務部的三個好朋友——施泰因布魯克、西利和博德斯科——都已經被捕了。他們跟他一樣，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俘后參加革命的。馬利預感到自己已經大難臨頭，他憂郁地說：“我知道，我這個過去的神父．毫無生還的希望。但我還是下決心回去，我決不能讓別人說：這個神父果真是個間諜。” 我始終也不懂，究竟是什么力量驅使馬利非回莫斯科不可。要知道，他跟在巴黎的許多同事都不一樣，沒有什么東西可以來約他的手腳。什么忠于祖國呀，擔心親人的命運呀，對他來講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因為他的祖國應該是匈牙利，而不從俄羅斯．他在蘇聯也沒親人來，他如此鋌而走險、莫非是出于視死如歸的職業習慣？或者，是他認為，一個經歷過從神父到契卡和間諜之路的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已無地自容？ 反正，馬利回到了莫斯科。頭三個月，他安然無恙地在外事局辦公。很多人都以為他已奇跡般地躲開了不可避免的死亡，戰胜了命運。可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馬利突然失蹤了。從那以后，再也沒人听說過有關他的消息。 摧毀內務部其他分局的行動，可說是雷厲風行，迅猛异常；但對外事局工作人員的逮捕，卻顯得繽密細致而毫不急進。直到該局局長斯盧茨基被干掉之前，很多人都還以為，為了保留一批通曉外語和國際事務的力量，斯大林不會大肆清洗這個局的專業干部。 一九三八年初，絕大多數駐外的老一代契卡干部都已奉召回到了蘇聯。這樣，斯大林就再也用不著保留象斯盧茨基這樣的誘餌了。二月十七日，斯盧茨基上班后，被自己的老朋友，此時已被提拔成葉若夫的副手的米哈伊爾·弗舉諾夫斯基請了人。半小時后，斯盧茨基的副手什皮格爾格利亞斯接到弗里諾夫斯基打來的電話：“請到我這儿來一趟！”當什皮格爾格利亞斯走進弗里諾夫斯基那寬敞的辦公室時，首先看見的，是躺在地板上的斯盧茨基。從現場看，斯盧茨基是從椅子上滑下地板的，他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杯茶和一盤點心。斯盧茨基已經沒气了。什皮格爾格利亞斯立即意識到自己的局長被毒死了：但他知道，此時最好別“多管閒事”。他只是建議快去叫醫生， 可弗里諾夫斯基回答說， 醫生已經來過，“藥物幫不了忙啦”。“是心髒病發作”，他以十分內行的口吻，不經意地補充了一句。 弗里諾夫斯基任命什皮格爾格利亞斯為外事局局長，并要求他把斯盧茨基“病逝”的消息，通報所有駐外情報站。他還指示。訃告中應將斯盧茨基定為“忠心耿耿的，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斯大林主義者”，“內務部失去的杰出活動家”。用這些漂亮的言辭，目的全在于不讓尚在國外的為數不多的老契卡人員產生疑心。為了把這場“貓哭耗子”的丑劇演完，葉若夫還命令將斯盧茨基的遺体安放在內務部中心禮堂，布置衛兵通宵守靈，以便讓人們“与死者告別”。 然而。這几滴“鱷魚淚”非但沒達到目的，反而欲蓋彌彰。稍微有點醫學常識的吊唁者，一眼就會發現死者臉上那明顯的污斑——氰化鉀中毒的痕跡。 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在弗里諾夫斯基的授意下很快就擬好了斯盧茨基的訃告，然而葉諾夫并不著急。他不准用電報，只許用普通外交郵件的方式發訃告。這樣一來，大部份在國外工作的內務部人員收到訃告并得知斯盧茨基的死訊，已是三個星期之后的事了。例如，我收到訃告時，斯盧茨基已死去十二天了。而在這十二天里，我還給他發過好几封電報，居然還得到了由他署名的回電。同訃告一塊寄來的，還有一份《真理報》，上面有一篇悼念死者的短文，署名是“一群同志”。顯然，無論葉若夫還是他的几位副手，都認為自己沒有在文章上署名的必要。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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