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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人數上看，被斯大林整死的革命者，超過了被歷代沙皇所屠殺的志士仁人。斯大林不僅徹底剪除了公開的和潛在的政敵，而且還消減了他們的擁護者。此外，為了不給自己的罪行留下活證人，他還把曾經忠實地執行過其犯罪指令的幫凶們一批接一批地打發到了另一個世界。斯大林甚至連自己在高加索時就結識了的老朋友也不肯放過，而原因只有一個—一他們太了解他的過去了。總之，斯大林在其漫長的血腥統治時期，殺掉了不計其數的人，但在其累累罪行之中，我最為震惊和不解的，則是阿維爾·葉努啟則的慘死。 葉努啟則与斯大林是少年時代的知心朋友。三十年代中期，葉努啟則成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首腦，但此時的他，已經喪失了那些曾使他聞名全國的革命家的优秀品質，蛻變成一個典型的官僚，滿足于奢侈的生活和巨大的權勢。 有一次，我問葉努啟則的秘書（他是我的老朋友），他的上司最喜歡什么。他回答說： “啊，他呀，現在最喜歡同沙皇比生活，看自己哪一點還不如沙皇。” 說完這句話，我的朋友無可奈何地擺了擺手，眼里閃現出調皮的目光。見我疑惑不解，便又補充說，他的上司是個“最优秀的農夫”。 我始終弄不懂，斯大林与葉努啟則之間深厚友誼的基礎何在，要知道，他們是兩個在各方面（甚至包括他們兩個的外表和儀態）都格格不入的人。葉努啟則是個典型的男子漢，身高体壯，頭發淺灰，舉止彬彬有禮，給人好感。他与斯大林集團中其他人的最大不同，就是官癮很小。有件事我了解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九二六年，斯大林打算把葉努啟則弄進政治局，可這個精于仕途的阿維爾卻說：“算啦，算啦，我反正不會撂擔子。你最好還是將這把交椅給拉扎爾（即卡岡諾維奇）坐吧，他可是老早就想得到它啦！” 斯大林同意了。他知道用不著以小恩小惠去籠絡阿維爾，對這個人可以絕對信賴，不需專門給以獎賞。据我所知，從那以后，即使政治局內有了空額，斯大林也沒再出現讓葉努啟則補位的想法，而是把這空額用作最迷人的誘餌，收買其他的覬覦者。 現在，當我對葉努啟則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我則傾向于認為，他當初之所以謝絕進政治局，并不是缺乏抱負，而是因為他意識到：要在斯大林的政治局里占据一把交椅，就得變成一個心狠手毒和喪失原則的人。 而葉努啟則是個心慈手軟的人，他最愛替人排憂解難。許多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時能想起向他求助的人，都能如愿以償。任何有關請求減輕處罰的申請，只要遞到了葉努啟則手中，中央執行委員會往往都會盡量予以滿足。被清洗者的家屬們都認為，葉努啟則是唯一可以幫助他們的高級官員。事實也确實如此，葉努啟則曾給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送過食品，還派過醫生去為他們或他們的子女治病。對這些事情，斯大林當然都知道，但既然問題涉及了葉努啟則，他也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算了。 在這方面，我也能算個證人，因為我的一次親身經歷很能說明葉努啟則的為人。那是一九三三年，我正在奧地利工作，家里人也同我在一起。有一天，我們突然听說葉努啟則來了，還帶著秘書和最好的醫生。他們一行人在馮·諾爾敦教授的醫院里稍事逗留之后，便去了澤梅林格的下榻地：他們在該處一家最高級賓館里包了許多房間。隔了几天，我与妻子因事去維也納，在蘇聯大使館附近与他們邂逅。葉努啟則立即邀請我們一塊去澤梅林格度假。途中，路過一個小鎮時，正赶上鄉村集市。小鎮上熱鬧非凡，有傳統的旋轉木馬游藝場，還有各种簡單的民間娛樂活動。我們也停下車來，欣賞這充滿生气的場面。這時，一群身穿高加索民族服裝的哥薩克人，從离公路不遠的跳舞場向我們的轎車圍了過來。他們在葉努啟則前面跳起了高加索舞，手中的匕首玩得令人眼花繚亂。顯然，哥薩克們知道自己的觀眾是蘇聯政府官員，而且還是地道的高加索人。他們如此賣力地表演，無非是希望我們能慷慨解囊。果然，跳完舞后，一個人走近我們的汽車，气喘噓噓地向我們伸出自己的高加索皮帽。葉努啟則當即摸出錢夾，往那皮帽中塞進一張一百先令的鈔票。然后，他又招手把跳舞的人全部請了過來，一人給了一百先令。當時，一百奧地利先令相當于十五美元——很可觀呀！ 當我們繼續赶路時，葉努啟則的貼身警力對他說： “阿維爾·薩夫隆諾維奇，這些哥薩克過去都是白匪呀！” “那又怎么樣？”葉努啟則嚷了起來，激動得臉都紅了。“他們也是人……” 葉努啟則的這句話，給我印象极深，使我終生難忘。當然，對他這种揮金如土的作法，我并不贊賞。我心里在想，為了他在這一分鐘里扔出去的錢，國內一戶農庄庄員得整整勞動一年。此外，也只有他阿維爾才有權如此慷慨，若是換成其他任何人，都會因此丟掉党票。 葉努啟則沒結過婚，自然也就談不上有孩子，盡管大自然把一個模范家長的全部品性都給了他。他只好把自己的全部溫情都傾注在周圍人身上，傾注在自己的好友的孩子們身上，甚至不惜購買貴重的禮物送給這些孩子。在斯大林的子女眼里，最可親最可近的人顯然不是他們那永遠陰沉著臉的父親，而是“阿維爾叔叔”，因為后者會游泳，愛玩雪橇，滿肚子都是有關斯瓦涅特山山神的故事，還有說不完道不盡的高加索民間傳說。 阿維爾·葉努啟則不僅是斯大林的子女們最崇拜的人，更是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日達·阿利盧耶娃最知心的朋友。他曾經同她的父親是最親密的戰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她是在葉努啟則的眼皮底下長大的。所以，每當阿利盧耶娃同斯大林發生爭吵之后，葉努啟則都不得不去充當調解人。 從表面上看，在斯大林周圍的所有親信中，只有葉努啟則的地位最穩固。正因如此，他在一九三五年初的突然失寵，惊得內務部官員們一個個目瞪口呆，還引出了許多离奇古怪的傳聞。其實，只要留意一下一九三五年一月他發表在《真理報》上的一篇文章，就應該意識到，葉努啟則對自己的前途早就不那么樂觀了。在那篇文章中，葉努啟則不安地指出，在過去那些有關外高加索布爾什維克地下斗爭的回憶中，夾雜著不少必須加以糾正的錯誤和歪曲事實之處。作為例子，他還勇敢地承認了自己犯過的一個錯誤——過份夸大了他個人在領導巴庫布爾什維克組織開展地下斗爭中的作用，盡管這一“錯誤”早已寫進了蘇聯大百科全書。 當然，僅憑他這篇故意貶低自己而把領導外高加索地下斗爭的首要功勞讓給斯大林的文章，尚不足以證明他已經失寵，因為當時莫斯科正在加緊進行篡改党史的工作，其目的是要突出斯大林的歷史地位，把他美化成布爾什維克党在地下斗爭時的首要領導人和英雄。所以，很多人都以為，葉努啟則寫這篇文章僅僅是為了給其他老布爾什維克作個榜樣，提醒他們應該重新評价和改寫過去所發表的回憶錄。要知道，在那些回憶錄中，老党員們有的根本沒提斯大林，有的雖然提了，卻沒有予以“應有的地位”，而這些做法，現在顯然已經不允許了。 斯大林周圍的人，對哪個官員得勢，哪個官員失寵，是相當敏感的。可這一次，他們卻未能立即察覺到斯大林已經改變了對葉努啟則的態度。這主要是因為斯大林本人曾极力掩飾他与葉努啟則之間的矛盾，顯然，他還期待著對方某一天會向他妥協。甚至連葉努啟則“遷出”克里姆林宮這樣重大的事件，居然也沒引起任何關于他已失勢的怀疑。此事發生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斯大林通過電話，命令外高加索党中央書記拉夫連季·貝利亞向莫斯科提出申請：請中央放葉努啟則回外高加索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几天之后，《真理報》上便出現了一則通告，稱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意滿足外高加索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請求，這樣，葉努啟則同志將去第比利斯工作。不知內情的人完全可以認為，葉努啟則是作為斯大林的全權代表去外高加索加強工作的，但克里姆林宮中個別的人卻很清楚，葉努啟則并不是帶著什么光榮使命去外高加索，而是被斯大林一腳踢出了莫斯科。然而，就是對這個別人來講，斯大林究竟為什么要同自己唯一的密友分道揚鎮，也仍然是個謎。 從莫斯科到第比利斯，火車要走三天三夜，對葉努啟則重新權衡自己的處境和前程，這些時間是足夠了。我想，斯大林一定期待著葉努啟則到第比利斯就會給他寄來一封請求和解的悔過信。如果那樣的話，斯大林一定會將他召回莫斯科，當然，也可能要先讓他在外高加索呆上一陣子，但那只是為了自己面子上過得去。反正，党內永遠也不會知道，這兩位密友之間發生過爭吵，更別說這一爭吵的原因了。 但是，葉努啟則并沒給斯大林寫什么悔過信。他顯然認為，作為外高加索的頭號人物，自己的生活決不會比在莫斯料過得差勁。再說，高加索是生他養他的故鄉，他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就是同高加索聯系在一起的。 斯大林等待了好几個星期，最后終于确信，葉努啟則無意向他投降。于是，為了迫使對方下跪，斯大林使出了极其卑鄙的一手：命令貝利亞不再舉行“選舉”，也就是說，不讓葉努啟則擔任外高加索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而是建議他去擔任格魯吉亞療養院院長的閒職。這一變故。無异預先通知一個人去當銀行經理，可那人到了銀行卻被告知，他的職務是收發員。 葉努啟則簡直想象不出，還有什么打擊能比這种作法更有損于他的名譽。這侮辱性的提議公布之后，很多党員才明白，葉努啟則与斯大林之間出現了某种不可調和的沖突。格魯吉亞那些曾經親臨第比利斯車站熱情歡迎過葉努啟則的高級官員，現在碰見他連招呼都不打了，如同陌路人一般。 葉努啟則下了決心，從此斷絕与斯大林的一切關系。可斯大林卻忘不了自己這位過去的密友：只要對某人產生了惡感，斯大林是不會安心睡大覺的。既然已經錯過了迫使葉努啟則作為一個犯錯誤的朋友下跪就范的机會，那就只能將他作為一個敵人扔進集中營去。而要做到這一點，斯大林可以有許多行之有效的手段。斯大林有一整套專門用來對付失寵高級官員的辦法。第一個也是最不帶侮辱性的手段，名叫“治腿”，即剝奪失寵官員享受使用轎車和司机的權利。接下來的懲罰措施稱為“擊腹”，即剝奪犯上者在克里姆林宮食堂用餐和在內部商店購取物品的權利。如果失寵者是政府部門的官員，則是令其搬出政府大樓和撤掉他過去的私人警衛。現在，這些措施接二連三地用到了葉努啟則身上。 葉努啟則在第比利斯“涼”了兩個多月后，又回到了莫斯科。不言而喻，專門供各地來首都辦事的高級官員下榻的政府賓館，現在已經不對葉努啟則開放，他只好在帕城飯店住下，而這里是為各地來莫斯科出差的普通干部准備的，同時也接待部分外國記者和旅游者。 亞果達和斯大林的其他几個親信都會前往飯店勸說葉努啟則，要他寫個一般的悔過書，承認自己對党犯了“過錯”。但葉努啟則拒絕了。于是，斯大林命令亞果達，迅速收集葉努啟則的材料，并向政治局遞交一份報告。 人們早就知道葉努啟則有不少毛病。例如，他与自己的朋友，外交部的卡拉漢，被人們稱為特殊的藝術保護神，因為他倆与莫斯科大劇院一些年青貌美的芭蕾舞女演員關系曖昧。當然這里面可絕對沒有什么犯罪的勾當。要知道，他倆都是很有魅力的男人，又是克里姆林宮的顯要人物，能引起他們的好感，這對芭蕾舞女演員們來講完全是一种榮幸。再說，不僅葉努啟則，我記得，卡拉漢當時也是個老單身漢，所以肯定，不只一個姑娘有過嫁給他們的幻想。此外，葉努啟則還有一條“罪過”（這我已經提到過），就是他曾熱情慷慨地幫助過許多被逮捕的党員的妻室儿女，當然，這些党員過去都是他的朋友。這一切，斯大林是早就知道的，過去并沒追究，可現在，他卻要給這些事情涂上新的色彩。 亞果達如果再鑽深一點，還可以從內務部檔案庫里找出一份材料，上面記錄著葉努啟則的另一問題。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有兩個很漂亮的女秘書，她們同葉努啟則有著不正常的男女關系。有一天，葉努啟則把這兩個玩膩了的姑娘叫進自己的辦公室，當面給她們每人寫了份德才兼优的鑒定書。他在上面簽了字。又蓋上主席的圖章，然后給了她倆一筆數月可觀的外匯，把她們的名字寫進了一個即將出國的政府貿易代表團的成員名冊里。可是這兩位姑娘出國后，卻不愿再回蘇聯了。 這一切，并不十分嚴重。按照斯大林下達的指令，亞果達主要指控葉努啟則把許多可疑分子弄進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克里姆林宮，搞得整個机關烏煙瘴气。其實，這條罪名恰恰才是純粹的胡說八道。審查克里姆林宮工作人員的政治情況，這是內務部的責任，根本個關葉努啟則的事。但是，為了使這一指控有點道理，內務部立即宣布葉努啟則手下的十几名工作人員政治上有問題，并解除了他們的職務。 在克里姆林宮的職員中，有位上了年紀的老太太。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她就開始在宮里服務。這是一個從不過問政治也從不得罪別人的婦女，她很有文化修養，在鑒賞和收藏沙皇留下來的藝術品方面，是個造詣极高的專家。此外，在整個克里姆体官中，只有她才知得如何布置國宴和官方招待會。她還專門開過課，向克里姆林宮中那些土里土气的新貴們講授社交禮節，揭示上流社會的交際秘密。上自斯大林，下到每一個党政官員，都知道這位老太太在克里姆林宮中的存在，從未將她現為异已分子。可是現在，為了陷害葉努啟則，斯大林竟授意亞果達，把這位溫文爾雅的老婦人“提拔”成公爵夫人，并編造一個她如何在葉努啟則的垂青和協助下混入克里姆林宮的完整的神話。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宮既然混進了沙皇時代的公爵夫人！在杜撰這類聳人听聞的故事方面，斯大林真不愧為人才。 我還想起一個類似的事件，這里也順便談一談。一九二七年，即發生“公爵夫人事件”的前八年，斯大林得到亞果達的一份密報，說是國家政治治安總局查獲了一塊膠板，一伙年輕的托派分子曾企圖用它次印刷反斯大林的傳單。幫助 …… 為什么不能直接說她是因病而死的呢？原因很簡單：娜捷日達·阿利盧耶娃死前半小時，人們還看見她活著，身体健康，而且被許多蘇聯高級官員和他們的夫人簇擁著，正在克里姆林宮中參加音樂晚會。那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為紀念十月革命十五周年而舉辦的音樂會。 阿利盧耶娃摔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在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工作人員中，流傳著兩种說法：一种与上司的提法近似，認為挪捷日達·阿利盧耶娃是開槍自殺；另一种則是人們的竊竊私語，斷言她是被斯大林所槍殺。 經我推荐到斯大林私人衛隊的一位老部下，多少告訴了我一些有關此事的細節。那天晚上他恰巧在斯大林住宅里值班。斯大林和妻子從音樂會回來不久，臥室里傳來槍聲。“當我們沖進去時，”衛士說，“她已躺倒在地板上，頭發散亂，穿著黑綢緞睡袍，手槍扔在身邊。” 奇怪的是，衛士講述此事時，沒談斯大林在哪儿，也沒談，當槍響和衛隊跑進臥室時，斯大林是否也在現場。衛士甚至對斯大林面對妻子的突然死亡有何表情，下了些什么指示，以及是否派人去請過醫生，也只字不提……我明顯地感覺到，此人想告訴我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希望我先提問。可是我不敢深入交談，急忙岔開了話題。 這樣一來，現場目睹者向我證實了，娜捷日達·阿利盧耶娃的生命是被手槍子彈奪去的。究竟是誰的手指扣動了搶机，這還是個謎。然而，如果根据我對他們夫妻生活的了解來下結論，那么，可以推斷為自殺。 斯大林与妻子的家庭生活十分不和，這對于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和后來的內務部高級干部們來說，已是公開的秘密。一手遮天的權力和周圍人的阿諛奉承，使斯大林變得無比驕橫。他為所欲為，因為無論他說什么話和干什么事，都只能得到异口同聲的贊頌。斯大林居然敢當著妻子的面開一些放肆而下流的玩笑，做出一些猥褻的，使任何一位自尊的婦女都不能忍受的流氓動作，他妻子為這類舉動感到恥辱，而他卻從中得到快感，尤其是當這种事發生在宴會或晚會上，在客人面前當眾出丑的時候。阿利盧耶娃為此稍有不滿的表示，立即會遭到斯大林粗暴的回擊：而一旦喝醉酒之后，他就會對她破口大罵。 阿利盧耶娃從不僅勢欺人，相反，她待人和睦，友好，所以，警衛人員都很愛戴她。可他們卻經常看見她暗自落淚。她与其他任何一位婦女都不同，因為她不能隨便与人交往，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選擇朋友。她甚至在遇到自己的好友時，如果沒有獲得斯大林和負責其安全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首腦的允許，也不能邀請他們去“斯大林的住宅”作客。 一九二九年，在盡快實現國家工業化的號召下，共產党員和共青團員們都熱情地投入了工業建設高潮。娜捷日達·阿利盧耶娃也想為這一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并表示希望進學校學習專業技術知識。斯大林對此連听都不愿听。她就求助于阿維爾·葉努啟則，而后者又得到了謝爾哥·奧爾忠尼啟則的支持。他們共同努力，說服了斯大林，娜捷日達終于得到了學習的机會。她選擇了紡織專業，開始學習粘膠纖維的生產技術。 這樣，獨裁者的夫人成了大學生。為了使學院里除了院長誰也不知道也猜不出新來的女大學生是斯大林的妻子，采取了特殊的防范措施。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行動局局長保克爾在她系上安插了兩名特工，他們名義上是大學生，實際上則負責保證她的安全。負責接送她的司机被嚴令禁止在學院門口停車，只能擠進小巷的角落等候自己的乘客。 后來， 一九三一年，阿利盧耶娃得到了一件禮物——一輛嶄新的“小嘎斯”（蘇式仿“福特”牌轎車）。從那以后，她去學院就再也用不著司机了。當然，她的車后總有一輛小車跟隨，里面坐著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特工。她的私人汽車在學院里沒有招來任何猜疑——一此時的莫斯科，擁有私人汽車的顯貴已經不少了。由于成功地跳出了克里姆林宮那令人窒息的環境，她感到很幸福，以滿怀報效國家的熱情，投入了學習。 的确，對斯大林來說，允許自己的妻子与普通公民來往，這是一個大錯誤。在這以前，她都是通過報紙和党代會上的正式發言去了解政府的政策。而在那些報紙和發言中，無論什么事，都被解釋成是党對改善人民生活的無比關心。當然，她也知道，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人民應該做出某种犧牲和放棄很多自身利益，但她還是相信那些有關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正逐年提高的政府公告。 可進了學院之后，她不得不做出這一切都是謊言的結論。這使她大吃一惊，因為她了解到工人和職員的妻子及子女被剝奪了獲得食物購買證的權利，也就是說，被剝奪了賴以生存的食品。她還了解到，無數蘇聯姑娘——打字員、辦事員和其他小職員，為了免于餓死和接濟喪失勞動力的雙親，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身体。而這還不是最可怕的。一些被動員去進行集体化的大學生們對阿利盧耶娃講了很多駭人听聞的事實：成批的槍殺、驅逐農民，烏克蘭的嚴重饑荒，成千上万個淪為孤儿的儿童流浪全國以乞討為生。她以為斯大林不了解國內情況的全部真相，就將學院里的所見所聞告訴了丈夫和葉努啟則。斯大林卻盡量回避這些話題，并斥責妻子“在收集托洛茨基分子的謠言”。 有兩個從烏克蘭返回的大學生告訴她，在饑荒最嚴重的地區，已出現了人吃人的情況。他們親自參加過一次逮捕行動，從被捕的兩兄弟家中，搜出了几塊准備拿去出售的人肉。阿利盧耶娃又怕又惊，回去就將此事轉告了斯大林和他的衛隊長保克爾。 斯大林決定結束自己家中發生的這种敵對情緒，在极其粗野凶狠地罵過妻子之后，他宣布不再讓她返校。他命令保克爾查出那兩名大學生，并加以逮捕。這項任務并不困難：保克爾派去保護阿利盧耶娃的密探，本身就有義務監視學院里与她來往和交談過的人。通過此事，斯大林還做出了總的“組織結論”：命令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和党的監察委員會在各大專院校和中等技術學校進行殘酷的清洗，特別要注意那些被動員去參加過進行集体化的大學生。 阿利盧耶娃几乎有兩個月沒能回自己的學院。后來多虧了她的“保護天使”葉努啟則的干預，她才獲准讀完那一學年。 娜捷日達·阿利盧耶娃死去三個月后，有一次，保克爾訪客。席間，人們談到了逝者。有人惋惜她的早逝，說她從不利用自己的顯赫地位，始終是一位謙和、溫柔的婦女。 “溫柔？”保克爾尖酸刻薄地反問道，“可見，您并不了解她。她非常暴躁。我真想讓您見識見識，有一次，她突然發作，沖著他的臉大罵：你是個虐待狂，你就是這种人！你虐待自己的儿子，折磨自己的妻子……你還迫害全体人民！” 阿利盧耶娃同斯大林發生這樣的吵架，我還听說過一次。那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夫妻倆准備去高加索度假的前一天晚上，斯大林不知為什么發了脾气，跟往常一樣，用污言穢語把妻子大罵了一頓。第二天一早，阿利盧耶娃就忙碌著為出發做准備。斯大林出來后，他們就一起用餐。餐后，警衛員把斯大林的小皮箱和皮包放到車上。其它物品事先已經直接送到了斯大林的專車上。阿利盧耶娃拿起帽盒，吩咐警衛員放進她裝東西的皮箱里。斯大林這時卻突然宣布：“你別去了，就留在這儿！” 斯大林鑽進汽車，坐在保克爾身邊，走了。惊惶失措的阿利盧耶娃卻呆呆地站在那里，手里還拿著她的帽盒。 很明顯，她沒有任何擺脫這位獨裁者兼丈夫的可能。整個國家根本就不存在能保護她的法律。對于她來說這不是夫妻生活，而是囚籠，要想解脫只有尋死一途。 阿利盧耶娃的遺体沒有火化，她被埋在公墓里了。這一情形也自然引起了人們的惊奇，因為在莫斯科已形成這樣一個傳統：党員死后都應該火化。如果死者是位重要官員，就把他的骨灰盒砌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宮的宮牆里。級別較低的官員的骨灰，則長眠在殯儀館的牆壁里。阿利盧耶娃作為偉大領袖的妻子，當然應該是在克里姆林宮宮牆里得到一處壁龕。 然而，斯大林卻反對火葬。他命令亞果達操辦隆重的出殯儀式，將死者安葬在古時特權享有者的新處女修道院的墓地里。那是古代皇族的陵園，安葬過彼得大帝的第一個妻子，他的姊姊索菲亞，以及很多俄羅斯貴旅的代表人物。 斯大林要求跟隨出殯靈車走完從紅場到修道院的全程，也就顯說，要走近七公里。這使亞果達大吃一惊，暗自惴惴不安。二十多年來一直負責“主人”人身安全的亞果達知道，“主人”歷來都极力避免冒風險。雖然周圍衛隊如林，但為了自身安全得到更可靠的保障．斯大林總是要想出一些新措施，有時甚至到了令人發笑的地步。在大權獨攬之后，他就一次也不曾冒過在莫斯科街上走一走的風險。當他打算去參觀某座新建成的工厂時，他就會下命令讓工人們放假，并在整個厂區布上軍隊和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工作人員。亞果達還知道，即使在克里姆林宮內，斯大林從自己的住宅走到辦公室的途中，如果意外地遇上個克里姆林宮的職員，保克爾就必然會遭到一頓臭罵，雖然克里姆林宮的全部工作人員都是共產党員，而且經過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反复審查和甄別。所以，一听斯大林說要隨同靈車在莫斯科街頭徒步而行，亞果達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有關阿利盧耶娃將埋葬在新處女公墓的新聞，直到出殯前一天才公布。莫斯科市中區的很多街道都很狹窄，彎曲，而且誰都知道，送殯隊伍行進緩慢。如果有刺客從窗口認出斯大林，并從高處扔下炸彈，或用手槍甚至步槍向他射擊，那可怎么辦？葬禮的准備工作，亞果達在一天中要向斯大林呈很好几次，他每次都試圖勸斯大林不要冒險，想說服他在最后一刻直接坐車去公墓。卻都未能奏效。斯大林可能是決心向人民表示一下他對妻子的愛，并以此粉碎那些對他不利的傳聞。但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良心的譴責——不管怎么說，是他造成了自己孩子的母親的死亡。 亞果達和保克爾不得不動員起莫斯科的全部民警，并把成千契卡人員從別的城市緊急召到莫斯科。送殯行列要經過的每幢樓房都派去了城防部隊。他們的任務是將住戶全都赶到不臨街的房間里，并禁止他們從那里出來。臨街的每扇窗口旁，每座陽台上，都站立著哨兵。街道兩側布滿了由民警、契卡、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士兵、動員來的共產党員組成的“老百姓”。整個行進路線的街道兩側，從清晨就禁止通行，清除了行人。 終于，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三時，送殯隊伍在騎警和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部隊的護送下，從紅場出發了。斯大林确實跟在靈車后面，由其他的“領袖們”和他們的夫人簇擁著。看來，為了斯大林免遭任何暗算，确實采取了一切可能采用的措施。然而，他的勇气并沒保持多久。十多分鐘后，剛走到途中要經過的第一個廣場時，他同保克爾兩人就离開行列，鑽進了等候他的汽車。于是，一支車隊簇擁著斯大林的汽車，飛快地繞道馳向新處女修道院。斯大林在那里等來了出殯的隊伍。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當阿和盧耶娃嫁給斯大林時，她弟弟巴維爾·阿利盧耶夫也一塊住進了斯大林的公寓。婚后頭几年，斯大林十分寵愛嬌妻，對她兄弟也象對家里人一樣。在斯大林家中，巴維爾認識了很多布爾什維克，當時他們都還不怎么顯赫，但后來都擔任了國家要職。克利姆·伏羅希洛夫就是其中之一，他后來成了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待巴維爾很不錯，經常帶著他去參觀部隊演習和空降兵檢閱。顯然，他希望激起巴維爾對軍人職業的興趣，但巴維爾卻更愿意從事某种安靜點儿的工作，想當一名工程師。 我第一次遇見巴維爾·阿利盧耶夫，是一九二九年初，在柏林。當時，伏羅希羅洛夫讓他參加了蘇聯商業代表團，來柏林檢查蘇聯國防部向德國訂購的空軍裝備的質量。巴維爾·阿利盧耶夫當時已經結婚，并有了兩個孩子。他妻子在外貿部門工作，是位東正教神父的女儿。阿利盧耶夫則是個工程師，并是基層党組織的一名普通党員。在蘇聯駐柏林的龐大的使團中，除了個別領導，誰也不知道阿利盧耶夫是斯大林的親戚。 作為國家檢查机關的工作人員，我的任務是監視商業部門的一切進出口業務，包括在德國的秘密軍事定貨。因此，巴維爾·阿利盧耶夫在工作上屬于我管，我和他一起共事了近兩年時間。 我記得，當他第一次走進我辦公室時，他和他姐姐在相貌上的酷似使我感到無比惊訝——也有一張線條勻稱的臉，一雙東方人的，郁郁寡歡的眼睛。當時我就确信，他的性格与他姐姐一定十分相似——正派、真誠和极其謙虛。我想著重指出的是，他還有一個為其他蘇聯官員所少有的优點：如果對手赤手空拳，他就決不會使用武器。作為斯大林的內弟和伏羅希洛夫的朋友，他無疑是個很有影響的人。但是，如果代表團里那些不知他底細的職員出于往上爬的動机或者純粹出于品質不好而誹謗他的時候，他也從來不向他們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利用自己的影響力。 我記得，阿利盧耶夫手下有位工程師，參加審查和接收德國厂家制造的飛机發動机。有一次，他向代表團領導打了份小報告，說阿利盧耶夫与几位德國工程師的交往令人生疑，還說他屈服于德國工程師的影響，在檢查運回蘇聯的飛机發動机時，馬虎潦草，不認真負責。告密者認為有必要加上一條：阿利盧耶夫還看過白俄僑民辦的報紙。 商業代表團領導把小報告交給了阿利盧耶夫，同時表示要把造謠中傷者送回莫斯科，開除出党，并從外貿部門除名。阿利盧耶夫卻請求別這樣做。他說，那個人對發動机很內行，工作也非常認真。除此以外，阿利盧耶夫還答應要同那人單獨談談，勸他今后不要再誣陷他人。由此可見，阿利盧耶夫是位品德十分高尚，不愿向弱者報复的人。 在兩年的共事中，我們談過很多事情，唯獨對斯大林談得很少。這主要是因為我那時對斯大林已經不那么感興趣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已足以使我打心眼里厭惡這個人了。再說，關于他，巴維爾又能說出些什么新情況呢？他有次對我說，斯大林喝醉了酒以后，往往會高唱宗教贊美歌。另外有一次，我從巴維爾那里听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在索奇的別墅，斯大林扭曲著憤怒的面孔走出餐廳，把餐刀往地板上一扔，高聲叫喊道：“即使在監獄里，給我的刀也要鋒利得多！” 一九三一年，我被調回莫斯科工作，与阿利盧耶夫分了手。在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几乎沒再見過面：有時，我在莫斯科，他在國外；有時則相反。 一九三六年，他被任命為裝甲兵部隊政治部主任，頂頭上司是伏羅希洛夫、紅軍政治部主任加馬爾尼克和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讀者已經知道，就在第二年，斯大林控告圖恰切夫斯基和加馬爾尼克犯有叛國罪和密謀顛覆政府罪，并把他們槍斃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底，我在西班牙收到阿利盧耶夫的一封熱情的來信。他祝賀我榮獲蘇聯最高榮譽——列宁勳章。但信尾有几句附言，內容非常奇怪。巴維爾寫道，他愿意再次和我一塊工作，還表示，如果我能主動地請求莫斯科，委派他來西班牙，他將隨時准備動身。我不明白，為什么偏偏要我來提出這個申請，要知道，要辦成此事，巴維爾只需把自己這一愿望告訴伏羅希洛夫就足夠了。經過反复推敲，我認定阿利盧耶夫寫這一附言完全是出于禮貌，他提出希望重新和我共事，是想從此再次表達他對我的好感和友情。 這一年的秋天，我出差去巴黎。我決定去看看那里的一個國際展覽會，包括里面的蘇聯陳列室。在陳列室里，忽然有人從后面抱住了我的肩頭。我轉身一看，是巴維爾·阿利盧耶夫，他正向著我笑呢。 “你來這里干什么？”我惊喜地問。當然，我說的“這里”不是指展覽會，而是泛指巴黎。 “他們派我來展覽會工作。”巴維爾搬著嘴冷笑著回答，并說了自己在蘇聯陳列室里擔任的無足輕重的職務。 我認定他是在開玩笑。我根本不相信，昨日的紅軍部隊政治部主任，怎么會被派來擔任這种無足輕重的，我國駐巴黎商務代辦處任何一個非党群眾都可以充任的職務？況且，這种事發生在斯大林的親戚身上，就更不可估了。 當天晚上我有事：內務部駐法國情報站站長和副站長邀請我去一家豪華飯店吃晚飯，地點在圣米歇爾廣場附近，塞納河左岸。 我不在意地隨手在一張紙片上寫下飯店地址，叫人交給巴維爾，請他一起去赴宴。 在飯店里，我惊奇地發現，無論是情報站站長還是他的助手，都顯示出不認識巴維爾的樣子。我給他們互相做了介紹。吃過飯，巴維爾离開了几分鐘。趁他不在場的机會，情報站站長俯身湊近我耳邊，低聲說：“如果我知道您要請他來，我會預先通知您……我們持有葉若夫有關監視他的命令。” 我頓時惊得目瞪口呆了。 我同巴維爾一起走出飯店，沿著塞納河堤岸漫步。我問他，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怎么會打發他到展覽會來工作。“非常簡單，”他苦痛地回答，“他需要把我打發走，离莫斯科越遠越好。”他打住話頭，審慎地瞧著我問：“怎么，我的事你一點也沒听說？” 我們轉進一條側巷，在拐角處一片小咖啡館的桌旁坐了下來。 “最近這几年，有了很大的變故……”阿利盧耶夫開口說道。 我沉默地等待著他后面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姐姐是怎么死的……”他不再作聲了，顯得有些猶豫。 我點點頭，等待他繼續說下去。 “哎，從那時候起，他就不再理我了。” 有一次，阿利盧耶夫象往常一樣去斯大林的別墅。值班的門衛走過來，告訴他：“有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內。”第二天，巴維爾給克里姆林宮打了個電話。斯大林与他講話的語气跟平常一樣，并邀請他在本星期六去別墅。巴維爾按時去了，卻看見別墅正在改建，斯大林不在那里……不久，巴維爾因公出差，离開了莫斯科。几個月后，當他回來時，保克爾的一名部下來找他，收去了他出入克里姆林宮的通行證，說是要辦理延長證件有效期的手續。通行證后來就再也沒有還給他。 “我很清楚，”巴維爾說，“亞果達和保克爾給他進過饞言，娜捷日達出事之后，最好讓我离他遠一點。” “他們究竟在想些什么！”他突然發怒道，“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刺客嗎？這些混蛋！居然還監視我！” 我們談了大半夜，分手時天已破曉。我們約好隔兩天再見。但我突然被緊急召回西班牙，從此就再也沒能同他見過面了。 我意識到，阿利盧耶夫正面臨著极大的危險。這一天遲早會到來，因為斯大林絕不會長期容忍一個被他逼死了姐姐的仇敵在离他不遠的莫斯科街頭徘徊。 一九三九年的一天，我路過一處售報事時（這時我已到了美國），看到了一份蘇聯報紙。（不是《消息報》就是《真理報》）。我買下報紙，站在街上就看了起來。突然，一篇框有黑邊的文章跳入我的眼帘。這是篇悼念巴維爾·阿利盧耶夫的文章。不等看內容，我就想到：“他把他也斷送了！”追悼文章“無比悲痛地”宣布，紅軍裝甲兵政治委員阿利盧耶夫“在執行任務中”不幸身亡。文章下面署有伏羅希洛夫和几位軍方領導人的名字，但沒有斯大林的名字。就象對娜捷日達·阿利盧耶娃一樣，當局在這篇訃告中也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詳細情節……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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