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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號”三個月沒有下文，海內外猜疑：中共与民主党派實有過節 …… 1．城南庄，毛澤東發出密信 2．香港成了左派大本營 3．猜疑 4．上海乃左右逢源之地 5．南京畢竟有政權手段 6．中共高級特使遭遇突襲檢查 7．毛澤東頭上掉下炸彈 8．周恩來批評潘漢年 9．毛澤東批評林彪 1948年5月，中國各党派無不費心琢磨中共的“五一口號”。 “……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內戰炮火之中，中共七大提出的“民主聯合政府”主張，始終是人民心頭的希望。然而，國民党大軍肆虐，實現這“五一口號”談何容易！ 去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慶日之際，《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可是，大半年過去，蔣介石不但沒有被打倒，反而堂皇登基，當上總統。國共大戰雖然互有胜負，但是國軍依然占盡繁華之地。 “五一口號”？口號，也許不等于實施措施？ 1．城南庄，毛澤東發出密信 別人以為政協的事情只是說說而已，城南庄的毛澤東卻是認真操辦。 4月30日發出“五一口號”，5月1日晚，毛澤東又親筆寫了一封信，具体闡明“五一口號”的設想。 關于目前的形勢与任務，毛澤東判斷：“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團体的相互合作，并擬訂民主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机業已成熟。”戰局剛剛出現轉折，毛澤東就預先籌划政治運作了。 如何實現這一步驟，毛澤東認為：“必須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團体開一個政治協商會議。”政協——人大——政府。關于建立新中國的民主程序，毛澤東已有系統設想。 關于政協會議的組成，毛澤東認為：“此項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團体，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團体的反美帝反蔣党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項會議。”一向主張多團結人的毛澤東，在政協問題上也打算盡量擴大民主范圍。 關于政協會議的決定原則，毛澤東提出：“必須求得到會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團体的共同一致，并盡可能求得全体一致。”強調求得一致，是這個時期毛澤東的民主作風，不僅對党內如此，對党外也如此；不僅對軍事如此，政治決策也往往如此。 關于會議的召集，毛澤東提議：“由中國國民党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于本月內發表三党聯合聲明，以為號召。擬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團体聯署發表。”此時，作為中共領導人的毛澤東，并未提出由中共領導其他民主党派，表現出党派間的极大尊重。 這封信顯示：中共召集政協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全國政權，中共召集政協的作法嚴守民主程序。 看來，中共“五一口號”關于召開政協會議的提議，非但不是虛晃一槍，反而是政治斗爭的致命出擊。 中國人很講面子。對人是否尊重，是衡量政治風范的重要尺度；如果再賦予現代的民主內容，就更具深意。“打到南京去，活捉偽總統蔣介石！”中共“五一口號”振聾發聵，自有大軍統帥的強悍气勢。可是，政協會議的邀請對象多屬謙謙文士，很講究禮儀。有別于“五一口號”的現代白話文，毛澤東的信件使用那時流行的一种半文半白的文体，古色古香的謙詞与音譯的西語混合，傳遞的內容也是既傳統又摩登，頗見文筆功夫。而且，毛澤東此信對收信人稱兄道弟，用語謙恭：“究以何者适宜，統祈賜示”。 原來，此信是寫給兩位老先生的。收信人是中國國民党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中國民主同盟代主席沈鈞儒。李先生時年六十三歲，沈先生時年七十三歲，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五十五歲。對年長的友党領導人以弟自居，完全符合中國傳統的社交禮儀。 這恰恰是中共的周到之處。 友党交往無小事。周恩來專門指示上海的吳克堅与香港的潘漢年：對于民主党派頭面人物，不能像對待党內同志一樣，把人家叫來開會，而是要一家一家地登門拜訪。 民主始于對他人的尊重。 毛澤東十分尊重地致信李濟深、沈鈞儒，在政治運作規則中，意味著建立最高領導直接對話渠道。 “五一口號”不只是宣傳，扎扎實實的協商已經開始。 2．香港成了左派大本營 中共“五一口號”隨著新華社的電波傳向世界，可是，在國民党統治地區卻沒有聲息。剛剛閉幕的“國民大會”通過《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這個條款“臨時”了四十四年，1992年才在台灣宣布取消），蔣介石嚴令勘平“共匪”，連中間派民盟都因為与共產党的關系被解散，誰還敢公開響應中共？ 可是，蔣介石也有管不到的地方。 香港。 盡管這里的貿易倚重內地，盡管這里的絕大多數人口都是華人，但是，由于香港處于英國管轄之下，因此，權力再大的中國當局，對香港也是鞭長莫及。香港似乎成了中國政治的中立地帶，也成了在國內遭受迫害的人們的避難天堂。在這里，罵罵內地當局無人干涉，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秩序，港英當局盡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下台政客在這里還會受到禮遇，興許他不久又會回內地掌權。港英當局也要長期投資。 香港是個自由港，香港也是個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孫中山在這里成立興中會總部，策划襲取廣州。國內革命戰爭，共產党把香港作為秘密通道，領導廣西起義的鄧小平五次經由香港。 抗日戰爭期間，汪精衛投奔日本占領軍經由香港，白求恩等外國志愿者進內地支援抗戰經由香港，宋慶齡等海內外著名人士的“保衛中國同盟”設立在香港。 1946年中國內戰爆發，內地商賈紛紛逃避香港，許多民主人士也避難香港。一時間，香港成了中國的政治熱區，除國共兩党以外，各党派的領袖人物大多聚集于此。 因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的統戰工作。 周恩來特調潘漢年到香港工作。 潘漢年長期在中共高層核心部門工作，是統戰工作与情報工作的行家里手，時任中共上海局委員。上海局兼管香港分局，潘漢年從上海到香港后，与香港分局書記方方密切合作，還成立了以連貫為書記的統戰委員會。 各党派政治人物聚集香港，香港很快出現許多報紙。這些報紙都有不說出不道明的政治背景，圈內人知情：《香港時報》是國民党辦的，《華商報》是共產党辦的，《光明報》是民盟辦的，《文匯報》是民革辦的，還有些不左不右的《星島日報》、《華僑日報》等等。 《華商報》五樓有個總是關閉的房間，主人楊喬躲在其中掌管秘密電台。《華商報》通過這個空中渠道，獲取河北傳來的新華社電訊，截獲西方電台信息。后來，為了躲避港英警方的偵听，秘密電台又搬遷到堅尼道何香凝的舊宅。 《華商報》通過電訊獲得中共“五一口號”，立即在顯著地位刊登。雖然國民党的《香港時報》不登，中間立場的《大公報》、《星島日報》也視若無睹，但是，“五一口號”的重要信息，還是在海外無脛而行…… 1948年的香港遠沒有后來的繁華。山腳是貧民聚居區，簡陋的木屋凌亂交錯，比內地的小鎮還差。山腰有一种獨特的建筑，三開間、四層樓，雖然狹窄，卻也是現代磚砌樓房，內地避難來人大多住在這一帶。 只有在山頂，才顯出殖民城市的豪華風范。一幢幢歐式風格的花園洋房，高居于貧民窟之上，俯瞰著藍色的維多利亞灣。可是，這里是不准華人居住的歐人區。 山腰的羅便臣道藏龍臥虎，111號是著名將領蔡廷鍇的住宅，不遠處的92號，一幢兩開；司三層高的小樓被稱為“李公館”，大名鼎鼎的李濟深就住在這里。 李公館往來無白丁，与會者多為中國政壇名人。 中共香港分局統戰委員會向各民主党派駐港机构倡議舉辦“雙周座談會”，大家一起討論內地政局。雙周座談會由各党派輪流操持，往往是一周在天后廟道4號四樓連貫家中舉行，一周在羅便臣道92號李濟深家中舉行。 由于中共發出“五一口號”，雙周座談變成連日座談，5月1日、5月2日，連續兩天討論，各党派領袖積极發言。 “‘五一口號’最重要的是第五條！”戴眼鏡的郭沫若激動地說，“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啊！新中國擺在我們面前了！” 沒有參加任何党派的郭沫若卻是中國政壇不可缺少的人物。國民党召開“國民大會”硬把他列入代表名單，郭沫若卻与中共同步拒絕与會。1947年2月9日，郭沫若在南京出席愛用國貨抵制美貨大會，國民党特務沖擊主席台施暴，多虧群眾掩護了郭沫若，可是，与會的永安公司店員梁仁達卻被當場打死。為了郭沫若的安全，中共特派葉以群護送他到了香港。無党派人士郭沫若聲望顯著，常常在各党派之間穿針引線，被黃炎培戲稱為“第三方面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 “偽國大，偽總統，蔣介石是三民主義的叛徒！我們現在要挖蔣根！”三縷胡須的譚平山一發言就激動。 譚平山是中國政壇宿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作為共產党的重要干部參加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會，毛澤東是宣傳部長，他是組織部長。參与領導南昌起義后，譚平山被中共中央的“左”傾領導開除党籍，后加入國民党，曾受宋慶齡、鄧演達委托組織反蔣團体。1945年譚平山又在重慶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聯合國民党內部的民主派反蔣。 蔡廷鍇挺著職業軍人的身板，堅決地說：“八年浴血抗戰剛剛胜利，蔣介石就把全國拖進內戰的火海。我早就提議召開新政協，共產党和我想到一處了！” 外號“高佬蔡”的蔡廷鍇曾經違反蔣介石軍令堅持淞滬抗戰，后來又發動福建事變，始終是老蔣的眼中釘。1946年，蔡廷鍇与國民党內反蔣派在廣州組建中國國民党民主促進會，被蔣介石查禁，就遷到香港活動。他還出資支持香港民主党派的一些活動。 還有另一個“民主促進會”，1945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國民主促進會，成員多是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界知識分子。民進領導人馬敘倫曾率領上海和平請愿團，在下關事件中首當其沖。1947年冬，中共地下組織幫助民進領導人馬敘倫、王紹鏊、徐伯听等到達香港。 戴黑框眼鏡的馬敘倫庄重地說：“我們的想法老蔣不听。現在的中國，還是靠共產党把舵。” 民進的另一位領導人王紹鏊提醒：“我們現在召開的政協不是過去那個舊政協，新政協不准反動分子參加！” 當年，多少民主人士怀著對和平民主的期望，熱誠參加國民党提議的政治協商會議。不承想，國民党連自己舉起的民主招牌都要丟棄，沒多久就發動全國內戰。絕大多數民主人士從此得到教訓D，再也不受國民党假民主的愚弄！ 与會者還有一個特殊人物，門口的警衛都是他的手下。中國致公党主席陳其尤出言豪爽：“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國，海外華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們不能容忍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蔣朝！” 致公党是歷史最久的政党之一，1925年成立于美國舊金山。其前身，是美洲舊金山致公堂，歷史悠久的洪門團体。致公堂雖然是帶有封建色彩的幫會組織，卻很早就支持祖國的辛亥革命。孫中山曾加入致公堂，以洪門大哥的身份整頓組織，制定章程。1946年初，致公党總部在香港恢复活動，這個最早支持國民党的党派也投入反蔣陣營。致公党組織不乏武林中人，在間諜橫行的香港，主動充任民主党派活動的護衛工作。 李章達發言出口成章：“封建獨裁勢力，縱使改頭換面，必須拒絕！帝國主義侵略，無論日本美國，必須鏟除！中華民族該翻身了！” 李章達代表的中國人民救國會，發起的初衷是動員人民抗日。但是，蔣介石就是不准人民抗日，悍然逮捕救國會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仆、史良、王造時、沙千里七人。舉國激憤，救國會“七君子”聞名海內外。 中國農工民主党是中國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之一。1927年蔣介石違背孫中山遺愿發動清共，遭到國民党左派的強烈反對。1928年，在宋慶齡、陳友仁的支持下，鄧演達以“中國國民党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名義，在莫斯科發布《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反對假托國民党旗號的新軍閥，號召建立以工農為中心的平民政權。從此，國民党內部的愛國民主人士先后組織中華革命党、中國國民党臨時行動委員會、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等党派，1947年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党。 消瘦的彭澤民是國民党左派元老，他動情地說：“中國的農工平民大眾陷于死亡線上，蔣政權已經面臨全面崩潰，解救民族危亡，此其時矣！” 發言態度一致，与會人士把目光轉向在座的一位老者。 個子不高的沈鈞儒，高額頭、長胡須，活脫脫一個壽星老！ 沈鈞儒在晚清時代就請愿召開國會，中華民國成立時是浙江省議員，又加入同盟會。沈鈞儒反對袁世凱、反對曹琨、反對孫傳芳，沈鈞儒參加北伐、參加中華民權保障同盟、發起救國會。參加國民參政會、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民盟總部被迫宣布解散之后，沈鈞儒潛赴香港，与章伯鈞組織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公開譴責南京反動政府，決定恢复民盟組織和領導机构……沈鈞儒堪稱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幟！ 沈鈞儒認為：“中共‘五一口號’一呼而天下應，足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解決國是，非一党一派之主張，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團体乃至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 章伯鈞隨即建議：“應該在海內外立即發動新政協運動，號召人民起來擁護新政協。” 這時，在座的共產党人潘漢年發言了。 提起英勇奮戰的共產党人，香港人往往帶有几分畏懼。可是，這個潘漢年卻有“富有魅力的共產党人”之譽。人們听說，高級間諜潘漢年曾在日軍控制之下的香港搶救許多文化名人；人們听說，綽號“小開”的潘漢年娶了香港道亨銀行董事長的女儿；人們听說，潘漢年既文雅風趣又豪俠仗義，既見識卓越又謙恭和气，他到哪里哪里就滿堂春風……毛澤東在給李濟深、沈鈞儒的信中寫道：“茲托潘漢年進謁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請交潘漢年轉達，不胜感幸。” 從事秘密工作的潘漢年較少出席公眾場合，參加雙周座談會也不多言。中共中央規定：共產党員在雙周座談會上只能以朋友身份出席，多听少談，絕不能給人以領導之感。潘漢年謙恭地說：“本党主席毛澤東先生提議：政協會議地點設在東北解放區的哈爾濱，會議時間以今年秋天為宜，不知各位有何意見？” 在座的惟一女性何香凝十分爽快：“政協會議及早召開為好！我們要高舉義旗，不給蔣介石喘息之机！” 何香凝与夫君廖仲愷，自創立興中會起，就是孫中山倚重的肱骨同志。孫中山逝世、廖仲愷遇刺之后，何香凝与孫夫人宋慶齡一起，始終堅持聯合共產党，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反動政策，是國民党內著名的左派。內戰爆發后，何香凝又支持李濟深在香港創立國民党革命委員會。何香凝的政見，在民革內部极受尊重。 現在就看李濟深的態度了。 民革主席李濟深是個深沉穩重的人。李濟深原本軍人出身。黃埔軍校創立時，孫中山本來選中粵軍名將李濟深負責，后來又改由蔣介石擔任校長，李濟深則任教育長。北伐軍中，蔣介石任總司令，李濟深任總參謀長。從北伐到抗戰，李濟深數次擔任蔣介石的副手，也數次舉旗反蔣。國民党內，公認李濟深是屈指可數的謀略家。可是，在政界，李濟深留給人們的印象是，反蔣派的色彩似乎比民主派的色彩更重。 李濟深十分重視吸取國民党壓制民主的教訓，他說：“中共‘五一口號’堅持党派協商、聯合政府，足見共產党不搞一党專政之誠意。本党同志應深刻反省，站到民主陣營中來。” 与會十二人當即商定，立即聯名響應中共“五一口號”，共同策進完成大業！ 但是，關于政協會議的地點、時間，李濟深則表示，尚須從長計議……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濟深等十二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致毛澤東電与向全國的通電，同時發表。 一呼百應！ 一時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團体紛紛通電響應。 陳嘉庚動作更早，5月4日就代表新加坡華僑致電毛澤東。 5月5日致電的還有馬來亞霹靂州僑團。 華僑不愧為革命之母，海外僑團相繼發表通電響應中共“五一口號： 馬來亞吉靈丹州僑團（5月7日）、逞羅華僑促進祖國和平民主聯合會（5月16日）、馬來亞擯榔嶼七十一個僑團“否認蔣介石為中國總統大會”（5月18日）、馬來亞柔佛州東甲屬華僑“促進祖國和平民主聯合會”（5月19日）、旅法參戰華工總會（5月）、加拿大云高華華僑民眾社（5月）、古巴華僑擁護民主大同盟總干部執委會（5月）、中國民主同盟緬甸支部（5月）…… 在港的人民團体也積极響應中共“五一口號”： 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理事郭沫若、馬敘倫等聲明（5月）、在港各界民主人士馮裕芳、柳亞子、沈雁冰等一百二十五人聲明（6月4日）、留港婦女界何香凝、劉王立明等二百三十二人宣言（6月）…… 任何獨裁者總有權力不及的地方。蔣介石把反對派統統赶出國統區，卻使香港形成反蔣的民主大本營。 國內解放區，中共登高一呼—— 海外華人、民主人士齊聲響應！ “五一口號”能夠順利推行了？ 3．猜疑 北來南往，“五一口號”在海內外引起轟動。大家都要開政協，然而具体步驟呢？ 5月，6月，7月，三個月過去，中共中央令人不解地遲遲沒有正式回答各民主党派的響應…… 其實，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此時比誰都急： 4月30日發出“五一口號”。 5月1日毛澤東給李濟深、沈鈞儒寫信。 5月2日，中共中央電示上海局，明确指出：准備邀請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團体的代表來解放區商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同時還強調：必須由參加會議的每一個單位自愿同意，不得強制。周恩來開出二十九人名單：“擬邀請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李章達、柳亞子、譚平山、沈鈞儒、章伯鈞、彭澤民、史良、鄧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馬敘倫、章乃器、張炯伯、陳嘉庚、簡玉階、施复亮、黃炎培、張瀾、羅隆基、張東蓀、許德珩、吳□、曾昭掄、符定一、雷洁瓊及其他民主人士前來解放區參加協商。” 5月7日，中共中央又電示華南分局，布置籌備政協會議。 經過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5月14日，潘漢年從香港向西柏坡發報，簡要匯報香港各民主党派5月5日對“五一口號”的反應。 周恩來嫌情況簡單，立即派中央政治局秘書胡喬木電告香港分局：應將各地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電文內容和署名全銜電告中央，尤其是致毛澤東電，更應全文電告中央。 可是，香港分局遲遲沒有落實周恩來這一指示。 等待一個月，到了6月13日，毛澤東又起草電報，請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潘漢年：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團体、社會賢達征詢關于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有關問題，如開會時間、地點，何人召集，到會代表，應當討論的問題，人民代表會議何時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項的意見。 潘漢年還是遲遲沒有回答…… 這不免引起西柏坡的憂慮：難道香港那邊有复雜的情況？ 其實，此時香港的民主党派也十分活躍。 繼十二人聯名通電后，各民主党派又各自發表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通電： 5月7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發布告台灣同胞書。 5月，中國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党民主促進會分別發布宣言。 6月9日，中國致公党發布宣言。 6月14日，中國民主同盟發布致全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團体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 6月25日，中國國民党革命委員會發表聲明。 7月7日抗日戰爭紀念日，中國人民救國會發布《七七宣言》。 …… 夏日的香港十分炎熱，新政協運動熱情更高。 居高臨風，樓頂天台正在舉行演講會，演講者是名士郭沫若，听眾是南方學院的大學生們。附近高樓林立，四周樓房的人們都從窗戶伸頭望著他們，形成一個樓頂群眾聚會。 郭沫若演講如誦詩：“新政協，是民主協商的論壇，新政協，是萌生人民政權的園地，那里寄托著全國人民的希望！同學們，北方，有中國共產党領導的解放區，那里沒有法西斯細菌的位置，那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 “新中國在東方噴薄欲出了，建設新中國的神圣職責，落在年輕人的肩上。同學們！希望你們愛祖國，愛學習，學知識，練本領，為偉大的祖國貢獻力量。” “冬天來了，難道春天還會遠嗎？”郭沫若激情爆發地號召：“讓我們北上，讓我們北上，讓我們加入新政協的隊伍，迎接新中國的春天的來臨吧！” 天台上的同學們熱情鼓掌，旁邊几個監視的警察很尷尬。郭沫若邊走邊風度翩翩地朝警察點頭致意：“感謝這些先生保護我的言論自由……”這下，更博得四周樓房里的人群的一片喝彩！ 北方，南國香港遙望北方，人們迫切地期盼西柏坡的消息…… 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急于部署，香港的民主党派等待召集，可是，南北兩地，誰也不知對方在做什么！ 這不免引起了猜疑…… 是不是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能擁護“五一口號”？ 從報章上，人們沒有找到中國民主建國會的態度。 中國民主建國會的領導人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都來自上海。黃炎培是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創始人，胡厥文是上海机器業公會主席，章乃器曾任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三人身份表明，民建是中國民族工商界及其知識分子的組織。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始終受到外國資本与國內官僚資本的雙重擠壓，為了從政治上保障自己的利益，他們從抗日戰爭期間開始創建自己的組織。1945年12月16日，中國民主建國會在重慶成立，后來，民建總部又遷到民族工商業集中的上海。 民建過去的立場是“不右傾，不左袒”，如今，能否站到共產党一邊？ 北平還有一個九三學社。 抗日戰爭中，一些科技文教界人士憂慮國家興亡，經常聚集到許德珩家里討論時事。在各党派參加的國民參政會上，中共參政員林伯渠主張他們組織起來，于是，許德珩等成立“民主科學座談會”，又稱“民主科學社”。后來，為了紀念1945年9月3日日本簽字投降，又改名“九三座談會”。重慶談判期間，許德珩与夫人勞君展看望毛澤東時談到“九三座談會”，毛澤東希望他們搞成一個永久性政治組織。1946年1月10日，九三學社籌備會向政治協商會議遞交自己的意見書；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在重慶正式成立。后來，總社設在文教人士眾多的北平。 令人奇怪的是，“五一口號”發布多日，九三學社怎么沒有態度？ 擁護“五一口號”的党派是不是就沒有問題？ 民革的響應聲明發表于6月25日，明顯比別人晚！ 有人解釋，這不過是工作程序問題。民革主席李濟深把起草任務交給宣傳部副部長梅龔彬和宣傳部秘書張克明。這兩人起草之后又要到處征求意見。 也有人問：征求意見的過程那么長，是否因為民革內部的意見不易統一？ 就是積极開展新政協運動的民盟，也有疑問。沈鈞儒、章伯鈞不過是代主席，老主席張瀾那里的態度呢？ 民盟的不少中央委員在上海，可是上海沒有傳出他們的態度…… 4．上海乃左右逢源之地 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漢、廣州、重慶、桂林、香港……中國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大多集中在几個大城市。 那時的人們，習慣把各种政治力量划分為左、中、右。有人更按住地划分民主党派的立場：香港左，南京右，上海是中派！ 這种划分相當武斷，卻也有几分道理。民社党、青年党參加國大，當然要在首都南京分一杯羹。國民党在內地取締反對党，逃亡者自然聚集香港。 可是，上海呢？ 無論繁華年代還是戰爭時期，上海，始終是最重要的政治舞台—— 第一座造船厂、第一間紡織厂、第一個書局、第一部電影、第—……上海是中國大陸最早建立現代文明的地方。即使中國大地滿目瘡痍之時，上海也依舊歌舞升平，再愚蠢的軍閥也不肯打碎這個聚寶盆。何況，上海還有享受治外法權的外國租界，這又使上海成為政治飛地。 蔣介石從上海交易所起家，中國共產党從上海創立，周恩來在上海起義，宋慶齡在上海隱居，上海是中國政治家的潛龍之地！ 1948年5月，中國民主同盟的三位領導人，張瀾、黃炎培。羅隆基都在上海。他們對中共“五一口號”是何態度？ 提起這三位，許多民盟成員都會想起民盟總部宣布解散的歷史…… 1947年下半年，早已對共產党大打出手的國民党又開始向民盟下手。10月，國民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体，嚴加取締。 民盟主席張瀾等正在上海，南京的民盟中委立即赶往上海出席“御前會議”。民盟中央常委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史良和中委葉篤義等緊急聚議，史良、張云川兩人主張對抗，但多數人表示沒有別的辦法。會議最后決定派黃炎培和葉篤義去南京交涉。 黃炎培是個同各方面都能說得上話的人物。到南京后，他首先請美國大使出面斡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學校長，桃李滿天下，經常表示支持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可是，此時卻勸民盟“光榮解散”。黃炎培又找与張瀾私交頗好的行政院長張群，張群也態度強硬：民盟總部如不號召解散，各地干部將有七百余人繼續被捕，羅隆基有生命危險！ 高壓之下，黃炎培被迫尋求妥協。黃炎培提出：由民盟自己通告盟員停止活動，同時政府對各地盟員一律免除登記，使他們享有一切合法之自由。 黃炎培回到上海，民盟中央常委再次舉行會議，決定宣布自行解散。6日，民盟主席張瀾發布《中國民主同盟解散公告》。 由自己來宣布自己領導的民盟的消亡，張瀾非常痛苦。當晚，張瀾徹夜不眠，想到盟員可能的誤解甚至斥責，想到維護盟員的身家性命……張瀾決定：將個人的一切置之度外！第二天，張瀾又以個人身份發表聲明：“我個人對國家之和平民主統一團結之信念，及為此而努力之決心，絕不變更。”但是，除蘇聯辦的《時代日報》以外，上海各報都不敢刊登。 民盟總部宣布解散，并未征求地方組織和廣大盟員的意見，民盟內部很快出現分歧。 民盟南方總支部鄭重聲明：絕不因獨裁政府之非法壓迫而停止活動，同時號召海外盟員一致反對獨裁制度！ 民盟華北總支部負責人張申府則宣布解散民盟華北總支部、北平市支部、河北省支部。民盟北京臨工會又采取反措施，并報告總部要求開除張申府盟籍。 民盟總部被迫解散后，中央常委沈鈞儒、章伯鈞，中央委員周新民等秘密到達香港，召開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決議：否認南京反動獨裁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体的無理狂妄舉動。 三中全會更代表全体盟員表示：不能接受本盟總部在南京反動獨裁政府的劫持与威脅之下，未經合法會議而發表的“辭職”、“解散總部”及“停止盟員活動”的聲明。 三中全會還決定：由沈鈞儒、章伯鈞兩人輪流擔任代主席，領導全盟工作。 民盟三中全會之后，許多地方組織積极響應，秘密恢复活動。香港民盟總部還決定成立民盟上海區執行部，由辛志超任主任，后由史良任代主任。 三中全會在民盟歷史上關系重大，有人說：過去宣布解散的是右派，現在奪權的是左派。 果然，与解散民盟有關的三位民盟領導人張瀾、黃炎培、羅隆基都滯留上海，都沒有公開表示對“五一口號”的態度。 過去，由于對人身安全的考慮，曾經使民盟出現政治上的動搖。現在，國共大戰熾烈，民盟能否立場堅定？ 還有人想到：民盟与中共之間，歷史上曾有過節—— 民盟曾經是個相當龐雜的組織。1941年3月，十七個中國政壇的著名人物在重慶秘密簽名組織政治集團——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推定黃炎培為常委會主任。發起人認為救國會太左暫不約請，而半年以后才邀請沈鈞儒參加。 民盟的發起人來自三党三派（青年党、國社党、第三党，救國會、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但又都是以個人身份入盟，因此，民主政團同盟的基礎不穩，約束力很弱。 民盟最年長的成員張瀾始終沒有党派隸屬，因為他善于調和党派間的關系，被大家公推為主席。后來，無党派盟員大大超過党派成員，多數人就主張把民主政團同盟改名民主同盟。抗戰胜利以后，國內各大城市包括海外的中上層知識分子大量加入民盟，民盟日益趨向單一政党，組織迅速擴大，很快成為國民党、共產党以外的第三大党。 民盟在抗戰中和抗戰后都積极調解國共矛盾，政治作用日益重要。在1946年的政治協商會議中，民盟赫然處于“第三方面”的地位。6月，國民党發動內戰，共產党對和談失望，無形之中，民盟成了政治重心。這就使得民盟一些人頭腦膨脹，自以為中間派可以主導政局。 民盟秘書長梁漱溟力勸中共代表周恩來不要退出和談，并許諾加強民盟与共產党的合作：“第三方面今后有任何重要主張和行動，民盟必事先同共產党協商并征求同意。” 達成諒解之后，梁漱溟拋棄國共兩個方案，自行提出一個折衷方案，決心“用第三方面的力量壓服不肯接受折衷方案的任何一方”。 民盟派出三批人馬，分別將方案送交國民党、共產党和美國調解人馬歇爾。 梁漱溟把折衷方案送到梅園新村周恩來住地，當讀到第三條“就現地一律停戰”時，周恩來臉色驟變！ 周恩來伸手制止：“不用再往下講了，我的心都碎了。國民党進攻我們，想不到你們第三方面也從背后捅我們一刀！蔣介石要把我們打倒在地，你們還要踩上一腳！我們共產党是不怕打的，我們可以打游擊，但要考慮你們的前途。” 梁漱溟這才想到，自己的方案顯然考慮不周。現地停戰，豈非承認國民党主動侵略的現實？ 周恩來聲色俱厲：“我是相信你們的，你們為什么不事先關照一下？” 面對党內干部工作不負責任的現象，周恩來也有生气的時候；但是，周恩來對待民主人士總是另當別論，總是謙和有禮。像此時這樣的大怒，在周恩來真是絕無僅有。 梁漱溟被周恩來的憤怒所震撼。尊崇儒學傳統的梁漱溟自知失信理虧，赶忙把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找來商議，一致決定：立即把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 國民党那里，已經討論同意民盟方案，行政院長孫科還笑眯眯地夸獎民盟公正。黃炎培盡力保持鎮定：“我們不細心，抄漏了一條。” 孫科馬上問：“漏了什么樣的一條，重要嗎？” 黃炎培忙說：“重要，要緊极了！” 李璜幫腔：“有了那條就更周到了。” 孫科更感興趣：“是什么樣的一條？” 黃炎培忙說：“你拿文件來，我告訴你。” 孫科從衣袋里拿出文件交給黃炎培，黃炎培指著文件，“喏，喏，喏”地不知所云。 孫科見他為難就說：“你記不起來，就另外抄一條送來好了。” 羅隆基机敏地搶過文件：“我記得，你給我，我來說……”拿到文件，就立即揣到兜里，“這种正式文件怎能補抄一條呢，還是赶快回家另外謄寫一份正式的送來吧！” 黃炎培、李磺、莫德惠三人同聲響應：“對對對，還是重抄好！” 孫科被搞得莫名其妙，連問：“要重抄嗎？要重抄嗎？” 說話間，民盟四人匆匆告辭。 四人匆忙赶到梅園，把原件交給周恩來看。 羅隆基又乘車赶到馬歇爾寓所，恰遇馬歇爾外出未歸，文件尚未啟封，被羅隆基輕易取回。 這時，梅園新村方才轉怒為安。 當晚，國民党宣傳部長彭學沛打電話索要重抄的文件，羅隆基推脫要重新考慮。彭學沛笑道：“你們演得好一個《月宮盜寶》哇！” 羅隆基妙對：“要回自己的東西不算盜，我們演的是《完壁歸趙》！” 和談方案完璧歸趙，朋友關系卻留下裂痕…… 中間派的地位，特別容易動搖。 蔣介石硬要開“國大”，在“圍剿”共產党的同時，千方百計拉攏第三方面。“國大’代表位高祿重，國民党政客紛紛賄買選票，第三方面不免有人眼熱。面對蔣介石奉送上門的代表名額，有些党派動搖了。青年党、民社党不好意思出頭，推說与民盟共同行動。 “國民大會”能否具有相對的代表性，關鍵在民盟了！一時間，民盟動向為万眾矚目。 此時，民盟主席張瀾在重慶，秘書長梁漱溟辭職去北平，黃炎培、沈鈞儒、章伯鈞住在上海，南京的中常委只剩一個羅隆基。 國民党宣傳部長彭學沛找到羅隆基：“你們也可以個人身份參加國大，國民党給你四十個代表名額。” 此時，郭沫若給羅隆基捎來禮物，羅隆基打開一看，全是書。羅隆基絕頂聰明，知道這是提醒自己：一招棋錯，滿盤皆輸（書）！羅隆基對來人說：“請郭先生放心，放心，千万放心。” 一身關乎民主動向，羅隆基豈能讓人放心？ 青年党、民社党已經動搖，民盟如果再參加“國大”，共產党就相當孤立了。周恩來親自赶到民盟總部，建議羅隆基電話請示張瀾。 南京，重慶，相隔万里，電話難通，周恩來坐立不安…… 終于，電話要通了，張瀾反复叮囑：“參加不得呀！參加不得呀！” 一錘定音，羅隆基心定，周恩來心安。 后來，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數無党派人士還是參加了“國大”，但民盟卻与共產党同進退。 周恩來离開南京前，特地宴請民盟領導人羅隆基、張申府。章伯鈞、沈鈞儒、黃炎培、張君勱等，還留下一張珍貴合影。 民盟在關鍵時刻的表現得罪了國民党，導致后來遭到被禁的命運。但是，民盟也因此成為共產党极其器重的友党。 如今，共產党倡議召開新政協，民盟當然是重要發起人。但是，昨日的記憶依然惊心動魄。又到關鍵時刻，上海諸位能否再次共進退呢？ 人們的擔心是有緣由的。 建盟以來，民盟就標榜中間派立場，主張在國共之間保持“超然獨立”、“不偏不倚”的“中間立場”。一些民盟領導人認為，民盟不僅在抗戰期間是中間派，就是在以后的建國時期也應該是中間派。民盟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的流行主張是“英美的政治民主，蘇聯的經濟民主”，在資本主義与社會主義之間“創造一种中國的民主”。由此，民盟的綱領被概括為“第三路線”。 中間派、第三路線，民盟的這种政治地位和政治設想又被理論化。 施复亮（施存統）是中間路線理論家，在《論中間路線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一文中把中間派的路線概括為“用和平合作的方式來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經濟工業化”。看起來，這理論通盤符合現代民主政治規則，相當漂亮。 可惜，美好的理論難行其時。 國民党不肯給共產党政治民主，共產党也不肯把軍隊交給國民党的國家，外國資本更不給中國民族工商以工業化的机會。所謂“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經濟工業化”都不為現實所接受。 右邊有國民党，左邊有共產党，左右逢源的中間派，常常是左右為難！ 盡管左右為難，尚可左右逢源，中間派還是珍重自己的中間地位。 中間派人物個個精通中國歷史通鑒，不乏經歷清朝、民國。抗戰的政壇耆宿。歷史上，改朝換代的英雄豪杰尚能周公吐哺，禮賢下士；可是，一旦江山坐穩，無不人莫予毒，獨裁專制。儲安平在《觀察》雜志發表文章：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党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党的“党主”，但就共產党的真精神言，共產党所主張的也是“党主”而決非“民主”。 有了對共產党執政的擔心，民盟現在會放棄中間立場投向新政協嗎？ 還有人說：什么政治理論、什么歷史過節，都是次要的。關鍵時刻。一個政党的方向，決定于現實利益。 天下大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國的現實還是強者天下，實力軟弱的中間派更需謹慎圖存。盡管天理民心都說共產党好，可是，國民党畢竟掌握全國政權，還有世界第一強國——美國的支持，或許气數未盡？大局未定，誰會為几句口號披肝瀝膽呢？ 恐怕還是要再看看…… 肝膽相照的友情，只能來自生死与共的經歷。在1948年的政党關系中，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 其實，許多猜疑本是不必要的。 1947年國民党對民盟下手之后，民建中央決定轉入地下，所有成員分成十几個小組，以聚餐會形式活動，中央不公開發表聲明。年底，還派章乃器、孫起孟秘密抵達香港，籌划恢复公開活動。1948年5月香港民主党派聯名通電擁護“五一口號”時，民建團總部和領導人不在香港，一時未能列名參加。上海的黃炎培、胡厥文得悉情況，于6月9日秘密舉行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贊同中共“五一口號”，并推章乃器、孫起孟為民建駐港代表，与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 得悉中共“五一口號”后，九三學社北平總社秘密會議也決定響應，但處于國民党威脅之下，一時難以公開發布宣言。（待到1949年1月，九三學社公開發布宣言響應中共召開新政協的號召。） 民盟內部，也并未出現左派与右派的對立。 香港的三中全會，也有上海代表參加。 民盟被禁后，所有的中央委員都被列入國民党特務的黑名單，受到嚴格監視。可是，惟有一個中央委員羅涵先沒有落入特務視線。 羅涵先本名羅舉賢，此時正在上海交通銀行工作。國民党特務怎么也不會想到，大名鼎鼎的民盟中委羅涵先，就是年方二十的翩翩少年羅舉賢。 民盟三中全會在香港召開，困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分別委托香港人士代表自己出席，從國內專程前往香港与會的中委，只有羅涵先一人。 羅涵先順利地往返港滬之間，還從香港帶回總部的信件。捎給史良的是文字信件，捎給張瀾、羅隆基的是口信。年輕的羅涵先記憶力很好，他向留滬中委口頭背誦了三中全會的宣言。 張瀾、羅隆基表示贊同三中全會，張瀾還專門托人帶了二十個金條到香港當活動經費。當初，龍云支援民盟經費時明确規定：經費只由張瀾一人掌握使用。 張瀾帶去的金條竟然被受托人丟了！于是張瀾又帶了第二次，第二次他又說丟了。原來，第一次丟失后，這人拿第二次的金條去投机股票試圖撈回來，結果全賠了。 傳達三中全會內容之后，羅涵先擔心一向持中間立場的羅隆基嫌“左”，便個別詢問意見。沒想到，羅隆基鮮明地說：“民盟被國民党迫害到這种程度，只有這條路，沒有第二條路！” 在擁護“五一口號”上，中國各民主党派還是相當鮮明，相當一致。 5．南京畢竟有政權手段 万事俱備，只欠東風。新政協人心所向，下一步就是如何開會的問題了。 只是，東風不予中共便，信息深深鎖南京。 西柏坡的毛澤東，連看報紙都難！ 中共和談代表團撤出南京后，國統區的《新華日報》被迫停刊；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解放區的《解放日報》也無法出版；共產党只得在香港主辦《華商報》，曲折地傳出自己的聲音。《華商報》大量刊登民主党派對“五一口號”的反應，但是，國民党嚴禁《華商報》輸入內地，無論哈爾濱還是西柏坡都看不到。 搞民主斗不過共產党，搞封鎖老蔣還是有經驗的。蔣介石就是要斬斷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聯絡。 南京，黃埔路總統官邸。蔣介石召見“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 保密局的前身，是中國赫赫有名的特務机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戴笠領導的軍統深得蔣委員長信任，卻被公眾斥為鎮壓民主的特務。國共和談、政協會議，共產党和民主党派都提出了撤銷特務机關的議案。所以，在“國大”召開時，蔣介石照顧民意，宣布撤銷軍統，同時，卻成立保密局——原班人馬換塊牌子。 匆匆而來的毛人鳳知道，老頭子叫自己來，是為了中共“五一口號”的事情。別人也許不重視中共關于召開政協的呼吁，老頭子卻肯定上心。如果共產党的政協比國民党的“國大”開得更好，那老頭子還有資格代表中國的民意嗎？ 毛人鳳早已點算全國名人，有多少人拒絕出席“國大”，就會有多少人參加政協！ 但是，毛人民有信心完成老頭子交付的任務。 保密局承襲軍統衣缽，一直在香港擴大組織。可以說，駐港各党派的活動，無論中共還是其他，統統都在保密局香港站的視線之內。 毛人鳳把一張照片呈給蔣介石——毛澤東致李濟深、沈鈞儒的信被偷拍下來了。毛人鳳得意地匯報：“李濟深身邊有我們安的釘子！” “好！”蔣介石夸獎，“在毛澤東身邊，也要安個釘子。” “已經有了。”毛人民立即說，“我親自命令他長期潛伏，待机而動……” “還要待什么机？”蔣介石譏諷，“等到共產党開了政協再動？” 毛人鳳不敢吭气。他知道，自己此時說什么也是錯，惟有老頭子見解高明。 “南北動手，切斷華北与香港的聯系！”蔣介石果斷下令，“我倒要看看，你毛澤東的口號能喊多響！” “我的情報人員可以引導空軍炸死毛澤東！”毛人鳳積极地說。 “吹牛！”蔣介石毫不通融，“空軍報告，你的情報人員連信號都發不出來，飛机在天上找不到目標！” 毛人鳳閉口不言。他知道，自己同空軍將領沒法比。國軍將領如云，軍統局局長卻只能做到少將，相當于一個小小的旅長。軍隊，在委員長眼中是虎，馴虎，當然有起碼的尊重。而特務，在委員長眼中不過是狗，罵狗，那是用腳踢！ 毛人鳳并不慌張。受到委員長訓斥的人，總是汗流使背，如喪考砒——前程完了！惟有戴笠，委員長訓得越凶，他退下來越高興，如果委員長再踢上一腳，那就要喝酒慶賀了。此中奧妙，戴笠只傳毛毛鳳一人：委員長最擅馭將，何時給面子，何時揭老底，見机行事。可是，這樣待人，委員長累呀！惟有對待軍統，委員長想罵就罵，想踢就踢，多出气啊！毛人鳳是個明白人，毛人鳳知道：這就是信任，是委員長對軍統的信任！ 毛人鳳苦思良策。毛人鳳深知，委員長對軍統的信任，是同戴笠相關的。戴笠乘飛机摔死后，軍統改名保密局不說，人員也減少四分之三。自己這個后任局長，要想取得信任必須建立新功。現在，毛人民必須設法使香港的中共電台不能工作，使華北的中共中央指揮失靈。 6．中共高級特工遭遇突襲檢查 香港，干諾道中123號，《華商報》的四層樓房人來人往，熱鬧非常。 《華商報》近來吃香了。 別的報紙總是刊登國軍“剿匪”消息，《華商報》卻把共軍胜利套紅刊登。不久，香港人人皆知這份報紙的后台老板是中共。中共在國內節節得胜，擅長應變的港人自然也要來《華商報》找找門路；；統戰工作當然期望多交朋友，中共香港分局也時常派人到這里值班，与各方人士接上關系。 《華商報》如此場面，門口游蕩的港英警察似乎并不在意。 港英政府對中國政局常取觀望態度，各方駐港人士只要不在香港搗亂，一般不予干涉。可是，南京政府駐港外交特派員公署出面与港英政府交涉，要求限制香港的反政府活動，港英政府就不能不管。管，就要分派政治部。港警專設政治部，這政治部不像內地軍隊那樣專做部隊內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負責監控社會上的政治活動。在香港避難的政客，表面上比在內地自由得多，但實際上，始終處于警方政治部監控之下。一旦出現政治需要，政治部就能立即采取行動，輕者驅逐出境，重者逮捕法辦，最狠的是遞解回內地，交軍統特務控制的警察處理。 保密局香港站多年經營，盤根錯節，除了專任特工以外，還發展了一些特殊關系。海員工會、《星島日報》、《珠江日報》，都有保密局的人，最重要的是，在港英警察政治部中安插了華人探員方水（又名廖獨航）。 這天，港英警方政治部的人馬，突然包圍《華商報》！ 警察仔細盤查屋里的每個人，姓名、住址、在港職業等等。 燁商報》的工作人員早已習慣這种檢查，沒有違反法律，警察也不能怎樣。但是，內中一個神秘人物卻相當為難。 他的代號是“老太爺”。 從1928年中共建立自己的情報保衛机關“特科”起，他就是重要成員。但是，一般人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特科成員常用代號，一些領導的稱呼很有意思：陳云是“先生”、趙容（康生）是“老板”，潘漢年是“小開”。這位個子不高、面貌平常的人并非最高領導，卻總是被上上下下尊稱為“老太爺”。 這不僅由于他的年紀較大，還因為他經常負責最机密的工作：掌握聯絡、掌管資金……別人被捕只能牽扯單線聯絡的上線、下線二人，惟有他，卻掌握几乎全部机密。在中共情報系統中，老太爺沉穩縝密，深得信任。 今天，他卻在《華商報》被港英警察堵住了！ 老太爺在香港的任務是掌握机要電報。一切情報，潘漢年部交他整理成文，譯成密電碼后，再交報務員發報。所以，報務員并不知道的秘密，老太爺知道。老太爺在內地時，總是避免到党的公開机關活動，但是，香港這里似乎寬松些，所以，今天…… 港英警察沒有放過這個貌不惊人的中年人。老太爺自稱是來報社賣紙的商人，并順口編了個名字，至于地址，卻一時難能應付。剛到香港不久，地理不熟，瞎編會被識破。于是，他說出了真實地址。詳細記錄之后，警察不動聲色地走了。地下工作經驗丰富的老太爺這天沒有回家，當晚，港英警察就搜查了他說出的地址。 老太爺突然轉移，甚至來不及通知擔任譯電員的妻子梅黎。幸虧，梅黎听到動靜，机敏地把電報稿塞進壁爐，才躲過突擊搜查。但是，她卻從此不能在香港見到丈夫，秘密譯電工作也從此中止。 過去，港英警察對中共机构一般只是外部監視。近來，卻頻頻進門盤查。 一會儿問：“你這里失竊了嗎？” 一會儿問：“你這里有沒有外江佬？” 香港開展新政協運動后，港英警方還突擊檢查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突然傳訊章漢夫，對秘密電台的技術偵听也更加頻繁。 郵政被國民党檢查，華北山地与香港的通訊聯系，全憑無線電。 中共一直重視無線電這一最先進的通訊手段，很早就在香港設立秘密電台，直接与中央聯絡。空中電波誰都可以接收，為了保密，必須采用密碼通訊。這樣，無線電通信就要經過譯電。發報、收報、譯電等多個環節，任何環節出問題都會中斷。國民党特務部門也千方百計破坏中共的電訊聯絡，在美國支援下，以先進的無線電偵測技術偵破中共秘密電台。為了防止被偵听，中共秘密電台的收發報時間一般不能太長。這樣，中共中央通過電台掌握的信息，就很有限。 關于香港各界對“五一口號”的反應，潘漢年向中央匯報的電文總是太簡短。這是否因為預防被偵破而縮短內容？還是由于港英警方与國民党特務對机要電訊人員的直接騷扰？ 7．毛澤東頭上掉下炸彈 中共中央那邊的收報條件也有問題。 毛澤東居住的城南庄位于太行山深處，這里既隱蔽又安靜，是晉察冀軍區司令部的駐地。准備去蘇聯訪問的毛澤東，就暫時居住在這里。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毛澤東的到來，為無名的城南庄招來各种“客人”。 “國防部保密局”保定站設有阜平潛伏小組，專門針對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開展工作，此時，已經把管理處煙厂的厂長孟憲德秘密發展為情報員，孟憲德又把軍區首長小灶的司務長劉從文拉下水。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剛到城南庄，第二天就被劉從文報給孟憲德。第三天，這情報就送到阜平潛伏小組組長劉其昌手里，并立即報告保定站站長曹亞夫。其實，曹亞夫也剛剛收到毛人鳳的電報，命令他嚴密掌握晉察冀軍區動向。接到新情報，曹亞夫十分興奮：早就策划讓劉從文下毒暗害聶榮臻，這次，可以立更大的功勞！ 小灶司務長直接辦理伙食，下毒的机會應該很多。可是，毛澤東的警衛相當負責，熬中藥的時候片刻不离人，更有那個聶榮臻，連毛澤東的中藥他都要親口先嘗；劉從文下了毒的鯽魚，他非要先養兩天，結果魚都死了…… 暗殺不成，蔣介石命令華北剿總派飛机轟炸！ 國民党的飛机在太行山的山麓間低空搜尋，气浪吹倒高粱稈，聲浪震破窗戶紙，但是，就是不能确定毛澤東的駐地。 毛人鳳親自飛到北平，可華北空軍司令徐良康也拿不出辦法。毛人鳳又飛到保定，還是保定站站長曹亞夫想出主意：由劉從文在地面指示目標方位，引導飛机准确轟炸。 電台聯絡、點火示意、擺放紅布……种种方法都難以落實，最后，還是空軍出了個高招—— 5月18日清晨，司務長劉從文赶著馬車出去采購。當路過毛澤東居住的小院時，劉從文悄悄撒下些什么…… 軍區首長聶榮臻、趙爾陸等正在吃早飯，突然听到飛机聲。過去，敵机轟炸很少是在早晨，听到聲響，聶榮臻急忙出屋觀察。只見一架偵察机飛臨，在城南庄上空繞了兩個圈子，又很快飛走了。這与過去敵机反复偵察的習慣不同！久經戰陣的聶榮臻感到情況不對，立即下令防空。 慣于晚睡晚起的毛澤東此時還在睡覺。穿著睡衣的毛澤東被叫起后，并不急于跑防空洞，按老習慣，先抽根煙再說。衛士李銀橋勸，夫人江青催，毛澤東就是不動。毛澤東經歷的轟炸數不胜數，根本不在乎。 此刻，兩架B—25轟炸机飛臨城南庄上空。從飛机上往下看：地面上，三處反光圍著一處小院。原來，劉從文按照空軍要求，用碎玻璃碴反光來標示毛澤東駐地。 第一架飛机俯沖，丟下三顆重磅炸彈。 第二架飛机俯沖，丟下兩顆重磅炸彈。 眼見毛澤東的小院籠罩在硝煙之中，飛行員胜利返航！ 此時，毛澤東卻已安全轉移到山后的防空洞中。 剛才，見毛澤東不走，聶榮臻索性下令，派几名衛士強行架起毛澤東，出門就放上擔架，飛跑向防空洞。 防空洞里，江青早已安然。聶榮臻實在憋不住：“主席還在睡覺，你不該先走！”江青啞口無言。 敵机飛走后，返回駐地的人們看到，毛澤東的住房門口被炸了一個大坑，屋里的立柱、牆壁，都被彈片鑽出窟窿，暖壺炸飛，被褥燒毀，桌上的一籃雞蛋流著蛋清…… 如果毛澤東不及時轉移，必傷無疑！ 如此准确的轟炸，肯定有內奸。 保衛部門立即開始偵察。直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華北軍區情報机關截獲敵阜平潛伏組發往保密局的電報，才抓到劉從文通敵證据，又跟蹤追擊將孟憲德捕獲。偵破全案后，經聶榮臻司令員批准，在北京永定門刑場將劉從文、孟憲德處決。 二十年后，江青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簡報上說：1948年 毛主席住在晉察冀軍區時險些遇害，就是有人陰謀暗殺。指揮敵机轟炸的電台就設在軍區司令部，破案后又殺人滅口。 這等于誣陷聶榮臻謀殺毛澤東！ 此事的親歷者毛澤東知道是誰真正保衛自己，所以，江青的挑撥沒有成功。 城南庄遭遇轟炸的當晚，中共中央立即要求毛澤東轉移到西柏坡。可是，毛澤東又在考慮：五大書記會合，万一被蔣介石一网打盡…… 轉戰陝北期間，中共中央就作出兵分三路的部署。五大書記，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帶領中央前方委員會轉戰陝北，劉少奇、朱德帶領中央工作委員會越黃河去河北。万一前委遇難，就由工委指揮全國戰事。万一前委、工委兩個机關都出事，還有葉劍英、楊尚昆率領的在山西的中央后方委員會。 思前想后，當晚，毛澤東先轉移到距城南庄二十多里的花山村，九天后的5月27日，才到西柏坡与中央机關會合。 西柏坡是個更小的地方。 太行山是晉西北高原与華北平原的分界，這里山高林密，易守難攻，是晉察冀軍區的可靠根据地。滹沱河沿著太行山東流而下，沿岸人口密集、土地肥沃，更是屯兵的好地方。這里出過抗日模范縣平山縣，這里有全國擁軍模范戎冠秀，這里還是“白毛女”的故鄉。 太行山東麓，滹沱河北岸，有個向陽的馬蹄狀山灣，山上松柏蒼翠，山前麥田開闊，坡間有個几十戶人家的小村。小村西柏坡三面環山，一面臨水，環境幽靜，風景优美。 西柏坡正處于太行山与華北平原的交匯處，從華北根据地的大城市石家庄進山，沿河岸順大道可以直達，不用再翻山。如遇敵人進襲，后撤就是太行腹地，回旋余地很大。既交通方便，又安全可靠，中共中央選定西柏坡，作為全國解放戰爭的指揮部。 中共中央書記處駐在西柏坡。滹沱河再往下流，四五里是統戰部的李家庄，沿岸還分布著社會部的西黃泥村，外事局的柏里村等中央机關駐地。 西柏坡的建筑都是普通的北方農家小院，土坯牆，青瓦頂。毛澤東的小院，推窗可見周恩來的鄰院，西北有一間低矮的土坯房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兼軍委作戰室。這間屋里有三張桌子——一張作戰科，一張情報科，一張資料科。周恩來說：“我們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揮部里指揮世界上最大的解放戰爭！” 西柏坡雖然位于華北根据地，但是，華北根据地依然處于國民党軍隊圍困之中，對外交通仍被封鎖。 國統區与海外的報紙進不來，中央机關的電台頻繁遭遇轟炸，也許，這也是西柏坡沒有得到香港詳細情況的原因之一？ 8．周恩來批評潘漢年 無論什么客觀原因，周恩來決不允許耽誤党的重要工作。1948年8月1日，周恩來致電香港分局及潘漢年，提出嚴厲批評。 周恩來從各种渠道得知：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后，香港、上海及各地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經濟、婦女、青年、華僑各方人士均有熱烈響應。 周恩來回顧：中央曾布置上海局与香港分局，向各方面征詢對召開新政協會議、討論實現人民代表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意見，但是，香港分局5月14日只將5月5日兩份通電內容約略告知中央，在中央催問下，遲至7月中旬才將全文報告，而且沒有轉報其它通電及宣言。 周恩來气憤：這就使得中央對此事的回答，延擱几乎三個月！不僅耽誤工作進展，還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 周恩來認為：此事并未引起足夠重視，證明香港分局及潘漢年的“政治注意力甚弱”！ 這批評可是夠嚴厲的。 潘漢年其人，可以說深得周恩來器重。 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中共中央當即決定改組特科領導：由陳云、康生、潘漢年三人負責特科工作，一把手陳云兼任一科科長，二把手康生兼任三科科長，三把手潘漢年兼任二科、即情報科科長。從江蘇省委宣傳部長調任特科情報負責人，潘漢年很快完成從文化人到情報人的轉變，不久又實際負責特科的整個工作，顯示出特有的情報工作能力。 1933年，李濟深、蔡廷鍇領導十九路軍建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与中共合作，派人尋找紅軍談判。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負責此項工作，周恩來就指定潘漢年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全權代表，同十九路軍代表談判。潘漢年從此又進入統戰工作領域。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后，中共中央指派陳云和潘漢年去白區傳達會議精神，并設法恢复中央与上海及共產國際的聯絡。几番傳奇經歷，潘漢年終于到達莫斯科，又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托，与國民党談判合作抗日。潘漢年往返于陝北与上海之間，在中共中央与國民党中央之間建立聯絡渠道。在完成談判任務的同時，潘漢年還与宋慶齡等民主人士聯系，廣交朋友。 1941年12月日軍進占香港，潘漢年又通過情報渠道，把眾多民主人士安全轉移回內地。 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潘漢年很早就活躍在中國政治斗爭的中心与高層。潘漢年同時負責統戰工作与情報工作，一明一暗，兩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可是，一旦延誤中央极為重視的新政協籌備工作，還是受到周恩來的嚴厲批評。 人們不由得不詫异：潘漢年其人，一向具有戰略眼光，曾准确預報德國侵略蘇聯的日期，何以忽視新政協大事？ 其實，潘漢年處于民主人士匯聚的香港，對民主党派的態度更有切實的体會。 据說，農工民主党一位嚴先生曾訪問延安，把毛澤東的一封信捎到香港。對于民主党派，毛澤東除鼓勵外，也批評民盟在南京政府的壓迫下自動解散是錯誤的，還提醒民革有第三方面傾向。 在1948年年中的時候，中國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關于政治協商的看法還遠未統一。 雙周座談會在連貫住地討論了七八次。盡管大家擁護共產党關于召開新政協的主張，但是，具体到新政協的宗旨、內容、參加者、時間、地點，還有諸多分歧。 關于新政協召開的時間。 沈鈞儒認為：迅速召開可以鼓舞解放軍發展，加速敵人的動搖崩潰。譚平山也同意，認為“雙十節”召開最好。 馬敘倫認為“雙十節”太快，可于1949年元旦召開。王紹鏊表示贊成。 李章達認為：何時召開要看形勢發展。國內局面發展快固然要快，國際形勢凶險也要加快。 郭沫若起初說現在討論開會時間還早，后來又說，無論如何，召開新政協已是時候。茅盾則認為：開會時間要考慮諸多因素，恐怕不是香港這里能決定的。 關于新政協召開的地點。 定在解放區沒有异議，爭論的焦點是在關外還是在關內。 王紹鏊認為：在關內召開，可以避免有人會說新政協有國際背景，是傀儡。 李濟深認為：還是拿下平津以后，在平津召開最好。 李章達認為李濟深此見不妥：原本是以政治為前提，最后反成了以軍事為前提。 關于新政協代表的產生。 李濟深認為：新政協的范圍要擴大到蔣介石下面的擁護新政協的各种力量。 譚平山認為：任公的寬大主義甚有問題。李章達也認為：把許多蔣介石的反對派看成革命力量，是太寬大了。 馬敘倫認為：對這些人可以個別爭取，不要集團爭取，更不可把新政協作為酬酢的工具。 內部討論久議不決，外間就有傳言：李濟深總是主張推遲新政協召開的時間，大概是另有打算！ 李濟深在國民党中，既有黃埔的中央軍背景，又有獨特的地方資源。出身廣東軍界的李濟深祖籍廣西，因此与桂系頭面人物相知甚深。八年抗戰，兩年內戰，蔣介石有意消耗地方勢力，北方軍閥傷亡殆盡，但是，長期處于后方的桂系卻得以坐大。如今，無論軍事還是政治，在國民党內，論實力，除了老蔣的中央系，就算桂系了。蔣介石雖然如愿當選“總統”，“副總統”卻被桂系領袖李宗仁拿下。論民主聲望，李宗仁甚至超出老蔣。而且，戰局的發展，正在迅速削減蔣系的實力，于是，桂系的分量就相形加重。 近來風傳，歷史上數次倒蔣的桂系，正在謀求取而代之。如果，李濟深与李宗仁聯手倒蔣，豈不可以把國民党中央政權一鍋端？ 那樣，在中國的解放事業中，國民党革命委員會就立下大功！ 一時間，香港流言紛傳，李濟深是聯共還是聯桂，似乎成了問題…… 香港的民主人士爭論熱烈，共產党方面与會的方方、連貫、饒彰風通常都不表態，避免使人以為共產党征求意見只是走走形式。 這個階段，中共与民主党派的關系，也有微妙的地方。 關于新政協由何方召開的問題。有人主張由中共召開，有人主張由各党派委托中共召開，也有人主張各党派聯合召開。 1948年五六月份的中國政壇，許多民主人士盡管贊同共產党，但尚未心服口服地接受共產党的領導。新政協如何召開，恐怕還是眾口難調。 有個在舊政協時代跟蔣介石走的党派領導人找到連貫提出：還是由蔣介石召開政協會議，組建聯合政府；或是國共兩党輪流領導中國；如果再不行，那也要有民社党和青年党參加新政協。 民社党領導人張君勱還說：若要他張君勱參加新政協，中共必須放棄土改！對于許多民主人士而言，談起民主人人喜歡，談起革命就要考慮考慮。他們中的一些人在農村擁有土地，怕土改分田呢！ 香港的新政協運動熱熱鬧鬧，但也有人是日談政協，心向他方。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洲形成兩极對立格局。1947年春夏，美國宣布“杜魯門主義”，在歐洲推行“馬歇爾計划”；蘇聯則于9月組織成立共產党和工人党情報局；東西方兩大陣營開始形成。有意味的是：蘇聯組建情報局沒有邀請歐洲的希腊共產党和亞洲的中國共產党。据說，蘇聯并不贊成這兩個党開展武裝斗爭的作法，蘇聯希望以自己在亞洲的妥協，換取美國在歐洲的讓步。 1948年初，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發表《告中國人民書》，鼓吹“曾受教育的知識分子要組織新党”，“支持政府謀求和平的努力”。3月，北平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組成“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提倡“不偏不倚”。6月，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向司徒雷登表示：蘇聯愿意改善美蘇關系，并研究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 司徒雷登喜出望外。此時美國政府已經得出結論：腐敗獨裁的國民党政府不可能戰胜共產党。因此，美國期望以和談方式，誘使共產党放下武器。但是美國明白，由于自己在內戰調停中偏袒國民党，已經喪失對共產党的影響力。現在，蘇聯大使主動伸出橄欖枝，怎不令司徒雷登惊喜！ 美蘇在中國問題上出現合作跡象，還給士气不振的國民党帶來希望。擔憂蔣介石的獨裁無能領導會使國民党亡党亡國的張治中說：“運用美蘇關系解決國共問題，無疑于漫漫長夜中透出一線曙光！” 反對國民党的民主人士看到世界兩強如此傾向，不禁又擔心中共的前途。國民党走向衰亡，共產党難以興盛，那么，就只有找第三條路了…… 香港有些人醞釀：給美國總統上書，要杜魯門支持中國的“第三勢力”！ 有了這些幻想，還會積极投入共產党倡議的新政協嗎？ 潘漢年和香港的民主党派朋友，此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論戰上。 《華商報》創刊就刊登了一幅“兩‘胡’于‘途”’的漫畫： 胡适背著標有“自由主義”的紅十字藥箱，挽著《大公報》社長胡政之飛奔，胡政之一手拿著《大公報》，一手拉著一具無頭軍人尸体…… 旁題打油詩： “真‘糊涂’、假‘糊涂’，為何冒死去救護？ 可是‘將軍’頭已無，請問‘胡’里与‘胡’涂”。 3月1日复刊的民盟机關報《光明報》，与《華商報》配合，同《中央日報》、《大公報》打起筆墨仗。“自由主義批判”、“偽自由分子的兩條道路”、“我們對自由主義的態度”、“答施复亮先生論‘中間路線兼論自由主義的道路”’等文連續發表，大力批判第三道路。 馬敘倫、鄧初民、侯外廬、曾昭掄、翦伯贊等人在報紙上筆談：“假如說中間路線在1946年還只是錯誤的幻想，而1947年已破產的話，那么1948年的今天，它簡直變成反動陰謀的護符了。” 各民主党派也紛紛表態：在反民主的獨裁統治与民主統一戰線之間，沒有第三道路。凡是希望新政協成功者，不獨不應有第三條道路的幻想，而且應該起來揭露這种第三條道路的陰謀。 也許，潘漢年的失誤，并非由于對新政協不夠重視，而是認為，此時召開新政協時机尚未成熟？也許，潘漢年認為，當前要務是思想准備？ 其實，組織准備也很艱難。 避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并非人人享有自由，有些重要的人物潘漢年一時還聯系不上。 致公党有兩個部分，香港總部擁護“五一口號”，美洲總部卻尚無態度——大龍頭司徒美堂此時正在香港呢！ 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拒絕參加國大，避居香港，國民党派了三個特務看著他。陳其援去找了几次，特務都不給開門。還是連貫想出辦法，《華商報》的編輯司徒丙鶴是司徒美堂的老鄉，派他冒充親戚去找。 司徒丙鶴一口台山話，說是來看叔父，才見到司徒美堂老人。可是，兩個司徒上街喝茶都有帶槍的特務跟隨。 一直混了兩個多月，司徒丙鶴才得到机會，在建國酒樓為司徒美堂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司徒美堂公開表示支持“五一口號”。司徒丙鶴又為他起草文字聲明公開發表。 如何把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組織到新政協運動之中，潘漢年還得煞費苦心。 不止香港，中共上海局那邊也有難處。 宋慶齡、張瀾、黃炎培、羅隆基、史良、胡厥文等諸多民主人士，都被國民党特務嚴密監視，很難与他們商榷新政協事項。 國統區此時不可能公然開展新政協運動，“五一口號”之后的上海，政治熱潮是“反美扶日運動”。 出于對日本軍國主義复活的警惕，1947年下半年，九三學社上海分社聯合民盟、民建、民進、民聯等民主党派成員，建立“對日問題研究會”。研究會在儲安平主辦的《觀察》雜志上多次發表批判美國扶助日本反動勢力的文章，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廣泛注意。美國駐上海領事卻對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制止這种言論。主張言論自由的美國反而壓制中國的言論自由，更激起中國知識界的反感。 1948年春，上海各大學紛紛召開反美扶日討論會。5月4日，上海一百二十個大中學校二万多學生在交通大學舉行紀念“五四”營火晚會，在軍警圍困之中，學生們成立“上海市學生反對美帝扶助日本复興与挽救民族危机聯合會”。第二天，上海各報紛紛報道，惟有國民党的《中央日報》譴責學生。全市學生更加激動，又于5月20日舉行大檢閱，發起十万人大簽名。上海著名民主人士孟憲章、陳仁炳、張炯伯、周谷城、張志讓、史良、許廣平、馬寅初、施复亮等應邀參加反美扶日座談會，還在會上當面駁斥上海市長吳國幀。 真正教育中國知識分子的還是美國。 6月4日，司徒雷登在南京召開記者招待會，否認美國扶助日本侵略勢力，反誣中國的反美扶日運動是陰謀。這又激起上海民主人士的更大憤怒，各党派著名人士紛紛發表聲明，駁斥司徒雷登。北平、南京、青島、成都、昆明、武漢等地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也紛紛響應。6月6日，曾聯名通電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十二名香港各民主党派、無党派民主人士，又聯名發表《反美扶日宣言》。 在國民党的高壓統治下，國統區的群眾運動此發彼應。1948年春，北平學聯組織三万七千人的平津學生大聯歡，國民党立即宣布取締華北學聯。北平學生示威抗議，又遭軍警鎮壓。雷洁瓊、嚴景耀、翁獨健等九十七名燕京大學教職員發表聲明抗議。 7月5日，是雷洁瓊和嚴景耀結婚七周年紀念日，一早，兩人就高高興興地去北海公園划船暢游。中午，兩人并肩走出公園大門，忽听新華門方向傳來槍聲。 兩人急忙赶去，只見軍警正向赤手空拳的學生開槍！ 7月8日，雷洁瓊、嚴景耀聯合許德珩、張奚若、吳□、朱自清、翁獨健、嚴濟慈、袁翰青等四百零四名北平教授聯名抗議。 一次次政治事件、一場場政治運動，使中國各地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走到一起，共同走向新政協之路。 但是，人們也注意到：有几位民盟領袖，并未列名這些活動。 盡管“五一口號”大得人心，但尚未一呼全應。還是有人猶豫，有人觀望，有人韜晦，有人待价…… 個中滋味，要潘漢年在電報中怎么說得清楚！ 9．毛澤東批評林彪 這段時期，中共領導人似乎有些火气。 局促小村西柏坡，中共中央指揮全國各地工作主要靠電報。近來的電文中都透出些脾气。周恩來批評潘漢年，毛澤東還批評林彪呢！ 多年來，中共在全國的根据地被國民党分割成各自孤立的地域，各地只能各自為戰。1948年，各地解放軍普遍轉入反攻，迫切需要實現全國范圍的戰略運籌，這就要強化全党指揮系統。 毛澤東強調：集中權力于中央，加強党的統一領導。毛澤東提出建立嚴格的報告制度，毛澤東要求健全党委制，毛澤東要求“將全國一切可能和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于中央”！ 為了掌握各戰略區的詳細情況，毛澤東在1948年2月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戰軍前委定期向中央作出綜合性報告二可是，“山頭”習慣使一些地方忽視中央要求。5月初在城南庄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不但發布了“五一口號”，還提出反對無政府主義，适當縮小地方權力。后來，毛澤東把這次會議的精神概括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胜。” 處于大別山嚴重環境的鄧小平及時做了几次報告，而處于优勢的東北卻總是延誤報告。毛澤東發電批評林彪：你們已經兩次沒有發來政策性綜合報告！ 林彪還是不應，毛澤東又把鄧小平的報告轉給東北局，以此催促。但是拖到7月，林彪還是不報告。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指示，重申嚴格執行報告制度。 8月上旬，毛澤東再次嚴厲批評林彪。這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均已嚴格執行中央規定的報告制度，惟獨林彪沒有實行。 不能說毛澤東不重用林彪。 東北是全國的戰略重心，干部配備最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名委員，有陳云、高崗、彭真、張聞天四人任東北局常委，卻由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林彪擔任書記！ 其它地方呢？ 中原局書記是中原野戰軍政委鄧小平，司令員劉伯承是副書記。 華東那里，也是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任副書記，而書記是政委饒漱石。 華北局第一書記也不是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 可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同時擔任東北局書記，軍政一把抓！ 委權最重，批評最嚴。8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批評林彪。毛澤東的電文說：“你們收到中央規定報告制度六個月以后才聲明理由，是不對的，并且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們完全不了解你們在這件事上何以采取這樣的敷衍態度。” 經毛澤東的再三批評，林彪才向中央寫了綜合報告并做了檢查。 林彪的東北野戰軍在全軍實力最強，戰功卓著，尚且受到毛澤東的多次批評。在這种背景下，周恩來對潘漢年的批評，也就容易理解了。 修改“五一口號”，毛澤東划掉“毛主席万歲”。修改請示報告制度，毛澤東加上“各中央局、分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不得將自己和中央相平列”。 個人服從組織，全党服從中央，加強紀律性的中國共產党，戰略運籌很快見到成效。 夏季作戰“五路大捷”： 中原戰場，放手作戰的粟裕發起豫東戰役，一個多月殲敵九万多人。 華東戰場殲敵七万多，山東省會濟南被孤立。 晉中戰場殲敵十万，完全孤立山西省會太原。 中原戰場攻克襄樊，活捉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康澤。 華北北部戰場殲敵二万五千多，孤立河北省會保定。 反攻一年來，解放軍實力大增，信心大增。新華社7月26日社論說：“已經沒有什么國民党的設防城市打不開的了。” 心中把握戰略全局，一手軍事，一手統戰，毛澤東、周恩來的指揮漸入佳境…… 正當毛澤東開始籌划与國民党展開大決戰的時候，香港的報告也源源而來，各民主党派對召開新政協熱烈響應！ 軍事、政治雙胜利！ 這几天，毛澤東与周恩來忙极了，也樂极了。 1948年8月1日，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复電香港李濟深等十二人并轉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團体及無党派民主人士：“5月5日電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電文提出，為了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有共同協商的必要，電文還就政協會議的組織事項征求意見。 同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吳克堅、潘漢年電：中央將于新華社廣播各民主党派來電及毛主席复電，要求這次應正式向民主党派征詢意見，并將征詢推廣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歡迎他們來解放區商談和進行准備工作。 身居西柏坡的周恩來，似乎摸到遠方人們的心緒，電文指示：“与李濟深、馮玉祥、章伯鈞、譚平山及其他中間派反蔣分子保持密切聯系，尊重他們，多對他們做誠懇的解釋工作；爭取他們，不使他們跑入美帝國主義圈套里去，是為至要。” 周恩來當即著手新政協的准備工作。 當務之急，是把各民主党派的政協代表接到解放區來。但是，許多民主人士還在國統區，而國統區各地与解放區的交通都被國民党封鎖。看來，多數人必須通過香港轉移。 香港本來就是民主人士聚居之地，現在又成為中轉站，任務极其繁重。周恩來派董必武的秘書劉昂去大連接替她的丈夫錢之光，要錢之光去香港，就地協助香港分局。 無論交通阻隔還是猜疑滋生，都被1948年夏季的熱風吹散！ 中國的解放戰爭和政治協商同步加速，下一步的問題就是能否把民主人士平安地、及時地接到解放區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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