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不論怎樣，古老的非洲已一去不复返；白人必須面對他們自己所創造的新形勢。 簡·克里斯琴·斯穆茨 歐洲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響遠遲于對歐亞大陸的影響。在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擴張之前，歐洲列強就已將它們的統治加于印度、東印度群島和北非大部分地區。法國分別于1830年和1881年奪取了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英國則于1882年占領了埃及（見第十四章第三節）。歐洲人向南入侵的時間通常較晚，其原因多种多樣，其中包括气候惡劣、疾病流行、地理障礙以及非洲人那种与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相比頗為优勢的組織和頗為有力的抵抗（見第五章第一節）。另外，与墨西哥和秘魯擁有金銀的情況不同，這里缺乏誘使歐洲人進入內地的可利用的財富。因而，19世紀末葉以前，除某些沿海地區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仍未受到歐洲的影響。不過，在19世紀最后20年中，歐洲列強卻追回了失去的時間，實際瓜分了整個非洲大陸，掠奪了它的人力物力資源。到1914年時，非洲諸民族在許多方面已受到歐洲人的影響，這种影響甚至比亞洲人所受到的影響還要大不過，內地的許多村民仍過著基本上未受到歐洲侵略者影響的生活。 一、奴隸貿易 對歐洲人來說，几個世紀以來，非洲最有价值的資源就是奴隸，而這些奴隸無需進入內地在沿海港口便可獲得。盡管奴隸貿易站被限制在沿海地區，奴隸貿易還是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許多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貿易始于1442年，當時，航海家亨利王子的兩位船長將12個非洲奴隸帶到了里斯本。的确，奴隸制這時在非洲已是一個固定而又普遍存在的制度。戰俘被迫成為奴隸，債務人或犯有嚴重罪行的人也淪為奴隸。但是，這些奴隸通常被當作家庭中的一分子；他們享有明确規定的權利，他們的身份也不一定世襲。但在歐洲，奴隸制卻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并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它從一開始就主要是經濟性質的，所以，古典時代，奴隸們被迫在礦井里一直勞動到死。當歐洲人開始大規模投入非洲的奴隸貿易對，种族主義又加強了這种非人格性。也許是出于潛意識的掩飾，他們漸漸地開始鄙視黑人，認為他們是天生低劣的野蠻人，因而命中注定要為他們的白人主子效勞。潛意識的掩飾可能還体現在歐洲人用了教為奴隸貿易所作的辯護中。他們認為，奴役确保了非洲异教徒不僅向文明而且向真正信仰的轉變。當時有位觀察者在以下這段話中談到了葡萄牙的奴隸制胜過非洲的自由，這段話是頗有代表 性的。 從此，他們的命運与過去完全相反；因為以前他們生活在靈魂和肉体的地獄中；就他們的靈魂而言，他們仍是异教徒，沒有明确、光明的神圣信仰；至于他們的肉体，因為他們象畜獸一樣生活，所以沒有任何有理智的人所具有的習慣——他們不知道面包和酒，沒有衣服穿，也沒有房子住；而且，比這些更糟的是，由于他們的极度無知，他們不懂得美德，只知道寡畜獸一樣懶惰地生活。 葡萄牙人以這种自鳴得意的精神將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隸用船運回本國。奴隸數目非常之大，异族通婚又相當自由，致使葡萄牙某些地方的种族成分受到了极大的影響。但這只是奴隸貿易的新的重大階段的一個小小序幕；該階段始于151O年，當時向新大陸運送了第一船非洲奴隸。這次冒險非常成功，因為南北美洲，尤其是甘蔗种植園，迫切需要勞力。奴隸市場几乎不受限制，其他几個國家也卷入了這一奴隸貿易，以便分享厚利。控制奴隸貿易16世紀時是葡萄牙，17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是荷蘭，18世紀時則是英國。大約40個歐洲要塞分布在西非沿岸；它們用來防御敵對的貿易國，用來關押等著運過大西洋的奴隸。 奴隸販子最典型的航線是三角形的。第一段航程是滿載貨物的船只從本國港口駛向非洲；這些貨物有：鹽、布匹、火器、五金、念珠和朗姆酒等。然后將這些貨物換成由非洲當地人從內地運到沿海地區的奴隸。再把這些不幸的受害者裝進條件惡劣的船艙，沿著所謂的“中央航路”運過大西洋。在目的地新大陸。這些奴隸不是當即被全部出售就是被圈起來零售。最后一段航程是船只滿載种植園的產品如糖、糖漿、煙草、稻米等返回本國。 由于貿易風的盛行，“中央航路”的航行通常是速度快、時間短。然而，在這一航行中，奴隸的平均死亡率從10%至55%不等，它取決于旅程的長短、流行病的出現次數和奴隸待遇的好環。奴隸的待遇几乎都一樣：難以忍受的擁擠、令人窒息的炎熱和少得可怜的食物。飲食標准為每24小時供一次玉米和水。如果奴隸絕食，就會遭到鞭打；若鞭打不奏效，就用通紅的烙鐵強迫他們進食。由于奴隸通常處在肮髒的環境中，因此，當流行病爆發時，為了防止疾病傳播，生病的奴隸便被拋進海里淹死。奴隸不愿忍受痛苦而跳海的事情屢屢發生。的确，這种事在當時非常普遍，因此，不得不在甲板的周圍裝上网，以防自殺。這說明，為了防止奴隸死亡和船上的奴隸暴動，販奴船都采取了安全措施。 在此之前，即從內陸到沿海的行進中，奴隸的死亡率還要高。突擊隊為尋找強壯的青年男女而掠奪村庄、拆散家庭。俘虜們被迫從早到晚在酷熱和大雨中赶路；他們穿過茂密的叢林或干燥的平原，忍受著使人不得安宁的昆虫叮咬的痛苦。如果他們精疲力盡，走路踉踉蹌蹌，就會遭到毒打，如果他們實在走不動，就會被一刀殺死或一棍子打死。到達沿海地區的幸存者則象牛一樣一絲不挂地被赶進市場。然后，他們又被烙上公司或買主的名字，赶進要塞，等待著運過大西洋去。因此，毫不奇怪，雖然向美洲种植園提供的奴隸約為1000万名，但非洲損失的人口据估計有3500万到4000万人（見第九章第三節，關于對非洲的全面影響的部分）。 歐洲人對這些駭人听聞的做法全然不顧，繼續買賣非洲人達四個世紀之久。由于這樣做能獲得巨額利潤，各大既得利益集團都堅決反對任何控制或廢除奴隸貿易的建議。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長就反對，因為他們用一個強壯的奴隸可換得20到30英鎊。當人們要一位酋長停止這种貿易時，他說：“什么！貓能停止抓老鼠嗎？哪個貓不愿嘴里叼著老鼠死去？我要嘴里叼著奴隸死。”非洲經紀人曾從這种貿易中獲得巨額利潤，他們也竭力反對所有廢除這种貿易的建設。但不管廢除奴隸貿易的運動如何，非洲大地上确發生過反對歐洲人的暴動。 同樣，南北非洲的种植園主，尤其是18世紀在英國議會席位中擁有一個重要集團的巴巴多斯的种植園主，也支持奴隸貿易。另外，歐洲諸既得利益集團，不論是販織者還是國內各种酒商和產品制造商，都擁護這种奴隸貿易。据估計，英國一年運往非洲的產品价值100万英鎊，而歐洲其他國家為了同一目的也運去了同等數量的產品。這一支出所得的利潤非常大，因此，18世紀，象利物浦和布里斯托爾這樣的城市主要是依靠這一交易繁榮起來的。人們建造了很多酒厂，為販奴船提供酒。英國的毛織品以及后來的棉紡品也大量運往非洲。冶金工業提供了鐐銬、鎖、鐵條和各類槍支。造船厂也忙于奴隸貿易，18世紀末，僅英國就有2O0多艘船從事這种貿易。著名的廢奴主義領袖威廉·威爾伯福斯正确地評論道：“利益能給人們的眼睛蒙上一層厚厚的隔膜，即使雙目失明也不過如此。” 奴隸貿易的擁護者除了用經濟上的論點外，還用軍事上的論點來支持他們的立場。卷入這一貿易的許多船只不僅養活了造船厂，而且為成千上万的水手提供了工作。因此，人們堅持認為任何帶頭廢除奴隸制的國家都將削弱自己，使之不能成為一個海軍強國。有些人如替塞繆爾·約翰遜作傳的蘇格蘭著名傳記作家詹姆斯·鮑斯韋爾也為奴隸制作种种掩飾、進行辯護。他寫道：“廢除一种古往今來上帝已承認、許多人一直在繼續的狀況，不僅是對我們無數同胞的劫奪，而且是對非洲野蠻人的一种极端的殘忍，因為那种狀況將后者中的一部分人從殘殺中拯救出來，并將他們引入較為幸福的生活之中。” 盡管存在著這些難以應付的障礙，一小群改革者仍大力從事廢奴運動。1787年，他們在英國成立了廢除奴隸貿易協會。工業革命的進步援助了這些廢奴主義者；它正在使奴隸制過時。因為不斷進步的技術所需要的是海外市場而不是廉价勞動力的供應。事實上，廢奴主義者爭辯說奴隸貿易已無效，因而堅決認為在非洲能發展起一种更加有利可圖的“合法”貿易。 1807年通過的一項法令標志著廢奴主獎者的首次成功；它規定英國船只不得參与奴隸貿易，并禁止向英國殖民地運送奴隸。1833年，議會終于通過了一項在英國本上徹底廢除奴隸制并向蓄奴者提供2000万英鎊賠償費的法令。英國政府進而說服歐洲其他國家以它為榜樣，允許英國軍艦捕捉挂別國國旗的販奴船。有一個時期，英國動用了海軍四分之一的力量，即56艘船只、9000名水兵，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巡邏。20年中，這些巡邏船俘獲了1000名奴隸販子，并釋放了他們的奴隸。不用說，仍有許多奴隸販子為正在南北美洲等待著他們的財富所誘惑，繼續滑過這一封鎖。直到新大陸各國逐漸廢除奴隸制時——海地、美國和巴西分別于1803年、1863年和1888年廢除奴隸制，古巴大約也在1888年廢除奴隸制，此后還有一些別的國家相繼廢除奴隸制——這种封鎖才有可能獲得徹底成功。 當非洲西海岸的奴隸貿易正被取締時，在中非和東非，阿拉伯人仍在繼續這一貿易。遠在歐洲人出現之前，阿拉伯人就已開始從事這一貿易，而整個19世紀中，甚至在進入2O世紀以后，他們還在進行這一貿易。被俘的奴隸或被迫穿過撒哈拉大沙漠抵達北非市場，或被帶到東非沿岸的港口，再由船運往桑給巴爾、馬達加斯加、阿拉伯半島、土耳其、波斯乃至印度。這一貿易比西非沿岸的貿易更難禁止。盡管英國海軍在紅海和印度洋上巡邏，但這一貿易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即使在今天，埃塞俄比亞的偏僻地區可能還存在著奴隸制；奴隸買賣也時有出現，尤其是在阿拉伯半島的一些國家中。 二、非洲探險 廢奴運動直接促成了對這塊“黑暗大陸”的探險和開發。廢奴主義者希望進入許多奴隸被俘的內地，取消奴隸貿易，并試圖發展起“合法的”即正規的貿易，以取代奴隸貿易。与此同時，由于對地理學的科學愛好日益增長，歐洲人极其渴望了解未經勘探過的地區。所有這些因素相結合，使19世紀許多非凡的、引人注目的探險家來到非洲。 對非洲大陸進行系統的探險是始于1788年“非洲協會”成立時。這一協會以英國著名科學家約瑟夫·班克斯為首，其宗旨是“促進科學和人類的事業，探測神秘的地理環境，查明資源，改善這塊招致不幸的大陸的條件。”協會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尼日爾河問題上。到當時為止，這條河僅是個名字。甚至在歐洲人的奴隸貿易開始之前，還流傳著許多謠言，說有些傳說中的城市就坐落在一條稱為尼日爾河的大河兩岸。沒有人知道這條河發源于何處，流向何方。為了解開這個謎，1795年，協會派蘇格蘭醫生芝戈·帕克去探險。在忍受酷熱、疾病、囚禁和饑餓之后，他成功地到達了尼日爾河，但是，病魔又迫使他返回海濱，未能沿河而下到達河口地1805年，帕克率領一支相當大的探險隊再次去尼日爾河探險，但是，他的大多數伙伴甚至在到達尼日爾河之前就死于途中。這一時期探險者的精神在帕克給家里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反映： 很遺憾，离開岡比亞時十分健康的45個歐洲人，現在只剩下5個還活著，即3個士兵（其中一個人已精神錯亂）、海軍上尉馬丁和我自己。……我親愛的朋友安德森先生和斯科特先生都已死了，但是，即使和我一起的所有歐洲人都死去，如果我不能成功地實現這次旅行的目的，我至少也要死在尼日爾河上。 帕克的确死在尼日爾河上，同他18歲的、出來尋找父親的儿子一樣。其他許多人也曾試圖解開尼日爾河的秘密，直到最后，理查德·蘭德沿尼日爾河而下于1830年到達該河河口處。這時，蘭德證明，長期以來被歐洲人視為棕櫚油和奴隸發源地的所謂的“棕櫚河”由尼日爾河三角洲构成。19世紀50年代，海因里奇·巴爾特醫生進一步對西非進行了最為全面的探險、這位非凡的日耳曼人訪問了蘇丹西部最重要的城市，然后穿過撒哈拉沙漠，于1855年返回英國。巴爾特的旅行是非洲旅行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他對其旅行所作的描述也同樣出色，因為他全面介紹了他所訪問過的國家的地理環境、歷史和民族。 對尼日爾河上游的一次損失慘重的商業性探險證明，那里缺乏商業机會，于是，人們將興趣轉到了東非。尼羅河的源頭問題乃東非的重大問題。敵對的當地人、巨大的沼澤地和無數的急流使所有過尼羅河而上直達其源頭的企圖成為泡影。1856年，兩位英國人約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賴從非洲東海岸向內地進發。他們發現了坦噶尼喀湖；伯賴生病后斯皮克又向前推進20英里，發現了維多利亞湖。在第二次旅行中（186O－1863年），斯皮克看到了從維多利亞湖的里彭瀑布傾瀉而下的白尼羅河，然后順這條大河而下，到達喀土穆，繼而又穿過埃及進抵地中海。 偉大的戴維·利文斯敦的形象遠遠高出其他所有的探險者。最初，他為去中國當懂醫術的傳教士進行學習，但鴉片戰爭的爆發使他轉向非洲，他在開普敦登陸后取道北上。1849年，利文斯敦渡過卡拉哈里河，看到了位于前方的開展傳教事業的大好場所。他發現了恩加米湖；在那里他听說，前面那個國家人口稠密、水源充足，与他剛剛穿過的沙漠完全不同。1852年，利文斯敦開始了一次漫長的旅行；他首先到達大西洋，接著返身橫穿非洲大陸，于1856年到達印度洋。然后，他返回英國，在劍橋大學發表了促使整個西方世界關注非洲的歷史性演講。 1857至1863年間，利文斯敦率領一支探險隊考察了贊比西河地區；1866年，他又啟程去解決有關尼羅河源頭的各种問題。他消失在非洲的叢林中之后，整整五年未向外界傳遞出消息。最后，《紐約先驅報》派外國著名記者亨利·M·斯坦利去尋找利文斯敦。1871年，斯坦利在坦噶尼喀湖找到了他；這是非洲探險史上令人難忘的一幕。盡管這時的利文斯敦虛弱、憔悴，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只剩下一把骨頭”，但他拒絕同斯坦利一起回國。相反，他仍繼續探險，直到1873年5月1日他的隨從發現他以祈禱的姿勢死于他的小屋旁為止。 利文斯敦的品格和一生深深地感動了斯坦利，使他回到非洲，去解決“這位好醫生”留下的一些問題。他發現，利文斯敦認為流入尼羅河的盧阿拉巴河其實是剛果河的河源，剛果河向西流進了大西洋。1877年11月26日，在离開桑給巴爾正好999天之后，斯坦利到達了位于西海岸的博馬。這樣，非洲四條大河中的最后一條終于也被人們從源頭到出口探索了一遍。 兩年后，即1879年，斯坦利再次來到剛果河畔，但這次他是作為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的代理人，而不是作為探險者來到這里的。這時，去非洲探險的時代已讓位于瓜分非洲的時代。 三、非洲的瓜分 1870年以前，歐洲列強在非洲只占有一些無關緊要的地區。它們主要是海港、設防的貿易站以及少數作為從事貿易的附屬地而不是作為領土擴張的基地而獲得的鄰近地區。隨著歐洲奴隸貿易的結束，大多數沿海据點實際上已被放棄，因為合法的貿易不足以維持它們。只有非洲大陸的兩端，即法屬阿爾及利亞和英屬南非在一般狀況中是個有特殊意義的例外，實際上這兩個地區的殖民地化已在進行。但是，即使在這兩個地區，各种活動也都是隨意的，并沒有明确的擴張和吞并的計划。這一時代初期的歐洲政治家都反复申明他們反對獲取殖民地。例如，俾斯麥就宣稱他自己‘不是一個殖民主義者”，并把德國殖民地比作是一位里面不穿襯衣的波蘭貴族披在背心上的柔軟的黑貂皮外衣。同樣，在英國1865年，受命考慮西非事務的眾議院一致同意，“所有進一步地擴大領土或霸占統治權即訂立向土著部落提供任何保護的新條約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1870年后，各种因素（見第十一章第七節）的結合使這种反殖民主義的態度完全改變。這時，殖民地被看作母國的財產，未被占領的、無防御的非洲大陸變成了帝國主義者渴望爭奪的中心。法國經濟學家保羅.勒魯瓦博呂對這种新殖民主義作了典型的表述，他于1874年寫道：“殖民地化對法國來說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法國要么成為一個偉大的非洲強國，要么在一、兩個世紀內仍不過是歐洲第二流的國家；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將差不多同希腊和羅馬尼亞在歐洲的地位一樣重要。” 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是帝國主義爭奪非洲的領導人。作為一個狡詐的君主，他察覺到了正被探險者開發的內地大高原所提供的良机。1870年，利奧波德以幫助非洲引進文明為名，在布魯塞爾召集了一次會議。他在開幕辭中宣稱：“今天將我們團結在此的目標之一就是應當最大程度地去占有對人類有幫助的東西。我敢說，開發全球唯一未受文明滲透的地區，沖破籠罩該地區全体居民的黑暗，是与我們這個進步世紀相稱的一次圣戰。！”布魯塞爾會議的結果是創立了“中非洲探險与開化之國際協會”。盡管這個協會名義上由若干國家集團組成，但執行委員會則為利奧波德所控制。 起初，利奧波德主要對東非感興趣。但在斯坦利于1876至1877年間考察剛果盆地之后，他立刻看出了這一巨大的中央地區的潛力。其實，斯坦利本人也看到了這一机會，但他未能得到英國的支持。于是，1878年，斯坦利開始為利奧波德效勞，第二年回到剛果。1879年至1880年間，斯坦利同酋長們簽訂了許多條約，將至少90万平方哩的土地移交給“國際剛果協會”；“國際剛果協會”是在利奧波德的指導下成立的一個新組織。這些酋長根本不知道簽訂這些條約、接受象征性報償使意昧著永遠失去他們部族的土地。傳統上，非洲酋長是受托掌管其人民的土地。他出賣土地就象市長出賣“他的”市政廳一樣。然而，這卻是整個非洲大陸的標准做法，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利奧波德的种种陰謀詭計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歐洲其他領導人采取行動。這時，法國人已派著名探險家布拉柴伯爵前往剛果河下游，他為他的國家獲得了剛果河以北的土地。德國人也參与了這場競爭，于1884年獲得了西南非洲、多哥蘭和喀麥隆。這時的葡萄牙人也卷入了競爭；這尤其是因為過去一段時間里他們一直要求獲得對北至南緯5 。12’的西海岸即剛果河口兩岸和無限內地的權利。英國從來不愿承認葡萄牙人的這些要求，但這時，為了抑制好戰的比利時人和法國人，它改變了主意。1884年2月26日，英、葡兩國簽訂了《英葡協定》；該協定承認葡萄牙人對剛果河河口的主權，并規定由英葡兩國共同控制這條河上的航行。 這一協定遭到其他列強的強烈譴責，于是，1884至1885年，在柏林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為進一步瓜分非洲領土作出了若干規定。會議同意：任何國家若要兼并土地或建立保護國，應該先將其意圖通知其他國家；對領土要求的承認必須取決于有效的占領；各种糾紛應通過仲裁予以解決。會議還承認利奧波斯的“國際剛果協會”對剛果盆地的大部分地區即“剛果自由邦”的權利。最后，會議發表了有關提高土著地位、傳播福音、根除奴隸制的動听的宣言。所有這些在所謂的“自由邦”里是不存在的，因而引人注目。 由于會議對領土擴張的國際法規達成了協議，整個非洲大陸在不到20年中就被瓜分了。在剛果，利奧波德為了消除對其事業可能存在的批評，于1887年買下了所有非比利時人的產業。隨后，他將面積十倍于比利時的最富有的橡膠產地留作王室領地，以補償自己的損失。在這里同在剛果其他地區一樣，開發天然產物的特別壟斷權，包括利用土著勞力的權利，都投給了貿易公司，而利奧波德則是大多數貿易公司的大股東。因此，他的利潤既來目特許權獲得者付給國家的定期津貼，又來自他們在极為成功的經營中所賺得的紅利。總之，在剛果所獲得的財富是通過無情地剝削當地民族才榨取到的。因而，各种強迫勞動的方法殘忍得令人難以置信，致使剛果人在利奧波德所統治的1885至1908年間下降了一半（從2000万下降到1000万）。 如果非洲人生產的橡膠和象牙達不到所規定的數量，他們就會被斷肢或槍殺。斷肢就是砍掉一只手或一只腳，或手腳并砍。工頭們為了證明他們工作盡職，將一個個裝滿人手的籃子交給他們的上司。由于气候炎熱、潮濕，有時就用煙熏的方法保存這些手。一位在“剛果自由邦”旅行的旅行者對他的見聞作了如下記述：“居民們已無影無蹤。他們的家被燒毀；在無人看管的棕櫚樹篱笆里和荒棄的田地中是大堆大堆的灰燼殘忍的鞭打、屠殺、掠奪和誘拐。……人們或是逃進荒野，或是在法國或葡萄牙的領地里尋求保護。” 有關這些暴行的消息漸漸泄漏出來，利奧波德不得不干1908年將他的剛果領地轉交給比利時政府。過去曾為私人財產的領地這時變成了比利時的殖民地。政府采取措施結束了那些暴行，不過變相形式的強迫勞動依然存在。利奧波德這位极其唯利是圖的創辦人勸誘比利時議會慷慨地賠償他在剛果的“犧牲”。 在西非其他地區，法國人最為活躍。他們設想出一個龐大的計划，企圖從過去在象牙海岸、達荷美和剛果河北岸的貿易站出發，向內地推進，建立一個從阿爾及利亞到剛果、從塞內加爾到尼羅河乃至紅海的法屬西非帝國。由于德國人和美國人在西海岸也擁有据點，法國人在爭奪內地的競賽中不得不迂回繞過他們的對手。大体上，他們是成功的。只有尼日利亞的英國人和喀麥隆的德國人能有效地向內地擴張。西非其他所有地區，連同遼闊的撒哈拉大沙漠，這時變成了由巴黎統治的巨大的法國領地。 法國人為了將他們的領地向東擴展到整個非洲，派遣馬爾尚上校進行了一次危險的遠征。這次遠征使他從法屬剛果來到尼羅河旁的法紹達；他是于1858年7月抵達法紹達的。几個星期后，基欽納將軍率領一支從埃及溯尼羅河而上的探險隊也到達此地。基欽納以英國的名義要求馬爾尚從法紹達撤走。兩人當時都聰明地決定將這一爭端提交各自的政府。以后几個月中，英法兩國一直處在戰爭的邊緣，但是，1899年春，法國讓步了，讓英國占有了上尼羅河。 在北非，16世紀以來葡萄牙人一直占据著莫桑比克，法國則對馬達加斯加擁有种种權利。德國人和英國人是其余領土的主要爭奪者。1884年底，柏林會議期間，德國一位熱衷于殖民的青年人卡爾.彼得斯博士在東非秘密登陸。十天內，他就說服當地酋長簽訂了割讓60000多平方哩土地的條約；這些土地几乎相當于他本國領土的三分之一。第二年，德國政府宣布卡爾·彼得斯獲得的地區為保護領地。 德國人的活動喚起了英國人，他們開始簽訂將肯尼亞領土割讓給他們的條約。這种攫取土地的做法引起了桑給巴爾蘇丹的一再抗議；桑給巴爾蘇丹長期以來一直對他的桑給巴爾島對面的東非沿海地區擁有主權。但英國人和德國人無視他的抗議，分別于1886年和1890年簽訂兩個協定，解決他們之間的領土爭端。德國人繼續保有稱為德屬東非保護地的廣大地區，英國人則分得英屬東非保護地以及烏干達保護地；德屆東非保護地在1919年以后取名為坦噶尼喀，英屬東非保護地后來則稱為肯尼亞殖民地。桑給巴爾蘇丹繼續占有桑給巴爾島，但必須承認英國為他的宗主國。 与此同時，姍姍來遲的意大利人也參加了對非洲領土的爭奪。他們設法獲得了紅海沿岸兩個土地荒蕪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亞和索馬里蘭；后來，1896年時，他們進行了更大的冒險活動，派遣了一支軍隊去征服埃塞俄比亞王國。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亞人并不象非洲大多數地區的人那樣是原始的部落民族。他們的國王曼涅里克擁有一支由法國軍官訓練、用法國武器裝備的80000人的軍隊。他能打敗10000人的意大利小部隊，因而他的王國仍不受歐洲人的統治。到1914年時，除西海岸的利比亞這個小共和國外，埃塞俄比亞是整個非洲大陸唯一獨立的國家。即使是建立于1882年、作為獲得了自由的美洲黑人的新拓居地的利比里亞（名字取自拉丁語Liber，意為“自由”），由于財政崩潰和內部混亂，到1911年時也已成為實際上的美國保護地。 同時，在非洲大陸的南端，由于德國人在西南非洲建立了一個保護地，由于葡萄牙人制訂了將西海岸的安哥拉和東海岸的莫桑比克連結起來的計划，英國人也因此行動起來。英國人控制了三個地區——巴蘇陀蘭、貝專納和斯威士蘭；這三個地區都變成了土著居留地，并被置于英國專員的控制之下。在林波波河北面，英國人為富饒的采金地和适于白人拓殖、益于健康的高地所吸引。1889年，英國政府授英國南非公司以特許狀，規定該公司的活動范圍“以南非共和國的西、北面和葡萄牙領地的西面為界”。殖民者開始遷入；1890年，在林波波河和贊比西河之間風景美麗、气候宜人的高原上建立了索爾茲伯里城。英國的這些殖民地如果沒受到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的挑戰來自雖然為時已晚但仍試圖赶走白人入侵者的當地國王羅本古拉，另一方面的挑戰來自怀有野心的鄰近的葡萄牙人——是不會扎下根來的。羅本古拉被迫向占优勢的英國勢力讓步，而葡萄牙人則于1891年簽訂了一個條約，將大部分有爭議的領土讓給英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英國南非公司放棄了它的特許狀，將其屬地組成南羅得西亞和北羅得西亞兩個殖民地。 表1 1914年非洲的政治區划分
英國人在南非地區也遇到了麻境在那里，他們同布爾人殖民者的年期不和突然爆發為1899年的全面戰爭。戰爭之后，英國人允許布爾人在奧蘭自由邦和德蘭士瓦實行自治；1907年，這兩個殖民地与納塔爾和開普殖民地聯合組成了“南非聯邦自治領”。 這种史無前例的領土擴張的最終結果是：整個非洲大陸為歐洲列強所瓜分。如前面所提到的，只有利比亞和埃塞俄比亞這兩個動蕩不安的國家例外。表1對1914年的非洲大陸作了具体的分析。 四、歐洲的影響 經濟影響 由于瓜分非洲出于明顯的經濟動机，因此，毫不奇怪，隨瓜分而來的是劇烈的經濟變化。歐洲不再滿足于沿海港口的一船船奴隸。工業化了的西方不再需要奴隸，因為技術已提供了大量的多种多樣的机械。相反，西方需要非洲內地所發現的原料，因為它現在擁有提取這些原料的技術手段。 隨著在金伯利發現金剛石（1867年）和在威特沃特斯蘭發現黃金（1884年），對非洲資源的開發邁出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在羅得西亞和剛果也發現了同樣大量的礦物財富；在羅得西亞發現了金和銅，在剛果發現了金、銅和金剛石。西海岸的許多地區都盛產熱帶森林產品，如棕櫚油、橡膠和象牙等。歐洲和美洲的一些公司在剛果、喀麥隆和法屬赤道非洲等地區購買了大种植園；費爾斯通公司就是一個例子，它于1926軍在利比亞租借了一塊期限為90年、面積為1O万英畝的土地。 不僅外國公司租借了大片土地，而且外國移居者也接管了許多肥沃的耕地。探險者曾報告說，內地有些高原不僅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結果，歐洲移居者成群結隊地蜂擁而入，尤其是擁入南羅得西亞和東非。不久以后，他們就在這些地區獲得了最理想的農業地產。 為了運輸當時生產的礦物和農產品，歐洲人著手在非洲敷設鐵路网，正如他們早先在亞洲所做的孤樣。敷設這些鐵路是為了便利產品出口，而不是為了促進經濟的全面發展。因此，西非的鐵路系統只是由北到南，東、西之間卻沒有鐵路直接相連。 在擴大生產和建造交通工具的激勵下，貿易達到了使傳統的物物交換讓位于貨幣制度的程度。非洲人不再用奴隸、砂金、羽毛和象牙同歐洲人交換鹽、料器、布匹、朗姆酒和社松子酒等。到19世紀末時，英國銀幣、奧地利元和美元已在這里普遍使用。 所有這些經濟上的發展自然對土著民族產生了深遠影響。气候溫和的高原區的居民由于土地被白人移民侵占，受到的影響最深。在某些情況下，整片整片的地區全供白人使用，非洲人不能耕种那里的土地，即使田地有時在休閒中。因而，非洲人不得不在白人的种植園里勞動，領取工資；有些人甚至就“定居”在白人農場主的土地上，為他們勞動，以取得為自己耕种一小塊土地的特權。在其他地區，非洲人發現必須离開他們的家園，到礦山上去干活。如果非洲人拒絕提供种植園和礦山所需要的勞力，那么，白人就會采用各种強迫勞動的方法。最通常的方法是征收人頭稅，迫使非洲人為了掙錢交稅而去干活。由于上述种种發展，非洲人傳統的經濟上自給自足的程度降低了。他們不再僅僅為養活自己及家庭而工作，而愈益被卷入貨幣經濟中，并受到世界經濟條件的影響。例如：工業化國家中的經濟蕭條直接影響了銅礦的開采，而世界棕櫚油价格的暴跌立即減少了西非許多個体生產者的收入。由此可以看出，歐洲經濟影響的結果是雙重的：一是使非洲人卷入世界范圍的貨幣經濟中；二是直接或間接池使他們從屬于在任何地方都是”老板”的白人。 文化影響 同商人、投資者、移民一起從歐洲來的還有歐洲的傳教士。他們對非洲文化有深遠的影響，因為他們是最先有意識地試圖改變非洲文化的歐洲人。其他人對非洲文化的影響是間接的、偶然的，如他們強迫非洲人离開他們祖先的村庄、到城市或礦山去工作時的情況就是如此。但傳教士卻帶著改變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公開目的來到這里，為實現這一目的他們運用了三大工具：教育、醫學和宗教。 提供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的學校是每個傳教站的一個主要部分。這些學校特別有影響，因為大多數殖民政府都將教育交給了傳教士。在許多方面，教會學校就其影響而言是建設性的：他們經常教學生如何建造較好的房屋、如何改進自己的農業方法、如何遵循健康法和公共衛生的基本原理。他們不僅向學生傳授歐洲語言，還教學生用非洲語言進行閱讀和寫作。傳教士确立了非洲語言的書面形式，從而給非洲本土文學打下了基礎。絕大多數選擇文字生涯的非洲人都在教會學校受過教育。 另一方面，這些學校不可避免地對非洲人民產生一种破坏性的影響；它們常常教導學生說，傳統的生活方式是原始的、錯誤的。經過一段時間后，這些學生不太听從父母和長輩的教導，而更多地听從他們認為應予以尊敬的歐洲教師的教導。此外，教會學校使用的是歐洲課本，講授歐洲多于講授非洲。在法國殖民地中使用的早期歷史教科書就是以講述“我們的祖先高盧人”的課文開頭的。教會教育鼓勵個人主義，這与非洲人的村社生活方式格格不久。毫不奇怪，受過几年這類教育的非洲人通常都不愿意返回他們的村庄。相反，他們在殖民政府、傳教團或私人企業中尋找工作，因而進一步脫离了他們的傳統文化。 傳教團還將醫學知識和醫療器材帶入非洲，挽救了許多非洲人的生命。不過，除了救人之外，醫學還迫使非洲人對有關致病原因和死亡原因的傳統思想提出疑問。白人甚至能在非洲人正式祈求神靈但卻毫無作用之后將病人治好。因此，人們不再指望靠傳統的宗教來應付一切緊急情況和提供所有的答案。盡管大多數非洲人仍堅持他們過去的信仰，但傳統的宗教不再象以前那樣是一种使非洲人的整個生活方式結成一体的有效的接合劑。 政治影響 歐洲的印記在政治領域如同在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一樣顯著。首先，各殖民地的邊界必須确定下來（其結果完全取決于歐洲的勢力平衡）。當地的土著居民并不關心這些邊界，因此，他們經常發現自己處在兩個甚至三個歐洲列強的統治之下。例如，在索馬里，一些人由法國人統治，另一些人由英國人統治，還有一些人歸意大利人統治，少數人甚至發現自己處在埃塞俄比亞國內。 一旦邊界确定下來，組織管理体系的問題便隨之而來。歐洲各國政府沒有足夠的人力去直接統治遼闊的非洲大陸上的所有民族，因此，他們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間接統治；允許部族酋長保留某种權力，通過他們進行管理。通常，英國人給酋長的回旋余地比法國人所給予的要大，但即便這樣，法國人也不能控制一切，因為他們的非洲領地太大，而他們所能配給的官員非常有限。 從表面上看，非洲人仍保留了他們傳統的政治制度。他們仍有自己的長者議會、自己的法律、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酋長。但實際上，這种政治机构已遭破坏。當地的歐洲行政官員能任免酋長；酋長的決定不再具有法律的力量，因為部族成員可以越過他們的首領向歐洲官員反映情況，而歐洲官員的話才是決定性的。有位殖民地官員曾談到他是如何治理所轄地區的，他的下面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酋長權力被剝奪的程度： 1917年年中，我到達“坦噶尼喀”一個偏僻的、無人管理的地區……奉命至少建立一個基本的民政權力机构。我手下有几個仆人、一位非洲軍人和數名貨物搬運工，攜帶著大約20套警察制服、步槍及少量彈藥。到達選定地點即一個傳教站之后，我把當地酋長召來，向他們說明我就是政府，并問他們是否愿意為我提供20個人當警察，是否愿意注意到：從現在起，人們不得殺害他們的妻子和生牙次序不吉利的孩子；酋長如果未曾与我商量，也不得向其部族開戰。事實上，他們必須放棄許多習以為常的、常常令人愉快的東西。 或許，歐洲人的統治所引起的經濟變化和文化變化是破坏傳統政治制度的最主要的因素。過去，人們常常認為酋長的權力是部族之神賜給的，因此他們的宗教領導權加強了他們的政治權力。很明顯，在人民政信一個新宗教的地方，或者在他們對過去的信仰發生動搖的地方，酋長的宗教領導權和政治權力都被削弱了。同樣，那些因在城市或礦山工作而掙得錢財的人獲得了地位和獨立，而這是他們繼續呆在村庄里所得不到的。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新富起來的人實際上比過去的酋長更有威信和權力。 對傳統的部族當權者的最嚴重、最直接的挑戰來自非洲人中受過西方教育的一個階層；這一階層在几乎所有殖民地中逐漸發展起來。他們往往不僅向當地酋長挑戰，而且向歐洲官員挑戰。他們通常是最先提出允許受過教育的非洲人參与國家管理這一要求的人。這些人是最早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為今天強大的民族主義運動打下了基礎。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在西方學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他們不明白為什么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原則應适用于歐洲而不應适用于非洲。他們在受雇于政府和私人時經常遭到歧視，這一點也驅使他們發動政治運動。通常，他們只能是歐洲公司中薪水微薄的職員，或者殖民地行政机构中職位很低的官員。此外，他們無法明白為什么他們在獲得所需的教育和經驗之后，僅僅因為自己的皮膚是黑的而仍應被置于從屬地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所以會喚起民族主義，就因為它強調了個人的判斷力和主動性。安哥拉一家雜志的作者闡明了這一點：“告訴一個人他能隨意解釋《圣經》，就是向他暗示一种過分的自治權，使他變成反叛者。……一個皈依新教的土著已傾向于——并不是說積极投身于——反抗文明的民族。” 正是种种力量的結合，驅使受過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去接管本民族的政治領導權。1914年以前，他們并不要求完全的獨立，但堅持要更多地參与政治，從而為今天成功的民族主義運動准備了條件。 五、結論 上述概況表明，在許多方面，歐洲給非洲留下的印記比給歐亞大陸留下的要深得多。歐亞大陸并不存在著通過奴隸貿易使非洲人力枯竭的類似情況，雖然非洲的總人口并未因此而受到嚴重影響。除了南亞外，歐亞大陸也不存在農業土地轉讓的情況，盡管這种轉讓在非洲也僅限于東非和南非。同樣，歐亞大陸不存在運輸、財政、外貿、采礦業和制造業實際上完全為歐洲人所控制的情況。最后，除菲律賓外，歐亞大陸還不存在歐洲基督教和歐洲語言廣泛傳播、歐洲傳教士通過他們的學校和醫療机构擴大文化影響的情況。 歐洲對非洲和歐亞大陸的影響程度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非洲和歐亞大陸所達到的總的發展水平完全不同。這种明顯的差別在各個方面——文化的复雜、經濟和技術的發展以及与此相關的人口密度等方面——都普遍存在。正是這种差別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更遠遠地易受到歐洲傳教士、企業家和移居者的傷害。 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不發達提供了鄉村水平的天然抵抗（這与受歐洲影響的城市中心的情況截然不同）。1914年以前，非洲大陸大多數地區的內地村庄仍保持著自給自足的經濟和完整的傳統文化；這使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西方的影響。在承認歐洲在某些基本方面的決定性影響的同時，人們還應認識到，即使在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許多村庄仍保留著傳統的生活方式而未發生較大的變化。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