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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為國為家者，莫不以谷貨為本。故《洪范》八政，以食為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任万民，以九賦斂財賄。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谷，躬親千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饑寒者。饑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于殺身。跡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內，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既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焉，亦所謂衣食足，識榮辱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于干戈，或斃于饑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弊，兵革并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略之先，以食為本，使東平公儀墾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陽塞外為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极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后比歲大熟，匹中八十余斛。是時戎車不息，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 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余出賜鰥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饉。帝以饑將遷都于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于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椛郭，不蚕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谷；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丰穰，畜牧滋息。 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世祖即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于歲時取鳥獸之登于俎用者以韌膳府。 先是，禁綱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采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后諸逃戶占為細茧羅谷者甚眾。于是雜營戶帥遍于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神𥉐二年，帝親御六軍，略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東至瀚海，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种落及馬牛雜畜方物万計。其后复遣成周公万度歸西伐焉耆，其王鳩尸卑那單騎奔龜茲，舉國臣民負錢怀貨，一時降款，獲其奇寶异玩以巨万，駝馬雜畜不可胜數。度歸遂入龜茲，复獲其殊方瑰詭之物億万已上。是時方隅未克，帝屢親戎駕，而委政于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農職之教，事在《帝紀》。此后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 高宗時，牧守之官，頗為貨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余輩循行天下，觀風俗，視民所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強劣而罰之，自此牧守頗改前弊，民以安業。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鏤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具珍。假以紫金，鏤以白銀，范圍擬載，吐耀含真。纖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錦布帛二十万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之民年七十已上太官廚食以終其身。 顯祖即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言劉彧淮北青、冀、徐、兗、司五州告亂請降，命將率眾以援之。既臨其境，青冀怀貳，進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于征戍轉運，帝深以為念。遂因民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器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為煩重，將与除之。尚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資用，今頓罷之，臣愚以為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与不足。”遂免之。未几，复調如前，至是乃終罷焉。于是賦斂稍輕，民复贍矣。 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令任服用。后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与同罪。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后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謂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怀、兗、陝、徐、青、齊、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平、并、肆、岐、涇、荊、涼、梁、汾、秦、安、營、豳、夏、光、郢、東秦，司州万年、雁門、上谷、靈丘、廣宁、平涼郡，怀州邵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縣，泰州河東之蒲板、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蓮芍縣、咸陽郡之宁夷縣、北地郡之三原云陽銅官宜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离狐丰縣、東海郡之贛榆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稅。 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 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 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 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余，种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种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于桑榆地分雜蒔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 諸應還之田，不得种桑榆棗果，种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 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 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 諸有舉戶老小癃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 諸還受民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 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种蒔。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 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准此為法。樂遷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 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种菜五分畝之一。 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后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 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 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廕附。廕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征斂，倍于公賦。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党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复一夫，里長二，党長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大率十匹為工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 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眾。高祖從之，于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鄰里鄉党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干之總條，然后口算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洿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复丘賦之術，鄒人獻盍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适。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罔私。富強者并兼有余，貧弱者糊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眾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丰埆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蚕績之鄉無异。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怀深慨。今革舊從新，為里党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初，百姓咸以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事施行后，計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內安之。 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虂免耕載。詔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核，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集，為粥于術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間甚多喂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仆乘具、內庫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繼百司，下至工商皁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癃者，皆有差。 十二年，詔群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余，各立官司，丰年糴貯于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糴之于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谷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贍，雖時有水旱，不為災也。 世祖之平統万，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余万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陽為牧場，恆置戎馬十万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后，天下喪亂，遂為群寇所盜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恆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余斤，其色洁白，有逾上品。詔并置銀官，常令采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余家，常于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后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鑄鐵為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為工，故常煉鍛為刀，送于武庫。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賚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 自徐楊內附之后，仍世經略江淮，于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于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与民和糴，積為邊備。有司又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于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机漕引。自此費役微省。 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恆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价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价布五十匹。自余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采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价，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雇价，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复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并令計程依舊酬价，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于公私為便。” 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效立于公，濟民為本；政列于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顯于當時，嘉聲播于圖史。今校薛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為闕彼防御，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于將所，然后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倍征。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听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体。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余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惊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征填所損。今始開創，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后，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尚書崔休以為刳木為舟，用興上代；鑿渠通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為偉談；方舟蜀漢，酈生稱為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美東都；陳勰之功，事高晉世。其為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跡備在。舟車省益，理實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忝東州，親逕闕 驗，斯損益不可同年而語。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复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閒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仆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為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征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即求開興修筑。或先以開治，或古跡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閒月，令疏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后寇賊轉眾，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胜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稟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終歲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 庄帝初，承喪亂之后，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听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听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若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維那，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者，京倉三百石者，授縣維那。 孝靜天平初，以遷民草創，資產未產，詔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稟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晉、泰、陝、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饑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眾。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复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于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寬簡，复罷其禁，与百姓共之。共國用所須，別為條制，取足而已。自后豪貴之家复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強弱相陵，聞于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群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与細民競茲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強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為廣。自爾沾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后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万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后中尉甄琛啟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啟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為允。詔依琛計。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為便。防奸息暴，斷遣輕重，亦准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往式。”于是复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后更罷更立，以至于永熙。 自遷鄴后，于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鄲置灶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魏初至于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准絹給錢，絹匹為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听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 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范》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群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國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异。吳濞、鄧通之錢，收利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小大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創制，后与五銖并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异，便于荊郢之邦者，則礙于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准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听行，至年末悉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听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余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复禁斷，并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后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与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价。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巧偽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 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愿貨物均通，書軌一范。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于一品，欲今世匠均同，圜流無极。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敕，‘錢行已久，且何依舊’。謹重參量，以為‘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恆模，宁可專貿于京邑，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為用，貫繈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為深允。請并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雞眼、鐶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听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余雜种，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听依舊之處，与太和錢及新造五銖并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 二年冬，尚書崔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銅礦，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礦，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礦，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礦，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并是往昔銅官，舊跡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治利，并宜開鑄。”詔從之。自后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价用彌賤。 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于二市賞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眾，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 遷鄴之后，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于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奸僥之徒，越法趨利，未几之間，漸复細薄。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听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余皆准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于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准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后听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并不听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群官參議，咸以時谷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而止。 ------------------ 國學网站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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