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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革命根据地的文藝運動和群眾歌謠


  “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革命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相結合起來,這是因為當時的反動派把這兩支兄弟軍隊從中隔斷了的緣故。”(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805頁)而在進行著革命戰爭的廣大紅色區域里,卻茁壯地生長著另一种革命的文藝活動,那就是根据地群眾的文藝運動和群眾歌謠、戲劇等創作。它們和革命戰爭有著直接的聯系,并且与國民党統治區的革命文藝運動,在總的方向上相一致。
  革命根据地的文藝運動是隨著革命根据地的鞏固擴大而開展起來的。革命根据地開始建立于大革命失敗以后的一九二七年。從那時起中國共產党領導著工農群眾,把開展武裝斗爭、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農村革命根据地三大任務結合起來,走上了通向革命胜利的道路。在這一新形勢下,使人民群眾了解革命的意義,進一步廣泛地發動群眾,便被提上了日程。一九二九年十月,紅軍第四軍第九次党的代表大會在福建古田召開。毛澤東同志親自草擬了大會的決議案。決議的第四部分對宣傳工作做了全面系統的規定和論述,指出了紅軍宣傳工作的重要意義,指示各政治部負責征集并編制表現各种群眾情緒的革命歌謠;充實軍政治部宣傳科的藝術股;在部隊中,以大隊為單位在士兵會內建設俱樂部,提倡利用文藝形式進行娛樂活動。
  由于古田會議決議的貫徹執行,文藝活動在部隊中活躍起來,當時工農紅軍學校几乎每周都有吸收群眾參加的晚會。一九三一年工農學校又成立了八一劇團,這是根据地第一個專業文藝團体。這個劇團受到了群眾普遍歡迎。為使文藝進一步更好的服務于革命斗爭,一九三二年在藝術局的領導下成立了工農劇社總社,各省縣區鄉相繼設立分社支社。一九三三年設立了藍衫劇團(后改為蘇維埃劇團),開辦了藍衫劇團訓練班(后改為高爾基戲劇學校)。紅軍政治部門除劇社外還設有俱樂部或列宁室。政府机關、較大的工厂俱以及各個區鄉,同樣建立了俱樂部或列宁室,作為開展群眾自我教育、自我娛樂的園地。据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三年所寫《長崗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中介紹,江西興國縣長崗鄉有俱樂部四個,福建上杭縣才溪鄉有企業樂部兩個;俱樂部內設体育、牆報、晚會等委員會和劇團,几乎村村有牆報。由于俱樂部的推動,文藝活動相當活躍。此外,《紅色中華》(工農民主中央政府机關報)、《青年實話》(共青團中央机關報)、《紅星》(紅軍總政治部編)等報刊,也對開展文藝運動作了很多工作,諸如刊登文藝作品、編輯出版《革命歌謠選集》、《革命詩集》等。
  一九三四年初,原在上海和魯迅一起從事革命文化運動的瞿秋白來到了革命根据地。他擔任了工農民主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員,兼管藝術局工作。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頒布了《蘇維埃教育法規》,其中包括《工農劇社簡章》、《高爾基藝術學校簡章》、《蘇維埃劇團組織法》、《俱爾部綱要》等,明文規定了各個組織的方針任務,從而使根据地文藝更加趨向組織化、革命化、群眾化。
  在緊張的戰斗環境里,在物質條件非常困難和專門人才十分缺少的情況下,革命根据地的文藝工作适應環境的需要,采取了多种多樣的形式,除去主要的民間形式以外,也包括“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形式,戲劇、曲藝、詩歌、散文等各式具備,其中又以歌謠、戲劇、通訊報導所發揮的作用最大,最受歡迎。
  戲劇活動首先是從紅軍開始的,翻了身的群眾在党領導下,很快就把紅軍的活動方式學過來并加以推廣。演出節目以小型居多,一般都是集体創作。有活報劇、話劇、歌劇、舞劇以及民間形式彩茶戲、花鼓戲等多种。迅速配合當前政治任務的活報劇特別發達。歌舞劇中的音樂大多數來自當地流行的山歌、小調与革命歌曲。劇本內容大部分是反映尖銳的階級斗爭和革命戰爭的。有些戲正面地歌頌了紅軍的英勇戰斗精神和戰斗的胜利,揭露了白軍的罪行并指出其必然失敗的命運;有些戲動員群眾當紅軍或擁軍优屬;有些戲揭露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殘暴,表現了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號召群眾起來參加斗爭;有些戲激發人民抗日斗爭的精神;還有一些則以婚姻自由,提高文化、反封建迷信為內容。演出方式靈活机動,有時采取幕表形式,選擇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稍加剪裁,把當事人組織起來,兵演兵,將演將,進行真人真事的演出。這些作品在藝術上雖然不免粗糙,但由于所包含的革命內容的強烈,對群眾愿望表達的及時,因此演出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發展通訊報告文學方面,革命根据地內各級報刊的作用很大。《紅色中華》曾明确的向通訊員和讀者提出要“創造中國工農大眾文藝的報告文學”,并在一九三三年“五一”,開始增辟文藝副刊《赤焰》,號召通訊員和讀者“努力的去把蘇區工農群眾的蘇維埃生活實際,為蘇維埃政權而英勇斗爭的光榮歷史事跡,以正确的政治觀點与立場在文藝的形式中寫作出來”。當時在報刊上發表的通訊報告,內容范圍很廣,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在戰斗、勞動、工作、學習、文化、衛生等方面的活動。反映戰爭題材的作品,多偏重于戰斗經過的描寫,也敘述了許多戰斗中的英雄事跡,表現手法粗獷,具有較強的政治鼓動性。
  在戰斗頻繁、生活十分不安定的情況下,各個根据地出現了成千上万的革命歌謠。這些歌謠許多都是各民族群眾的口頭創作,其中也有一些是專業文藝工作者的作品。群眾歌謠包括山歌、民謠以及利用群眾熟悉的傳統曲調(如十二月調、孟姜女調、蘇武牧羊調等)填上新詞的歌曲和小調。這些歌謠又不同于以前的歌謠,它是在革命根据地這個人民已經當家作主的新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充滿了新的思想新的感情,它以它优异的成就,把歌謠帶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党和毛澤東同志對歌謠的重視和提倡,直接促進了它的發展。毛澤東同志早在廣東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時候,就曾要每個省代表抄錄民間歌謠。古田會議后,全軍在毛澤東同志指示下,對歌謠的征集和編制更為重視。這樣便多方面地保證了革命根据地歌謠活動的順利開展。
  “紅色歌謠万万千,一人唱過万人傳”。廣大群眾習慣把自己這時期的歌謠稱為紅色歌謠,說明了它与傳統歌謠的不同。它不僅在數量上比起“五卅”運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歌謠要丰富得多,就在內容的廣度和思想的深度上,也有突出的發展。一九三四年中央革命根据地“青年實話叢書”的《革命歌謠選集》序言中,曾介紹代英縣兩個區的歌謠運動情況,從中可看出當時歌謠所起的作用:“一九三三年的廣州暴動紀念節,代英縣蘆丰、太拔兩區的少年先鋒隊,舉行以區為單位的總檢閱,并舉行游藝晚會”,在晚會上,兩個區的婦女山歌隊互唱山歌,鼓動青壯年參加紅軍,“因為他們是指著名字來唱,所以格外動人”。結果是“太拔全体出席檢閱的隊員加入紅軍”,蘆丰的“七個隊員加入紅軍”。有不少地區在“擴大百万紅軍”運動中,青年都唱著歌子去參軍。紅軍在作戰沖鋒時唱歌,在戰斗胜利后唱歌,行軍時唱歌,休息時也唱歌。他們在集會時即席和群眾對唱,唱歌成了當時一項重要的文化活動。
  正面歌頌革命斗爭的群眾歌謠,最大的特點是那种生气蓬勃的革命聲勢。傳統歌謠反映勞動人民反抗封建統治者的壓迫,多半通過側面的嘲笑和調刺,而革命根据地的歌謠則是理直气壯地正面歌唱革命,歌唱斗爭,歌唱胜利。

  騎虎不怕虎上山,騎龍不怕龍下灘;
  決心革命不怕死,死為人民心也甘。
                     ——《死為人民心也甘》

  頭上包個爛帕帕,腳上穿個棕襪襪,
  背上背個飯笆笆;我為窮人打天下,
  你當我做啥?

                     ——《我為窮人打天下》

  前一首表現了革命者克服一切困難驗阻的“降龍伏虎”的气概,也是一個革命戰士的誓言。后一首格調淳朴,富有風趣,以回答問訊者的口气,表現了革命者的生活目的和抱負,而讀來音節自然,聲調和諧。在這類作品中,歌頌反“圍剿”斗爭胜利的數量最多。有些是正面歌唱紅軍英勇斗爭的,如有名的《上前線》(注:《上前線》產生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后由肖華將歌詞重新作了修改,收入電影紀錄片《五首戰歌》中)充滿著強烈的戰斗气氛,表現了紅軍無比的胜利信心。也有一些是利用歌謠形式來概括斗爭經驗的,如伯釗等在瀘定橋寫的《打騎兵歌》,它指出了敵人騎兵的弱點的紅軍打垮它的有利條件,對于革命部隊有很大鼓舞作用。這些歌一直被傳唱著。
  根据地的各族勞動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第一次得到了解放,幸福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是眼前的現實,內心的喜悅十分自然,因而發出來的歌聲不再象過去的長工歌、訴苦歌那樣調子低沉。根据地的民歌主調是明朗的,洋溢著歡樂的气氛。
  日頭落山心莫慌,夜里冒(即沒有)日有月光,
  月光冒哩有星子,星子落哩天大光。

                     ——《日頭落山心莫慌》

  在兄弟民族歌謠中也出現了新的內容,有一首苗族民歌唱道:
  陽雀一叫百花開,紅軍一到幸福來,
  千年鳳凰展雙翅,万載金龍把頭抬。
  肚子不再填樹葉,赶場不再將頭埋。
  苗家土家成兄弟,建立工農蘇維埃。

                     ——《陽雀一叫百花開》

  他們唱得這樣樂觀、酣暢,情緒飽滿,因為他們堅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對革命胜利的前景具有堅定的信心。在一首采茶的山歌中,描寫采茶的姐妹好象“半山坡”的“云彩朵”,她們一面采茶一面唱,隔山紅軍也合唱起來,歌聲飛過山頂,山鷹都听呆了,它們“雙雙對對山巔立”,來听“軍民唱山歌”。气息清新,想象丰富,具有革命浪漫主義色彩,而又不脫离現實的生活基礎。
  紅色歌謠中歌唱愛情生活的作品和傳統情歌的主要區別,在于傳統情歌的內容主要是通過個人愛情的不幸遭遇,控訴封建禮教所依附的社會制度,而根据地里的情歌,是在革命的雨露中滋長起來的,它很自然地把愛情和革命聯系起來,沒有革命,沒有紅軍的胜利,沒有革命政權的存在,他們的愛情就沒有保障。因而革命變成了青年男女維系愛情的主要條件。愛情的堅貞建筑在雙方對革命的堅定信念上。送郎當紅軍的主題在這些情歌里占了不小比重。

  綿水清,綿水線,
  水清水淺我的哥,
  你去從軍莫忘我。
  綿水長,綿水深,
  水長水深過几春,
  不立功勞不成親。
                     ——《綿水清》

  感情深厚,革命的立場又十分鮮明,看不出一點感傷情調,更多的是對革命斗爭精神的鼓勵。又例如:

  喂,太陽那個落坡四山黃啊,
  犀牛那個望啊月姐望郎,
  噥呼呀呼嗨,姐望郎呵。
  喂!記得那年菜花黃,
  我送那個紅軍上山梁,
  叫聲那個哥哥早回轉羅呵,
  老百姓的痛苦記心上。
  喂!站在那包谷地旁,
  望著那摩天岭上,
  四山那個云彩放紅光羅呵。
  犀牛那個望啊月,
  犀牛那個望啊月,
  姐望紅軍噥荷呀荷咳,
  早回鄉羅喂!

                     ——《盼紅軍》

  情意真摯,表現形式自然活潑,是一篇优秀的抒情詩。
  勞動人民深深地懂得,沒有党的領導,就沒有勞動人民的幸福,“行船要靠舵拿穩,翻身要靠共產党”,人民群眾對于党和革命領袖有無比的愛戴和崇敬,“爹在娘在,莫如共產党在;爹親娘親,莫如毛主席親”。對于偉大的革命領袖毛澤東同志,人民群眾總是帶著純朴真摯的感情,選擇最美麗的言詞來加以贊頌:
  井岡山頭連青天,汪洋大海不見邊,
  比起恩人毛委員,高山嫌低海嫌淺。
                     ——《恩人毛委員》

  從短短的四句歌里,可以看出人民群眾對毛澤東同志發自肺腑的感激和對他領導的無限信任。土家族有一首《扛起梭標跟賀龍》的民歌:“太陽出來滿天紅,扛起梭標跟賀龍,賀龍跟著共產党,共產党有個毛澤東。”气勢豪邁,思想表達得准确,表現了人民群眾跟著党革命到底的決心。在各個根据地里人民群眾中還流傳著許多歌頌彭湃、韋拔群、劉志丹、方志敏等烈士的民歌。
  歌頌紅軍的部分,內容特別丰富:有歌唱人民和紅軍的親密關系的,有描寫迎紅軍、送紅軍、盼紅軍的。湘鄂西根据地流傳著一首《賀龍軍》:
  睡到半夜深,門口在過兵,
  婆婆坐起來,順著耳朵听。
  不要茶水喝,不惊老百姓,
  只听腳板響,不听人做聲。
  “伢們不要怕,這是賀龍軍,
  媳婦你起來,門口點個燈,
  照著大路上,同志們好行軍”

  這首歌謠借一個老婆婆的几句話和很少的動作,生動地描寫了人民和紅軍之間的深厚情誼。半夜里,老婆婆被嚓嚓的有規律的腳步聲惊醒,她立刻知道有隊伍在門口過。這時老婆婆的心情有相當复雜,她側著耳朵細細地听。環境的安謐把一支自覺遵守紀律的部隊的形象清晰地烘托了出來。老婆婆從多少次經驗中很快就判明了:這樣好的隊伍自然不是敵軍而是自己的親人紅軍。她告誡孩子們不要怕,而又特別囑咐年青的儿媳婦赶快起來在門口點個燈為他們行軍照路。老婆婆這個囑咐充分表露了她對紅軍的信任和關怀。歌謠不用正面描寫紅軍,而對紅軍的本質揭示得非常充分;寫紅軍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十分親切。整個作品字數不多,但內容丰富,感情深摯,結构緊密,層次分明;無論是敘事抒情,都寫得有聲有色。這樣的歌謠決不是憑想象能夠寫得出來的,它是革命歌謠中杰出的一首。
  當紅軍北上抗日時,人民群眾唱起了送紅軍的歌謠,《十送》就是流傳很廣的一首。歌謠在“一送”里劈頭點明了這是一個“秋風細雨”的季節。送行的群眾問道:“紅軍啊,几時人馬再回山?”在“二送”里群眾站在大道旁,“桌上擺滿送行酒,酒儿里邊摻蜜糖”,他們一面斟上酒,一面唱道:“紅軍啊,恩情似海不能忘”。表達了人民群眾和紅軍的深厚情誼。在“四送”里寫紅軍過高山,這時正是“山上包谷金燦燦”,庄稼是紅軍幫助种上的,已到收割時候,更引起了群眾對紅軍的依戀,因此他們唱道:“紅軍啊,撒下种子紅了天”,語意雙送,也反映了群眾的胜利信心。在“十送”里,群眾盼望紅軍轉回來,那時群眾要在“巴山頂上搭高台”,歡迎自己的親人。“台高十丈白玉柱,雕龍繡鳳放光彩。”他們要把台搭得庄嚴、美觀,因為這不同于一般的台,“紅軍啊,這台名叫望戲台。”殷切的期望,誠摯的留戀,豪邁的樂觀气概,堅定的胜利信心,充滿在字里行間。
  紅軍在二万五千里長征的歷程中,經過苗、彝、白、納西、藏、回等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同各族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各族人民歌頌自己的軍隊,創作了不少优美的民歌和故事。云南納西族歌手用傳統民歌《蜂花相會》的調子,加以革新,編了新的寓言長歌《三月和風吹》,以蜜蜂比喻紅軍,以鮮花比喻人民,歌頌紅軍給人民帶來幸福,歌唱軍民之間的魚水關系。《布谷鳥走后》、《紅軍是要回來的》等民歌表現了藏族人民對紅軍的熱愛和怀念。少數民族中流傳的革命故事很多,如貴州有毛主席給貧苦老大娘送毛衣和白米的故事,云南有紅軍攻打宜賓城的傳說等。有些故事在流傳中出現了一些神奇的情節,如《紅軍樹》、《紅軍墳》、《紅軍草鞋灰》等傳說,通過不同的情節表現了相似的主題,都說這些与紅軍有關的事物,可以奇跡般地解除人民的痛苦。
  智慧的、富有藝術才能的中國人民,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創作了為數惊人的优美動人的歌謠。它們是中國文學史上燦爛奪目的藝術明珠。紅色歌謠采用了傳統歌謠的長處,或因物起興,或就近取比,或直抒胸怀,或反复吟唱。勞動人民過去世世代代運用這种形式和方法唱出他們的苦難,唱出他們的愛情;這里則用以歌唱革命斗爭,歌唱新的生活,歌唱党,歌唱領袖和紅軍。這些歌謠除仍然保持著傳統歌謠的那种單純、明朗、剛健、清新以及濃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外,其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則有新的發展,為文學史增添了新的光輝的一頁。高爾基曾經指出民歌是和悲觀主義絕緣的。這個論斷,在勞動人民已經當家作主的紅色歌謠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證。革命歌謠是革命根据地文藝創作的精華。它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因而具有廣泛的群眾性,農民會唱,干部會唱,戰士會唱,它是根据地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人民的生活教科書。
  革命根据地文藝是在物質條件极端困難、戰斗頻繁的環境中產生的。雖然有些作品藝術加工不夠,但它是完全嶄新的文藝,這种文藝的主要特點表現在:文藝自覺為政治服務、專業文藝工作与群眾文藝同時并進、文藝作品与群眾聯系密切、群眾娛樂与進行革命教育相結合等等。革命根据地文藝的這种优良傳統,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文藝工作中,都被繼承下來而且有了更高的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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