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解放戰爭時期，國共兩党短兵相接的階級搏斗正在激烈進行，我人民解放軍在大量消滅進犯解放區的蔣介石軍隊后很快轉入全面反攻，人民的新中國的誕生已經在望。在這樣大好的革命形勢面前，一部分受西方文化思想影響較深的知識分子，卻因怀抱著舊式民主自由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對國家前途和個人未來產生了种种疑慮，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當時《大公報》、《觀察》、《益世報》、《文學雜志》、《周論》上發表的儲安平、蕭乾、沈從文、朱光潛等人的一些政論、雜文、散文，便代表了這樣一种社會思潮。這些人原先的情況并不一樣：有的長期在國民党、共產党之間走一條“中間道路”；有的過去為人民做過有益的事，寫過較好的作品；有的最初同國民党關系密切，這時已逐漸有所疏遠；但當時在政治上鼓吹“中間路線”，在文藝上宣揚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則是他們的共同傾向。他們受美國所謂鼓勵“第三种力量”這一政策的影響，以超脫于國共兩党之外的“中立”姿態出現，在不滿國民党、批評國民党的同時，對國內外政治問題、文化問題也發表了許多不正确的意見。毛澤東同志批評他們說：“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党是不好的，共產党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里是看。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在幻想。……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注：《丟掉幻想，准備斗爭》，《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22—1423頁)他們的這些言行，實質上有利于反動勢力而不利于人民革命事業，因而受到革命文化陣營的批評。 怀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既不滿意國民党，又不滿意共產党，以為國共是兩個极端，他們要走“第三條道路”。儲安平說：“在這种兩趨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來領導，可以獲得一個中庸的穩定，獲得廣大人民的衷心附和。……今日絕大多數的人，既不滿意‘國’，也未必歡迎‘共’。絕大多數的人都希望國共之外能產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穩定今日中國的政局。”(注：《中國的政局》，《觀察》第2卷第2期，1947第3月8日)“信奉自由主義”的《大公報》的社評也說：“所謂‘中間路線’絕對不是兩邊倒，而是左右的長處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上海《大公報》，1948年1月8日)他們以“絕大多數人”的代表自命，以比國共兩党都高明自居，實際是散布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幻想，引導人們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怀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不僅在政治上鼓吹“第三條道路”，而且還在文藝上散布了許多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觀點。他們宣揚文藝脫离階級、脫离政治的“獨立”性，提倡“創作自由”，鼓吹人性論、藝術至上主義以及唯心主義的美學觀。蕭乾說：“一個有思想，站得住的作家，絕不宜受党派風气的左右，而能根据社會与藝術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艱苦的創作。文學家与其他人類同樣有一顆心，對于不平一定要鳴，對于黑暗自然要攻擊；但文學家之所以异于其他以筆黑為職業的人，正因為他的筆是重情感，富想象，比較具有永久性的。”(注：《大公報》社評：《中國文藝往哪里走？》，上海《大公報》，1947年5月5日)朱光潛說：“我反對拿文藝做宣傳的工具或是逢迎諂媚的工具。文藝自有它的表現人生和怡情養性的功用，丟掉這自家園地而替哲學、宗教或政治做喇叭或應聲虫，是無异于丟掉主子不做而甘心做奴隸。”朱光潛認為，“文學上只有好坏之別，沒有什么新舊左右之別”，文學的功用就在于樹立“健康底純正底”風气(注：《复刊卷頭語》，《文學雜志》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1日)。朱光潛還宣揚“觀照”是文藝的“靈魂”，說什么“文藝所憑借底心理活動是直覺或想象而不是思考和意志”(注：《自由主義与文藝》，《周論》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他們的這些似是而非的文藝觀點，雖然不過是三十年代“新月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等的舊調重彈，但當他們一旦把文藝的自由与政治路線上的自由主義聯系起來時，仍然帶有明顯的時代特點，与此同時，在他們所主編的文藝刊物上，還發表了不少模糊階級界限、削弱人民斗志、散布對帝國主義幻想的消极不好的作品。 為了分清是非，教育受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消除人們對敵人和“中間路線”的幻想，進步文化界對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和文藝觀點進行了及時的批判和斗爭。在香港的《大眾文藝叢刊》、《群眾》、《華商報》副刊，在上海的《文匯報》、《新文化》、《文萃》等報刊上，郭沫若、胡繩、邵荃麟、馮乃超、林默涵、葉以群、杜埃等人，發表了許多批判文章。這些文章聯系對方的論文与作品，集中批評、揭露了他們在對內對外關系方面表現出的嚴重錯誤。 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文藝家，在對內關系方面的第一個錯誤，就是不具体分析中國內戰雙方各自所代表的不同階級利益，統稱之為“自相殘殺”、“民族自殺”、“自殺性的內戰”，而一概加以反對。沈從文說：“在目前局勢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況中，凡用武力推銷主義寄食于上層統治的人物，都說是為人民，事實上在朝在野卻都毫無對人民的愛和同情。”(注：《從現實學習(二)》，天津《大公報》，1946年11月10日)如何用文學來促進這种“民族自殺悲劇”的結束呢？答曰：“這條路就必然是從‘爭奪’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愛与合作來重新解釋‘政治’二字的含義，在這种憧憬中，以及憧憬擴大努力中，一個國家的新生，進步与繁榮，也會慢慢來到人間的！”(注：《從現實學習(二)》，天津《大公報》，1946年11月10日)“中間路線”的倡導者認為一切“武力”和“主義”都是不好的，他們這些“夾于左右紅白之間”的人物，“默禱著紅白遲早合龍”(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上海《大公報》，1948年1月8日)。這种言論表面公允，但在解放軍大舉反攻，節節胜利，國民党反動派分崩离析，敗局已定的當口，實行起著陰礙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作用。郭沫若指出：“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勢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勢力作短兵相接的時候，衡定是非善惡的標准非常鮮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戰爭的，便是善，便是正動；反之，便是惡，便是非，便是對革命的反動。我們今天來衡論文藝也就是立在這個標准上的，所謂反動文藝，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戰爭的那种作品，傾向，和提倡。”(注：《斥反動文藝》，《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文藝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胡繩也認為，在當時鼓吹“第三條道路”只會“損害新勢力和新中國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給舊中國統治者尋覓苟存的罅隙”。胡繩還針對自由主義者把共產党与國民党、解放區与國統區等量齊觀的錯誤思想，說明共產党領導的解放區已是政治民主、經濟平等、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天地，共產党是跟國民党根本不同的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在今日的解放區，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存在著人民的自由与平等，——因為把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机构徹底掃清，所以有了政治自由；又因為徹底實際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所以有了經濟平等。事實可使人們看到領導中國革命的共產党并不是在企圖著象二十年來的國民党一樣地對抗著人民意志而‘穩握政權’，相反的，它將把自己党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個党員擺在人民大眾的監視与審查之下，如同它現在已經在解放區內所做著的一樣。”(注：《為誰“填土”？為誰“工作”？》，《華商報》，1948年2月22日) 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文藝家，在對內關系方面的第二個錯誤，就是有些人對當時共產党領導農民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采取了不正确的態度。伴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胜利進行，得到解放的廣大農民斗地主，分田地。他們為自己第一次做了土地的主人而歡欣鼓舞，并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援著解放戰爭。這時，某些帶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作家寫的文藝作品，不但不去揭露地主剝削農民的罪惡，相反卻去描寫地主的美德和善心，掩蓋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沈從文的《芷江縣的熊公館》就是這樣的作品。這篇作品描寫地主階級“极一時人間豪華富貴”，稱道地主“人格的朴素与單純，悲憫与博大，遠見和深思”。在作者看來，農民納貢，地主收租，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作品寫道：“當地規矩，佃戶每年照前按收成送給地主一點田中附產物，此外野鴨、鵪鶉、時新瓜果，也會按照時令送到，有三五百擔租的地主人家，吃來吃去可吃大半年的。”作者不描寫地主与農民之間的勢不兩立的階級矛盾与對立，將其關系說得十分融洽，似乎根本沒有什么剝削可言。這本身就說明，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与農村的封建勢力還有一定程度的聯系。馮乃超在《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一文中指出：沈從文的《芷江縣的熊公館》，是屬于“新第三方面運動”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主題是“遮掩地主剝削農民的生活現實，粉飾地主階級惡貫滿盈的血腥統治”(注：《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文藝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當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在半個中國進行的時候，《芷江縣的熊公館》的出現，顯然是有害于中國共產党領導農民所進行的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的。 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文藝家，在對內關系方面的第三個錯誤，就是站在反壓迫、爭民主的革命群眾運動的旁觀者方面，對群眾運動冷潮熱諷，企圖影響革命群眾運動的發展。隨著國共兩党階級斗爭的激化，在國統區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壓迫、爭民主的各行各業的群眾運動，這個運動有力地配合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胜利進行。怀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不去揭露國民党反動派如何殘酷鎮壓革命群眾運動，反而指斥青年學生是“比醉人洒徒還難招架的沖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注：沈從文：《一种新希望》，北平《益世報》，1947年11月10日)，甚至說“社會的團結向來都要基于和愛，于今群眾只借怨恨做聯結線，大家沉醉在怨恨里發泄怨恨而且禮贊怨恨。這怨恨終于要燒毀社會，也終于要燒毀怨恨者自身。今日世界所需要底是清醒、和愛与沉毅，而今日群眾所走底是瘋狂、怨恨、浮躁与怯懦的路。回頭是岸，讓我們禱祝卷在潮流中底人們趁早醒覺！”(注：朱光潛：《談群眾培養怯懦与凶殘》，《周論》第1卷第5期，1948年2月13日)象用人性論的觀點斥責解放戰爭、土地改革一樣，他們又用人性論的觀點去對待人民群眾的民主革命運動。革命文藝工作者邵荃麟等，用鮮明的階級觀點批評了朱光潛、沈從文等人對于群眾民主運動的錯誤態度，指出：群眾的“團結是基立于他們自己階級和社會的愛，但同時也基立于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几千年來封建的剝削与壓迫，培養了人民對于統治者的血海深仇，而在這种仇恨的燃燒中間，他們將燒毀一切舊的，丑惡的，殘忍的制度，創造出人類偉大的光明与漫暖！”(注：荃麟文章見《大眾文藝叢刊》第2輯《人民与文藝》，1948年5月1日) 民主個人主義者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人們，不僅在對內關系方面有許多錯誤主張，而且在對外關系方面也發表了一些錯誤意見。他們崇信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制度，“贊成民主的多党競爭制，也即是反對任何一党專政”(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上海《大公報》，1948年1月8日)。例如《紅毛長談》一文，“以歐人冷靜眼光看中國時事”，既指責國民党，又指責共產党，既譴責美國，也譴責蘇聯，表明作者“系民主政治之忠實信徒”(注：《紅毛長談》，天津《大公報》，1946年8月5日)。《吾家有個夜哭郎》把我國具有五千年歷史的勞動人民，描寫成搖籃里躺著的“一具又黃又瘦，滿身傷痕的可怜娃娃”，認為“眼前的根本問題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誰喂也罷，只要奶喂的夠勤，不摻石灰，不總給橡皮奶頭吮！(注：《吾家有個夜哭郎》，天津《大公報》，1947年11月7日)當時，美帝國主義把對中國的侵略說成是“友誼”，妄圖在“援助”的幌子下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這种有奶便是娘的觀點，反映了我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在對外關系方面的軟弱性、動搖性，客觀上投合了美帝國主義侵華政策的需要。革命文藝工作者分析了這种思想的危害，指出：“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這种作品只會起“麻醉讀者的作用”(注：郭沫若文章見《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文藝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 自由主義文藝家在對內對外關系方面暴露出的种种問題，歸根到底是由他們的立場決定的。這些文藝家的社會經濟地位，長期以來所受的資本主義教育，使他們与勞動人民之間存在很大距离。因此，他們盡管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實際并沒有真正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自由主義的文藝主張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不滿國民党反動派的方面，他們認為“政治上負責者無從經營扶助這個部門的正常發展”，提出把文學“一律交給自由主義者”(注：沈從文：《從現實學習(二)》，天津《大公報》，1946年11月10日)。但由于他們的立腳點沒有轉移到人民方面來，因此并不能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郭沫若根据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借用論爭對方提出的所謂“純文藝”的說法，分析道：“‘純文藝’的真正的意義，我們要作這樣的認識：凡是人民意識最純，絲毫沒有夾雜著對于反人民的權勢者的阿諛，對于不勞而獲的壟斷者的贊頌，或鑽進玻璃室里作自瀆式的獻媚，絲毫沒有夾雜著這些成分，而只純真地歌頌人民的辛勞，合作，創造，而毫不容情地吐露對于反人民者一切丑惡、暴戾、破坏的如火如茶的憎恨。這樣的作品，我們便認為是今天的‘純文藝’——純人民意識的文藝。”(注：《人民至上主義的文藝》，上海《文匯報·新文藝》，1947年3月1日)這里，接触到作家的立場問題，說明作家只有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反映他們的生活、意愿、要求，才能真正成為人民群眾的代言人。 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的批判，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胜利前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文藝上的又一次激烈較量。通過這次批評，分清了思想是非，在政治上孤立了胡适這類民主個人主義者中的上層分子，教育、爭取了廣大愛國知識分子，使許多人划清了敵我界限，逐漸向人民靠攏。他們當中許多人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在党的幫助教育下有了很大進步，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的事情。這次文藝思想批評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這次文藝批評也存在著缺點錯誤。首先，批判者未能很好划清思想問題与政治問題的界限，帶有“左”的簡單化。毛澤東同志指出：怀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人們，“對人民民主主義，或民主集体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体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贊成，或不甚贊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還有愛國心，并非國民党反動派的人們”(注：《丟掉幻想，准備斗爭》，《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25頁)。毛澤東同志一方面指出他們“近視”，“糊涂”、“書生气十足”、“對美國存著幻想”，甚至存在“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說明他們“有愛國心”、“不是國民党反動派”。事實證明，這個分析是科學的。在階級搏斗尖銳的時候，他們雖然提出了一些錯誤主張，但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既不跟國民党反動派走，又不到美國去，而是逐漸向共產党和廣大人民靠攏。毛澤東同志根据對這些人的正确分析，指出了對他們應采取的正确態度：“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注：《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33頁)毛澤東同志表彰聞一多、朱自清等人，在國內外反動派壓迫面前，宁死不屈，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气概”，說明“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党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注：《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32頁)先于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正确論述，進步文藝界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及創作的時候，存在著把思想問題簡單提升為政治問題的現象。如有的文章指某人代表“黑色”文藝，某人代表“藍色”文藝，某人代表“桃紅色”文藝等；還有許多批評文章，采用雜文形式，較多嘻笑怒罵，缺少善意的批評、團結。其次，這次批判對政治思想問題注意較多，對錯誤文藝理論本身批評不夠。這次批判自由主義文藝思想，主要是聯系作品表現的錯誤傾向進行了分析，沒有就他們提出的理論問題本身，如文藝与政治的關系，人性与階級性，美學的直覺与理性等，進行深入細致的論述。產生上述缺點錯誤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當時國統區作家要迅速配合解放軍的反攻，來不及對自由主義文藝理論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同時，也跟進步文藝界長期以來在運用馬列主義理論方面存在著不夠純熟等弱點有關。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