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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誠實與浮囂 文 / 王小波

    我念大學本科時,我哥哥在讀研究生。我是學理科的,我哥哥是學邏輯學的。有—回我問他:依你之見,在中國人寫的科學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讀?他毫不猶豫地答道: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現在假如有個年輕人問我這個問題,不管他是學什麼的,我的回答還是《江村經濟》——但我覺得這本書的名字還是叫作「中國農民的生活」為好。它的長處在於十分誠實地描述了江南農村的生活景象,像這樣的誠實在中國人寫的書裡還未曾有過。同是社會學界的前輩,李景漢先生做過《定縣調查》,把一個縣的情況搞得清清楚楚。學社會學的人總該讀讀《定縣調查》——但若不學社會學,我覺得可以不讀《定縣調查》,但不讀《江村經濟》可不成。中國的讀書人有種毛病,總要把某些事實視而不見,這些事實裡就包括了中國農民的生活。讀書人喜歡做的事情是埋首於故紙堆裡,好像故紙之中什麼都有了。中國的典籍倒是浩若煙海,但假若沒人把事實往紙上寫,紙上還是什麼都沒有。《江村經濟》的價值就在於它把事實寫到了紙上,在中國這個地方,很少有人做這樣的事。馬林諾夫斯基給《江村經濟》做序,也稱讚了費先生的誠實。所以費先生這項研究中的誠實程度,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談《江村經濟》,而是談誠實。以我之見,誠實就像金子一樣,有成色的區別。就以費先生的書為例,在海外發表時,叫作「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十足赤金式的誠實。在國內發表時叫作《江村經濟》,成色就差了一些,雖然它還是誠實的,而且更對中國文人的口味。我們這裡有種傳統,對十足的誠實甚為不利。有人說,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學問,什麼叫作「是」(be),什麼叫作「應該是」(shouldbe),從來就沒搞清楚過。我們知道,前者是指事實,後者是指意願,兩者是有區別的。人不可能一輩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總把意願和事實混為一談,那他怎麼生活呢。所以,當朱夫子開始學術思維時,他把意願和事實當成了一回事——學術思維確有這樣一種特點;不做學問時,意願和現實又能分開了。不獨朱夫子,中國人做學問時部是如此,自打孔子到如今,寫文章時都要拿一股勁,討論國計民生乃至人類的前途這樣的大題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結論,在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誠實倒顯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題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結論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願和事實混為一談,這卻是很難做到的。

    人忠於已知事實叫作誠實;不忠於事實就叫作虛偽。還有些人只忠於經過選擇的事實,這既不叫誠實,也不叫虛偽,我把它叫作浮囂。這是個含蓄的說法,乍看起來不夠貼切,實際上還是合乎道理的:人選擇事實,總是出於浮囂的心境。有回,我讀一位海外新儒家學者的文集(我對海外的新儒學並無偏見,只是舉個例子),作者一會兒引東,一會兒引西,從馬克斯·韋伯到現代美國黑人的「尋根文學」引了一個遍,所舉例子都不甚貼切,真正該引用的事例他又沒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發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終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記者問,把自己所治之學和台灣當局的「文化建設」掛上了鉤——看到這裡,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還知道台灣當局拉攏海外學人是不計工本的,這就是浮囂的起因——當然,更遠的起因還能追溯到科舉、八股文,人若把學問當作進身之本來做,心就要往上浮。誠實不是學術界的長處,因為太誠實了,就顯得不學術;像費先生在《江襯經濟》裡表現出的那種誠實,的確是風毛鱗角。有位外國記者問費先生:你覺得中國再過幾時才能再出一個費孝通?他答:五十年。這話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終還是不得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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