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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安寺的碑文

作者:橫光利一

  靜安寺里邊有一塊安葬頗有名聲的外國人的墓地。高大、蒼郁的懸鈴木下邊,豎著一大片墓碑,棉花似的懸鈴木花絡繹不絕地飄落下來,在一片無聲的寂靜之中活動著的,只有一伸一縮,緩緩爬行的吉了虫,從光洁的大理石墓碑上的跌落到地上的聲響。我讀著這些從异國他鄉万里迢迢來到這里,然后死在這里的人們的名字,抄錄下几篇哀傷的碑文。

    Our life and our jop who only spoke
  and lived toflll our heartswlth bless.

  沿南京路筆直朝同文書院方向走,靠近郊外處便是靜安寺。我是獨自坐黃包車去的。讓車夫在門口候著,我便用心抄錄起碑文來。每篇碑文里所保存的悲傷和怀念之情,從簡短碑文的格調和詞意間滿溢而出,构成了一篇篇名文。

    A precious one from us has gone. A
  voice we loved is stilled.Aplace is vacantly
  ill our home which never can be filled.
  Faithful andtrue till death.

  懸鈴木花在形狀各异的墓与墓之間堆聚著。靜安寺的幽美和靜謐,被公認是上海首屈一指的。顯然,墓地成為名胜,在這座城市還未曾有過先例。而這塊外國人墓地,卻在他們死后仍能讓我們感覺到一個人造的世界。身著教會服裝的牧師,從舖著白沙的小路,繞方陣似地穿過尚未枯萎的薔蔽花叢,寂靜無聲地走動著,在他們移動腳步的間隙,可以听到扑落扑落的聲響,那是從大理石上跌滑下來的吉丁虫甲殼叩出的聲音。

    To know him was to love him.Since
  thou bast callde me bressing what most I
  prized,It neer was mine lonly yield thee
  whatis thine

  讀著墓碑,便听到了那些還存活著的亡靈,從四處寂靜的墓碑間發出的仰天呼叫。日本人的墓碑上只有戒名。可西方人的名字是一長串合在一塊儿叫的。万念俱灰四處游蕩的“皮爾金特之歌”,确實表達出了這塊墓地的一种爽朗旅情。小鳥頻頻鳴囀,高大的樹林深處,坐落著攀滿常春藤的教堂,刻有厚實的十字架浮雕的門扉緊緊關閉著,不見有人前往造訪。因是暮春的午后,花壇里只剩下薔薇在爭艷斗奇,兩名身穿喪服的英國女子,手持花束打這儿走過。

    Time may heal the broken heart.
  Time may makd the wound less sore.But
  time can never heal the longing,for our
  dear brother come before.

  這樣有意思的碑文,正在我抄錄下十二三條的當儿,剛才讓我丟在了門外的車夫找來了。車錢都沒付,就躲進墓碑里沒了影蹤,想來車夫對我起了疑心吧?其實,那天我是頭一回獨自上上海的街頭,頭一回單獨一人坐車。我的朋友尤其不許我坐車,說,話都听不懂,坐上車后被帶到哪里去都搞不清。甚至還講了這么一件事,說是前些日子有位年輕的外交官,攜夫人前去赴任,車子到住處后,再找坐后面一輛車的夫人,結果車和人都不見了,這人至今下落不明,丈夫多半已經自殺了。所以我也格外留神,不斷靠腳走路,但終于走累了,同時也想冒冒險,便雇了車。車夫像是問我上哪儿,我便回他說去靜安寺。可車子跑了老半天,像靜安寺的那個去處卻就是不肯露面,反而到了一片中國城區,車子漸漸走近了中國人的群集深處,這儿的人看上去挺凶狠,而地方又猥雜,我一跳下車子,就看到一輛正溜達著走近來的車,車夫長相顯得挺和善,便換乘上這一輛,讓他再往回拉。雖說這位車夫比前邊那位還要認不得路,我讓他一直往剛才來的方向拉,總算好不容易找到了靜安寺,便讓他把車歇在門口等我。這位便是拉我上靜安寺的車夫。
  1當時上海主要繁華地段和街道都被划為列強的租界,故爾橫光利一會有此一說。
  那還是十年前的上海。現在,這城市已有了若干變化。去年,去歐洲的途中,曾在這儿逗留過一天。沿黃浦江進埠頭時見到的兩岸風貌,跟十年前迥然不同,已有了大都會的气象。在我見識過的都市當中,除了上海,我想恐怕再也找不出可以与倫敦相匹敵的大都會了。抵達巴黎后,依然浮現在我腦子里,讓我最感興味并且難以忘怀的,仍是上海。在這座都市里,既有倫敦的影子,也有銀座、巴黎、柏林的影子,恐伯連紐約的影子也可以找到。國籍各异的人們,在這塊土地上,利用租界這一奇怪的場所与各自的首都爭富斗豪;他們屬于這么一群人,一旦歸國,唯恐丟掉各种各樣的飯碗,与其如此,還不如挾持自己國家的余威,在這儿蹺著腿抖抖威風。他們有這么一份虛榮心,這虛榮,便是支撐這座都會的力量,是它的美之所在。它那無法預料、使人頭暈目眩的旋轉面,昭示給世人一种亞細亞式的鈍重變動。上海既不是中國的,也不是歐洲的,而像安上了無數金屬滑輪,在混濁的土疙瘩上蠢動著的大龜。巴黎屬于壯麗,而上海則是富麗,給人的感覺是,撐脹得都快承受不住的肉團,正從高層建筑的窗子里分泌出來。人們稱其為惡之都,但在我看來,上海已遠遠超出了這种惡,它屬于將來才會出現的那种惡。精神穿越過麻痹狀態,默默發笑。正常人是無法揣摩這個世界上這些极為墮落的人們的生存狀態的,在這里,墮落就像家常便飯一樣。种族各异的人們,將自己的傳統和習慣棄若敝展,躋身于共同的本能之中,一門心思將理智用于經濟,日复一日,在金銀的差別之上度日。
  巴黎是向上達到了頂點的都市,上海則是向下墮落到了极點的都市。說起來,無非也就是金錢、政治、女人、食物這些東西。要是把人類整綴到最為單純的狀態,那么也許就跟這個都市的居民別無兩致了。因而,這里常常有人提到人的身段,女人只須長得漂亮,男人呢,唯有格外地擁有金錢和一點肌肉,那么幸福就成了掌中之物,藝術和哲學在這里是無用的累贅,而倫理則取決于人的穿著打扮、飲酒和借錢的方式而定。這里不存在什么別的麻煩事,只須留心偽幣的鑒別和金銀的落差,別走進小巷就行了。不過,在這個世界上,要讀懂中國人的心理恐怕難乎其難,各國的外交便全是在上海翻了船的。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延續得最長久的,因而你不得不承認,人類在認識能力上所發生的變化,其變化幅度,都已記錄進中國人的腦子里了,如果要研究人類,那么像中國人這樣富有研究意義的民族,在世界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這一整個夏季,我重讀了一遍西方史,從古希腊到二十世紀,大致都在眼里過了一遍。我察覺到,中國的歷史進程与歐洲的歷史之間,其差异不啻是一种東西方的差异。東西方在本源上本無什么不同,但不同的進路和取向,造成了各自習慣和思考能力方面的差异,由此,引進和擇取歐洲的理性和分析能力,便成為使得東西方趨于一致的一种舉措。在這种情況下,對日本說來,西歐的理性就有如一种強加的暴力之物,然而,中國卻把什么都納入到自身之內,新事物一經出現,便附著在它身上,將它作為滋養自身血肉的養分,在這一點上,古今皆然,一點儿都沒變,在這塊土地上,是壓根儿不知道什么叫做危險的。
  不思考鴉片、八卦和宗親關系,就不可能理解中國,這是中國通們經常挂在嘴上的話。但鴉片是英國用來和中國交換茶葉時帶進來的舶來品,八卦信仰,則源自于這個國家的數學和生殖力旺盛所形成的鐵的規則,尊重宗親,則是為了抵御盜匪劫掠而自然生成的一种堅固的保險和避難所。感官的滿足盡在鴉片之中,對八卦的嚴守堅執則成為一种法律,親族維系,便构成了一种類似于銀行的保險信托机构。如果這三者确實有助于人,那么可想而知,余下的便都是些不實用的東西了。這种极其簡單的思路,似乎自古至今,在中國是一以貫之著的。除此之外的一切,諸如美食、賭博、道德,在這里則統統成了一种交際的禮儀,一种游戲。用八卦來束縛自由意志的訓D練,便成了一种順從和听命于統治者的精神訓練。統治者所依恃的蘇聯科學或英國資本,對被統治者們說來則什么部不是。“易”這种個人的立法既已栖居在腦子里,就不該將其打碎,不管怎么說,因為易是一种順從的精神,也因此是一种什么都不信任的精神。對中國人說來,所謂神抵,便是自己的命運。能將几千年前就對人的命運作了統計的易經,一朝加以打破,這樣的新統計學,至今還未見有人發明出來。不管妓女攢下多少錢,她們也不愿意脫身于苦界,因為按照易的說法,一旦脫出苦界,等待人的便是死亡。与其現在永無休止地承受死去的痛苦,還不如置身于娼妓這种苦界來得安樂得多。人一旦命數已盡,就得死去,人死了,易也就到了盡頭。將這些當做法則來信仰的觀念,是中國的一种傳統。
  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卻早已完全倒了個個儿,無所顧忌,砸碎傳統成了他們的實踐,戰爭則成了達到這一目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抗日這一戰爭方式并非出自于自我覺悟,而是從別國習得的一种武器。馬爾羅在《征服者》中所描寫的加林便是波里海爾,他高喊著“要搗毀一切只有依靠戰斗”,發動了廣東暴動,矛頭直指香港英人,暴動的火焰立即燃及上海,從而成全了蔣介石的勃興,成全了他對共產党的反擊,成全了他對整個中國獨裁政權的掌握。然而時至十三年之后,卻重又爆發了一場同樣規模的戰爭。五卅事變當年,我曾在上海街頭盤桓了兩年,對之作過詳細的敘述
  1指橫光利一取材于五卅時期上海的長篇小說《上海》。据自述,橫光利一寫這部小說的部分動机,是回為當時馬爾羅以同一時期中國為背景的小說《征服者》、《王家大道》,在西方名噪一時,故而意欲以這部作品与之相頡頏。
  讓我到上海去看看的是芥川龍之介。在亡故的那一年,他對我說,你一定要去見識見識上海,所以翌年我便去了上海。到上海最初的感覺是,這里的一切都是在銀子上流動著的。這一感覺极富感性,滿街都是挂有“錢庄”招牌的貨幣兌換所,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我去設有黃金交易所的地方參觀,盡可能多地了解金銀交易的運作變動情況以及棉花的買賣方式,后來,隨著關注的興趣漸漸讓租界內各國的組織和關系所吸引,我便意識到,上海不僅是世界上最新型的都市,而且還是一個不管你的民族有著怎樣了不起的思想和傳統,都將在這里顯得一無用處的地方。各國從這里所捎回的東西,無非是在將一种謬誤搬運回去。同樣,我覺得中國人自身也肯定對這一都市犯有過錯。若對這一難以理解的城市不加關注的話,那么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便會遇到政治在東洋難以實施,以及整個世界的政治和商業無法運作的危机。我以為,這一城市的重要性已經到了需要加以夸張的地步。去歐洲,一開始就能讓我感覺到确鑿無疑的真實性的,便是各种各樣的地下埋設物。恐怕只有在上海這樣的都會里,數學才是無能為力的。在這里,与科學比鄰而居,一字儿排開著,一點都不覺得有什么不諧調的,便是易經占卜測卦的地攤儿。
  豎在靜安寺里的這些墓碑的主人,對長流不息運轉在東洋歷史中的易,也許一無所知。用星象來解釋天地万物,如何對以墓碑為界的人類命運作出整頓,如何將眾多的生命束縛在卦術之上,他們也許是對之一無所知而終其一生的吧。歐洲理性是一种無從估算人之生死的理性。當東亞的墓碑只是死寂無聲、對世事早已不存任何指望的墓碑時,歐洲的墓碑則屬于一种不斷呼喊著的活著的墓碑。

    We loved her Yes,no tongue can tell
  how much we loved her and howwell but
  God loved how too,and thought it best to
  take her home withhim to rest.

  我抄錄著碑文,一邊感到最最讓我困惑和無法理解的問題是,為什么人要有白人、黃种人和黑人之分?游歷歐洲時,就因為我是個黃种人,而遇見過許多令人很不愉快的觀念和事。然而,站在他們的想象立場上來想象黃种人,同樣也會感到黃种人的种种不合情理。只要西方銀行仍掌握著它在通貨上對東亞的制約權,東亞就不可能夢想獲得和平,我認為,這就是我們無可逃避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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