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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伊·斯米爾諾夫和謝·姆拉奇科夫斯基一分道揚鑣



  在研究第一次莫斯科審判指控被告的罪名時。我們在審判速記憶錄中發現了大量自相矛盾、肆意歪曲和公然捏造的地方。當案情涉及到主要被告時,如涉及到委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伊万·尼基古奇·斯米爾諾夫時,許多無稽之談簡直荒唐到了惊人的程度,使人覺得這些可惡的捏造必曾因其荒謬透頂而不攻自破。但是。如果留意到這些人的被指控的全部罪名直到細枝末節都是捏造的,而且不是別人,正是斯大林捏造的,那么,如此奇怪的現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了解了。這些人的“供訴”都經過了斯大林的親自審查和修改。

  列宁在其“遺囑”中強調指出。斯大林的諸多缺點中最大的一個缺點就是粗暴。這一斷定是不無根据的。粗暴的确是斯大林內在的本質特點。他不僅對人粗暴,而且把這一惡習貫穿到一切行為之中。甚至那些從政治角度來看對國家是合理和必要的政策,經他一執行,也會由于他的粗暴而變得弊多于利。要舉例的話,僅僅指出農業集体化運動就綽綽有余了。

  莫斯科審判的全部過程,從制造有關陰謀集團的神話到分配審判鬧劇中的角色。都帶有斯大林的粗暴標記。當事情涉及到季諾維也夫、加米混央、斯米爾諾夫和托洛茨基時,斯大林的粗暴由于他對這些人的刺骨仇恨而變得更加瘋狂。這時。他忘掉了慣有的謹慎作風。理智和瘋狂的界限不复存在,現實和夢幻之間的鴻溝也被抹掉了。

  內務部的頭頭們經常意識到斯大林各項指示中的荒謬之處,但又不敢違拗。其實,斯大林并非時時處處都不采納謀士們的意見。党內人士都很清楚。在軍事方面,他對圖啥切夫斯基元帥的意見十分重視、在工業建設方面,經常采納皮達科夫的建議。在對外政策方面,特別看重李維諾夫的意見。但在党內玩陰謀詭計和搞政治傾軋方面,斯大林卻自認為是最了不起的專家,根本不接受任何不同意見,甚至不能忍受別人向他提建議。

  据我所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會議上選定了七名被告人,按他的意見,這七個人都應在法庭上被定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的領導成員。副人民委員阿格拉諾夫對把伊万·尼基吉奇·斯米爾諾夫塞進這一“聯合總部”表示异議、他怀疑這樣子是否行得通。

  “我擔心我們無法對斯米爾諾夫起訴,”阿格拉諾夫說。“因為這几年他都蹲在監獄里。”

  “那就請您別擔心,”斯大林惡狠狠地瞪了阿格拉諾夫一眼,說道,“只要不擔心,一切就好辦。”

  其實,更明智的做法應該是考慮一下阿格拉格失的意見。真的,斯米爾諾夫自從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被關進監獄后就再沒出來過,一直關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審判開始。他根本不可能參加什么陰謀活動。

  但是,斯米爾諾夫以前曾是第一個要求執行列宁“遺囑”,把斯大林從党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赶下去的人。當時,斯大林十分清楚斯米爾諾夫在党員中的威望,也知道老布爾什維克都很听斯米爾諾夫的話。現在。斯大林鞏固了自己的陣地,就再也不能放開盼了多年的夢想——向斯米爾諾夫复仇,讓他嘗夠受審訊和上法庭的苦頭,然后再把他扔進死牢。

  斯大林的固執和他那無論如何也要整治斯米爾諾夫的欲望,使維辛斯基在法庭上陷入十分難堪的境地,因為斯米爾諾夫絕對沒有參与陰謀的“現場證据”。為了使斯大林的這一捏造能具有哪怕极小的一點可信性,維辛斯基在起訴發言中聲稱:

  “斯米爾諾夫可以推托說。我什么也沒干過.我一直在監牢里。可惜,他這一托辭太天真!的确,從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斯米爾諾夫就進了監獄。可是我們知道,他在監牢里与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聯系,而且我們還發現了密碼,那是斯米爾諾夫在獄中用來同外面的朋友聯系的密碼。”

  然而,維辛斯基卻無法向法庭出示這些密碼。所謂斯米爾諾夫從獄中向外寄的信。一封也拿不出來。与他有秘密通信聯系的人,一個也沒傳喚到庭。維辛斯基甚至說不出,是監獄中哪一個看守幫助斯米爾諾夫把密信送到外面的。并且,也沒有任何一個被告承認自己收到達斯米爾諾夫的信件。

  在國外。也未必有人相信這些身在斯大林牢房中的政治犯能夠与監外的同志寫信。蘇聯公民都知道這完全不可能。他們還知道,政治犯的家屬甚至在親人被關起來許多年之后也無法打听到親人究竟被關在哪個監獄,也不知親人是死是活。

  再說。与世隔絕的斯米爾諾夫,又能給監外的姆拉奇科夫斯基或季諾維也夫出一些什么樣的主意呢?難道他會告訴他們,“不要朝斯大林的肚皮開槍,要打他的腦袋?”然而無人不知道,真正的陰謀分子是決不自以通信方式來与身陷囹圄受到內務部衛隊嚴密監視的人討論恐怖行動計划的。

  盡管如此,斯大林仍然肆無忌憚地命令亞果達把斯米爾諾夫“加工”,一番,說他是陰謀集團的一名主要領導人,從而把他送上審判台。

  就連希特勒也不敢如此膽大妄為。他也曾策划過一出審判鬧劇來誣陷季米特洛夫縱火燒毀國會大廈,但當他發現提出的指控在法律上站不住腳之后,也就馬上想到了應該停止上演這幕丑劇。可斯大林极其剛愎自用。他的任何一個怪念頭都會自然地產生法律效力,并且他對此也早已習以為常。他知道,法庭一定會判處斯米爾諾夫死刑,并立即執行。

  在“老近衛軍”中,在革命功績方面能与斯米爾諾夫相提并論者并不多。他出身工人家庭,十七歲就積极地投身于革命;是布爾什維克党最早的党員之一。十月革命前,他冒著生命危險建立了一批又一批布爾什維克地下組織,革命后,又成為紅軍的杰出領導人。

  一九O 五年,斯米爾諾夫曾積极投入莫斯科武裝起義。他在沙皇的監獄里和流放地度過了許多年,并兩次在北极圈里服滿刑期。

  內戰時,他領導西伯利亞布爾什維克的武裝斗爭,并為紅軍第五軍戰胜高爾察克提供了保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他致電列宁,提到了內戰中這一決定性的胜利。

  “高爾察克已成流寇,……追殲殘敵的戰斗進展順利,十二月二十日,我們就將攻克巴爾璃爾和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兩地。”

  戰胜高爾察克之后,斯米爾諾夫被任命為西伯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他擔任郵電人民委員。列宁去世后,斯米爾諾夫加入了反斯大林的對立派,因此被開除出党。盡管在一九二九年他又被恢复了党籍;但很快就被捕了,并被流放。而從一九三三年新年第一天起,如我們所知,斯大林就下令把斯米爾諾夫關進了監獄。

  把斯米爾諾夫送上審判台的准備工作,是交給阿布拉姆·斯盧茨基負責的。此人同時還負責審訊另一個被告——切爾蓋·姆拉奇科夫斯基。后者早在國內戰爭中就成斯米爾諾夫的朋友。前面已提過,斯盧茨基是內務部外事局局長。他最典型的特點是懶散,喜歡裝腔作勢,而在上司面前卻畢躬畢敬。斯盧茨基雖然性格軟弱,膽小怕聲,兩面三刀,卻不失為一個將就過得去的心理學家,很有點所謂的“相面”的本事。他的想象力特別丰富,很會裝模作樣,能把他認為在當時情況下對他有利的角色扮演得惟妙惟肖。他的雙眼很會做表情,目光顯得格外善良、溫和,給人一种极其真誠的印象,甚至可以讓那些不了解他的人受騙上當。斯盧茨基知道自己的長處,就經常巧妙地利用它們來“加工”受審人。”

  在審訊中,內務部工作人員除了采用大量經上方默許的刑訊手段外,還使出了自己的獨創“功夫”。有的人干得露骨、粗暴,好象那些在大路上打劫過客的強盜。把刀直接架在受害者的脖子上。 有的人則設下各种圈套、 騙局,花言巧語地夸大“老實交待的好處”。不難設想,阿布拉姆·斯盧茨基就屬于后一种類型的審訊員。

  在對付斯米爾諾夫時,他一開始就沒有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粗暴的估机員,而是充當政治局与斯米爾諾夫之間的中間人,并月是一個同情被告的中間人。

  斯米爾諾夫知道政治局會指控他和其他反對派領導人殺害基洛夫并蓄意謀殺斯大林,所以。他把這一指控叫做“斯大林的新把戲”。

  “我倒想知道,”他說,“既然眾人都知道我從一九三三年一月起就在坐牢。你們怎么能證明是我組織人馬去暗殺基洛夫并准備對斯大林采取恐怖行動的?”

  “我們無需證明這一點。”斯盧茨基恬不如恥地回答道。“政治局希望你能主動供認一切。如果你拒絕供認,就根本不會把您送上法庭。”

  斯盧茨基向斯米爾諾夫轉告,斯大林的許諾:凡想保住性命的人,必須同意在法庭上承認一切罪行,凡是拒絕滿足政治局要求的,無需審判,直接由內務部特別委員會判處槍斃。

  斯盧茨基沒對斯米爾諾夫使用其他審訊員慣用的“強硬”手段。他認為,并且是不無根据地認為,“強硬”手段歸根結底是制服不了象斯米爾諾夫這樣的人的。他較常用的是邏輯推理,竭力想說服斯米爾諾夫:要得救除接受政治局的條件之外,別無他法。如果抵抗,就只能毀了自己。但是。受審人對他這一套規勸充耳不聞。他板著臉站在斯盧茨基面前,平心靜气地看著對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老一套和費盡心机尋找新花招。

  确信從斯米爾諾夫口中什么也掏不出來之后,斯盧茨基決定暫時讓他安靜几天,而將全部精力轉過去對付姆拉奇科夫斯基。他認為、從姆拉奇科夫斯基口中得到的坦白。能幫助他征服斯米爾諾夫。

  謝爾蓋·姆拉奇科夫斯基与斯米爾諾夫一樣,年輕時當過工人,一九0 五年加入布爾什維克党;一九一七年,成功地領導過烏拉爾工人起義;國內戰爭時,与高爾察党作過戰,是斯米爾諾夫的老部下。從那時起,他們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斯米爾諾夫具有超群出眾的智力和知識,后來成了杰出的國務活動家,而姆拉奇科夫斯基卻顯得才气不色。知識不高,對党和國家的政治問題理解不透。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開始挑選擁護他的人組閣。以便靠這些人把列宁的戰友排擠出去。這時、姆拉奇科夫斯基引起了斯大林的關注,因為他的革命經歷很符合斯大林的需要。

  的确,他的整個經歷都是不平凡的。他甚至就出生在沙皇的監獄里:“當時,他母親因參加革命活動被關在大牢里。他父親也是個布爾什維克,出身工人。他的祖父,南俄工人聯盟的奠基者之一,也屬于工人階級。所以說,謝爾蓋·姆拉奇科夫斯基積极投入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乃是家庭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可惜的是,斯大林當時沒能把梅拉奇科夫斯基拉到自己身邊。后者跟著內戰時的老朋友,首先是跟著斯米爾諾夫,加入了反對派的陣營。

  反對派被瓦解后,斯大林又向他表示好意,用高級軍職籠絡他,但仍沒成功。

  內戰使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身体受到了嚴重摧殘。他曾多次負傷,留下了腦震蕩。上了年紀之后、脾气變得特別暴躁,難以自制。而且。他身上出現了一個怪癖:自辯為杰出的軍事戰略家,非常瞧不起那些在內戰時期沒帶過兵打過戰的人。

  斯盧茨基了解這一切,決定利用姆拉奇科夫斯基的這种极端的自高自大的心理。他巧妙地煸動受審人的虛榮心,不失時机地向他說些精心杜撰出來的奉承話。

  使斯盧茨基吃惊的是。他沒花多大力气就說服了姆拉奇科夫斯基,后者同意在法庭上提供必要的供訴,并幫助斯盧茨基說服斯米爾諾夫。在同斯盧茨基談話時。姆拉奇科夫斯基多次表示惋惜,后悔自己在一九三二年那時候沒听從斯大林的勸告。

  “斯大林對我說。“同他們決裂吧,是什么東西把你這光榮的工人挂在了那幫猶太佬身上?”他還保證,要任命我為一個大軍區的司令員,可是我卻拒絕了……”

  既然斯大林料到用如此粗淺的反猶言語就能使姆拉奇科夫斯基動搖,那么可以斷定,斯大林對他的文化知識水平的評价是不太高的。從另一方面看;姆拉奇科夫斯基由于一直被流放他鄉,遠离高級軍職,更沒机會參加軍隊的閱兵禮,所以,他很可能早已想過多次:假如他當時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議,那么一切都會是另一個樣子。

  斯盧茨基整理好審訊筆錄(審訊中姆拉奇科夫斯基既誹謗了自己又污蔑了斯米爾諾夫)后,馬上就送給了亞果達。他肯定這份文件會及時轉給斯大林過目,并肯定斯大林在看到姆拉奇科夫斯基的簽名時, 一定會注意到下面另一個人的簽字:“審訊人——二級國家保安委員阿·斯盧茨基”。

  被關在內務部牢房里并感到命在旦夕的姆拉奇科夫斯基,死死地抓住了最后一線希望。求斯大林寬恕并以此保住自己的腦袋。他完全听命于內務部的擺布,并打算幫助偵訊人員摧毀自己那些原反對派戰友們的抵抗。

  斯盧茨基在确信能得到姆拉奇科夫斯基的幫助之后,就回過頭來全力對付斯米爾諾夫。在与斯米爾諾夫對質時。姆首奇科夫斯基企圖說服他向政治局“繳械”,并在法庭上作必要的供訴。他的一個主要理由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已經同意把供。既然他們都已經到了這步田地,那就是說,沒有別的出路了。”

  斯米爾諾夫對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言行盛到震惊,他聲明自己決不會誹謗自己而效忠于斯大林。姆拉奇科夫斯基只得使出了最后一招。“我提醒您。伊万·尼基吉奇,我完全听從党的指揮。就是說,我有義務在法庭上指控你!”斯米爾諾夫對此的回答是;“我早就知道你是個膽小鬼!”

  這句話狠狠地刺傷了姆拉奇科夫斯基。他一貫認為自己是內戰的英雄,當然忍受不了對他的如此評价,而且這個評价是出自于自己的首長之口。他气急敗坏地沖著斯米爾諾夫的面孔嚷道:

  “你以為不弄髒自己的襯衫就能跳出這肮髒的勾當嗎?”

  斯米爾諾夫与姆拉奇科夫斯基在斯盧茨基的審訊室里見面的時候還是老朋友,”而當他倆被帶回各自的牢房時,卻已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

  斯盧茨基极力要利用這個机會,馬上就炮制了一份對質記錄,其內容与實際情況大相徑庭。其中,對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話做了這樣的改動:他姆拉奇科夫斯基在一九三二年參加了一次秘密會議,在會上,斯米爾諾夫提議聯合季諾維也夫分子成立一個旨在策划恐怖活動的組織。在這個前提下。又用了姆拉奇科夫斯基的那句話:斯米爾諾夫不可能從“這肮髒的勾當”中跳出來,因為他怕弄髒了襯衫。說實話,僅為這一句含義丰富的話,斯盧茨基就會迫不及待地弄出一份對質記錄。

  亞果達對記錄十分滿意。他知道,斯大林在讀到姆拉奇科夫斯基与斯米爾諾夫的爭吵之后,也會贊賞不絕,亞果達決定使這句話再多一點“份量”。在打印記錄時,他吩咐給這句惹禍的話添上“血腥的”這個字眼。現在,這句話就成了。“你自以為是圣人嗎?你以為不弄髒自己的白襯衫就能跳出這肮髒而又血腥的勾當嗎?”

  与姆拉奇科夫斯基的對質,使斯米爾諾夫感到十分苦惱,他首先憎惡的是斯盧茨基:他竟如此狠毒地唆使姆拉奇科夫斯基來反對自己過去的首長和老朋友。斯米爾諾夫還記得,審訊之初,斯盧茨基曾扮出一副同情他斯米爾諾夫的模樣,并說根本不打算嚴格執行上司的命令。經歷了這一切之后,斯米爾諾夫干脆拒絕回答斯盧茨基提出的任何問題。亞果達得知此事后,便命令“把斯米爾諾夫從斯盧茨基手中拿過來對,交給烏克·加伊去繼續“加工”。對于斯盧茨基來講,征服斯米爾諾夫已近在咫尺,可現在,這個希望連同本來應歸他所有的榮譽桂冠,都從他手中溜掉了。

  同時,套在斯米爾諾夫脖子上的圈套也越拉越緊了。最先那些指控他的供訴。都是早已同意協助內務部制造假供訴的奧利別爾格交待的。偵訊領導人還打算從戈利茨曼和某個叫加文的(由于某些不清楚的原因,此人始終沒出現在被告席)手中取得證据。現在,姆拉奇科夫斯基的供訴填補了這重要的一環。如果說奧利別爾格、賴因霍爾德和加文這類人的“證据”只能使斯米爾諾夫极端厭惡的情,那么,姆拉奇科夫斯基的供訴,卻是對他感情上的第一次重擊。因此,這一供訴就成了內務部手中一張威力巨大的皇牌。

  此后,其他打擊又接踵而來。過了不久,斯米爾諾夫得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已同意接受斯大林的條件,并且,他們在誣陷自己之后,還作出了不利于他的供訴。這些大人物的供訴。雖然是謊言,但重量不小,是進一步威逼斯米爾諾夫的強有力的根据。他的處境日益艱難。他借以防身的皇牌武器,是真理和決不向無奇不有的謊言以及厚顏無恥的造謠者妥協。但斯大林的陣營卻要強大得多。他掌握著由奴顏婢膝的官僚分子組成的偵訊和審判机构,擁有強大的宣傳机器,它已作好准備將謠言傳遍世界各地。看來,斯米爾諾夫只得承認,在這敵眾我寡的斗爭中,繼續頑抗是沒有意義的。

  落到加伊手中之后,斯米爾諾夫又經受了一次沉重的打擊。這一打擊遠比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背叛更為有力。加伊向斯米爾諾夫出示了他前妻莎福諾娃的申明,其中說道,一九三二年底,他,斯米爾諾夫,從托洛茨基手中得到了“開展恐怖活動的密令”。后來才搞清楚。莎福諾娃之所以寫這份申明,乃是由于受到內務部的強迫。并相信了他們的許諾:只有這樣,她才既能保住自己的命。又能救出斯米爾諾夫。

  為了徹底治服斯米爾諾夫,加伊安排他与莎福諾娃當面對質。剛才已經指出,莎福諾娃預先被告知,只要在誣陷斯米爾諾夫的供訴上簽了字,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但當她接受了這個條件后,她的保命贖金又“漲价”了,現在要想保全自己,她還必須幫助內務部“說服”斯米爾諾夫。

  莎福諾娃与斯米爾諾夫在加伊審訊室里的會面。簡直是戲劇性的。莎福諾娃呼陶大哭。懇求斯米爾諾夫救他們兩人的命,听從政治局的要求。她當著加伊在場,毫不掩飾地對斯米爾諾夫說,沒有人會把他的供訴當真,所有的人都知道組織審判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她勸他“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妥協,”并与他們一起參加審判。莎福諾娃解釋道:“那時候,全世界的人都會看著您,他們就不敢把您槍斃了。”

  最后,斯米爾諾夫終于服從了加伊的要求,但也有叫個條件。他只同意承認對他的指控。任何其他被告如果提出此种條件,都不會交付法庭審判。但斯大林一心想把斯米爾諾夫推上法庭的被告席,甚至答應了他提出的“部份認罪”的條件。斯大林只要求他能作出反對托洛茨基的供訴,因為這對于斯大林來講是一种更為狠毒的复仇形式:眾所周知,斯米爾諾夫是托洛茨基的最忠誠最真摯的朋友之一。

  斯米爾諾夫還提出了一個必須滿足的要求,作為自己出庭的條件:不得對莎福諾娃起訴。這個條件被接受了,因此莎福諾娃沒在被告席上露面,她只是作為證人被傳喚到庭,因而也就免受了死刑判決。

  我不止一次地自問:迫使斯米爾諾夫同意出庭的決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是效法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嗎?是陪伴他多年的忠實妻子莎福諾娃的勸告嗎?可能,最有說服力的是莎福諾娃的勸告:“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妥協,同他們一道上法庭吧。當著全世界的面,他們不敢槍斃您。”但我想,無論是這個勸告,或是其他什么影響,都無法迫使斯米爾諾夫去參加這出由斯大林導演的審判丑劇。假如他知道,只要付出個人生命就能粉碎斯大林對他和他的好名聲的誹謗,那他會毫不猶豫地拒絕參加這幕審判丑劇,而選擇死亡的道路。可是,這种選擇無力改變任何現實。那樣一來,他就會被秘密處死,而其他被告人,包括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照樣會對斯大林服服貼貼,并在審判大廳里敗坏他的名譽。

  因此,斯米爾諾夫大概覺得更正确的做法,還是利用他僅有的一次机會。假如斯大林不遵守諾言,并要殺害他,那么,即使在這种情況下,他在法庭上的出現。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阻擋那股惡毒誹謗的濁流,不讓其他被告人和起訴人無所顧忌地胡言亂語,所以他決定活著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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