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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佐羅赫·弗里德曼一青史無名的英雄



  在被瓦連京·奧利別爾格誣陷的人中,有一個他在立陶宛時就已結識了的老朋友——佐羅赫·弗里德曼,他沒有同其他被告一塊被送上被告席,也沒有作為證人出庭、在第一次莫斯科審判的正式速記記錄中、提到他的地方只有以下几筆:

  維辛斯基:關于弗里德曼您知這些什么?
  奧利別爾格。弗里德曼是一個被派往蘇聯的柏林托派組織的成員。
  維辛斯基。您知道他与德國警察局有聯系嗎?
  奧利別爾格:我听說過。

  僅僅通過這几句好象順口說出的話,當然沒人能了解這個勇敢而誠實的人所遭受的悲慘命運。盡管刑訊机關對他施加的壓力大得令人難以置信,但他仍不愿喪失做人的尊嚴,拒絕用討好迫害者為代价來換取自己的生命。

  一九三六年,佐羅赫·弗里德曼二十九歲。他個子很高,是個出生在小城鎮的典型的猶太青年。火紅色的頭發,淡藍色的眼睛。他虔誠地信仰馬克思列宁主義學說,少年時代就投入了革命運動,后來又加入了立陶宛共產党,但過了不久,他就被迫逃往德國,以躲避警察的追捕。在德國,弗里德曼又加入了德國共產党。希特勒上台后,他不得不离開德國,并与許多其他國家的共產党員一樣,“幸運地”在蘇聯找到了避難所。一九三三年三月,他与奧利別爾格同車到了莫斯科。

  一九三五年,佐羅赫·弗里德曼突然被捕。指控他的罪名是他在一次私下談話中發牢騷,說什么蘇聯政府對工人的剝削比資本家還厲害。告密者很可能就是奧利別爾格。特別委員會對弗里德曼做了個缺席判決、因進行反革命宣傳,判處弗里德曼在索洛維茨集中營服刑十年。

  一九三六年到了。內務部的頭頭們在為即將開始的審判“托一季聯合總部”案件挑候選人時,注意到了弗里德曼是奧利別爾格的朋友并与后者一同來到蘇聯這一事實,便產生了把弗里德曼說成是托洛茨基親自派到蘇聯來的恐怖分子的想法。另外,把弗里德曼塞進“聯合總部”還有一個重實原因,即他已身陷囹圄。還有十年的刑期。所以內務部認為,完全處于“机關”控制之下的弗里德曼為了減刑,一定會同意在審判鬧劇里扮演指定給他的角色。弗里德曼從索洛維茨被提到莫斯科后,就被送到內務部,由外事局副局長鮑里斯·別爾曼“加工”。

  出人意表的是,索洛維茨集中營的生活非但沒有令弗里德曼屈服,反而把他鍛煉得更堅強。他斷然拒絕扮演反革命和恐怖分子的角色。威脅對他不起任何作用,許諾他又不相信。弗里德曼對別爾曼說,他已經糊涂過一次,相信了內務部審訊員的許諾:害得自己現在不得不付出十年監禁的代价。

  据弗里德曼本人講。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三五年他被捕之后,內務部偵訊員波列斯拉夫一盧特科夫斯基告訴他,如果他拒絕認罪。他就會被發配到集中營,如果他認罪并存心悔過;就會被當作不受歡迎的外國人驅逐出蘇聯。盧特科夫斯基裝出一副同情弗里德曼的樣子,以“共產党員對共產党員”的態度規勸他在供詞上簽字,然后作為被驅逐者回到立陶宛去。可事實上,他卻背著十年徒刑進了索洛維茨集中營。

  在索洛維獲集中營里,弗里德曼經常看到大批大批与他本人一樣的無事者被送進來。從他們的談話中,他了解到一些內務部偵訊人員所慣用的方法和手段。

  因此,現在站在別爾曼面前的他。已不是一個天真的小毛頭,而是一個見慣世面的強硬對手。他因自己的痛苦教訓和索洛維茨集中營里其他同志的經驗而變得聰明多了。他象一個挑戰者,因答問題時針鋒相對、寸步不讓。

  為了摧殘他的意志,別爾曼命令一個審訊小組對他進行晝夜不停的審訊。這組人把全部手段都使了出來,許諾、威脅、心理壓迫、精神摧殘。然而,弗里德曼被送回別爾曼時,仍很過去一樣,堅決不屈服。別爾曼試圖卻用人所固有的求生欲,但仍沒成功。久而久之,他們之間的關系緊張到几乎要打作一團的地步。有一次,這种沖突又出現了。弗里德曼沖著別爾曼的面孔吼道:

  “您只會濫抓無辜,強迫他們承認自己是蓋世太保的特務。您干嗎不去抓真正的蓋世太保持務呢?您沒那個本事,您不知道怎樣才抓得住他們!”

  弗里德曼把最后一句話說得特別清楚,“您不知道怎樣才抓得住他們!”同時,他嘲弄地把食指伸到別爾曼面前晃來晃去。別爾曼認定,弗里德曼這是存心要找他打架,所以從那以后,他就盡最避免單獨對他進行審訊。

  有一次,別爾曼當著我的面又講了他与弗里德曼的另一次沖突。別爾曼通常是不罵人的,但在這次沖突中、他竟然把所記得的罵人話統統發泄到了受審人身上。可是弗里德曼卻藐視地將他從頭打量到腳,諧謔地說道。“可怜的知識分子。你連罵人都還不會,听著,學學吧!”說罷,弗里德曼就狠狠地罵開了。他罵得那樣大聲,那樣下流,在莫斯科根本就別想听到。這些罵人活,他早在索洛維茨听慣了,學會了。那里的囚犯們經常都是把自己的痛苦和絕望發泄在這种罵聲之中。

  弗里德曼的杰傲不馴,很快就在偵訊人員和內務部頭頭們中間傳開了。這些人開始經常光顧別爾曼的審訊室,目的就是為了見識一下這個受審人。外事局那些從沒机會逮捕別人卻又時常擔心自己在國外被別人逮捕的工作人員,對弗里德曼特別感興趣。弗里德曼被帶去受審時,常要先在別爾曼的秘書室里等几分鐘,那些看熱鬧的人就利用這几分鐘找他交談,用外國煙招待他。弗里德曼同他們談話時,口气很溫和,甚至近乎友好。

  別爾曼和弗里德曼之間雖然帶有沖突,并經常相互侮辱,但到后來他倆的關系卻突然緩和了下來。弗里德曼的膽量和那無可指責的誠實、堅強的性格,在別爾曼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乎贊歎的崇敬感。當其他高級工作人員談到特別難治服的被告時,別爾曼就要傲慢地吐一句:“那算啥!他們全加一塊,也當不了我的佐羅赫的小指頭!”說著,他還要舉出一些具体的例子。

  別爾曼絕不是那种冷酷無情的刑訊員。多年的內務部工作,并沒泯滅他心中的正義感和同情心。但是,既然已象奴隸一樣被套在斯大林的馬車上,他就只得順從地執行上面的命令。假如他拒絕“審訊”弗里德曼,假如他敢把未來審判的內情泄漏一點出去,那他本人無疑會馬上被捕,并被當作一個托派分子處死。

  他仍舊按時把弗里德曼從監獄里提出來審訊。但每一次審訊已不象以前那樣劍拔舒張,而變成了心平气和的交談,象是在討論。過了几個月,別爾曼在向莫爾恰諾夫匯報時說,他認為弗里德曼已完全無可救藥,提議將他送回索洛維茨集中營去繼續服刑。莫爾恰諾夫否定了這項提議。他聲稱,對契卡來說不存在什么“不可救藥”的人,他要將弗里德曼交給秘密政工局的科甘去處理:“他一定能治服弗里德曼。”接著,他命分別爾曼去与科甘商量讓弗里德曼与奧利別爾格對質的事。

  別爾曼与莫爾恰諾夫談話之后過了几天。又給我講了對質的情況。

  對質開始之前,科甘警告雙方,嚴禁他倆彼此交談,他們只能回答審訊員提出的問題。

  科甘給奧利別爾格提的頭一個問題是:“您知道弗里德曼是柏林托派組織的成員嗎?”奧利別爾格作了肯定的答复。弗里德曼馬上反駁道:“卑鄙無恥的謊言。”

  科甘在筆錄中寫道。“這不是事實。”

  弗里德曼立即又提出抗議。他要求必須把他的原話准确地記錄上去。

  科甘作了修改。“這是謊言。”

  “不行,還不准确”,弗里德曼說道,“請記下;“卑鄙無恥的謊言!”他接著又宣稱,如果不滿足他的要求,他就不在筆錄上簽字。

  對質繼續進行,科甘又向奧利別爾格提出一個問題:“您知道弗里德曼是蓋世太保的特務嗎?”奧利別爾格瑟縮在椅子里,低著頭。有气無力地說道:“是的,我听說有這回事……”

  “您這沒腦筋的蠢驢!”弗里德曼開口嚷道。“他們逼你撒謊,而您就相信他們的許諾。你這不幸的白痴,再想想吧,趁他們還沒把你的腦髓吸干。”

  科甘也提高了嗓門,雖不是要壓過弗里德曼,至少可以讓他住口,免得他影響奧利別爾格。

  后來,當奧利別爾格回答審訊員問題;說弗里德曼是托洛茨基和蓋世太保派來執行殺害斯大林的任務的刺客時,弗里德曼再也忍不住了。他气得火冒三丈,捏緊拳頭,一步步朝奧利別爾格逼去,結果只得用暴力把他拖回自己的位置。這段插曲結束后。科甘才著手擬定最后的記錄方案。

  他又一次遇到了麻煩;弗里德曼堅持要把自己的話逐字逐句地記錄在案:“卑鄙的誣陷”、“無恥的捏造”……科甘沒法,只得一個字一個字地跟弗里德曼糾纏,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只得向弗里德曼讓步,才能獲得一份書證,一份雖然記有弗里德曼做的各种反駁和辟謠,但仍舊是對弗里德曼极為不利的書征。爭吵了几小時以后,筆錄終于整理完科甘要求弗里德曼簽字。弗里德曼猶豫了:簽還是不簽?科甘見他不愿意,就提醒他說,他已接受了他的絕大部份修正。“問題不在于修正,”弗里德曼嘟噥道。“我不想簽字,只是因為我看出您太想要這份記錄!”

  別爾曼暗中為弗里德曼的做法叫好。當莫爾恰諾夫收到有關對質情況的報告后,馬上就叫人把弗里德曼給他帶去。這次會面是這樣安排的:

  先讓人給弗里德曼說,他將被帶去見國家安全委員會委員莫爾恰諾夫,然后又派人把莫爾恰諾夫那間有許多秘書的接待室布置得更有气派、讓受審人明白莫爾恰諾夫所擁有的權力,并要他意識到,莫爾恰諾夫可以決定他的生死。

  為了給弗里德曼一個下馬威,莫爾恰諾夫脫去了輕柔的絲綢襯衫,穿上了制服。制服上的四顆金星和兩枚勳章,表明了他的委員身份。

  弗里德曼被帶了進去。他臉色慘白,手在發抖。莫爾恰諾夫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問道:

  “您為什么要与我為難,干嗎要瞎胡鬧?”

  “他們要我在假口供上簽字,要我誣陷自己,又誹謗別人”弗里德曼回答道。聲音因憤慨而變得時斷時續。

  “蘇維埃政權不需要任們偽證!”莫爾恰諾夫极為不滿地打斷了他的話。

  “這話您跟別人說吧,我已經听夠了!”弗里德曼嚷道。“我已被非法地判了十年集中營監禁,您去問問盧特科夫斯基審訊員吧。他知道是咋回事。”

  “听著。弗里德曼,”莫爾恰諾夫的聲音里頗有威脅的意味,“在此之前我与您談話一直是以禮相待,但我要提醒您:如果您還執迷不俗,我就要以另一种態度和您談話了。我們會把您那頑固的腦袋連同您的五髒六腑統統消滅干淨!”

  弗里德曼靠近莫爾恰諾夫的辦公桌,死死地盯住他。

  “別看我的手在發抖就以為我怕您。我的手早從進集中營起就開始發抖了……我不怕您。您要把我怎么辦,隨您的便,但我無論如何都不會滾陷自己、誣陷別人,不管您多么需要我這樣干!”

  當然,弗里德曼所感到的壓力要比許多人輕一些,因為他的妻子和親朋好友都在拉脫維亞,而在一九三六年,內務部的魔爪還無法伸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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