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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葉若夫報复安娜·阿爾庫斯



  因“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關聯合總部”一案而被捕的人里面,有個名叫安娜·阿爾庫斯的婦女。這是個既有魅力又有教養的女人,曾是國家銀行管理局成員格利戈里·阿爾庫斯的妻子。夫妻离异之后,兩歲的獨生女儿留在安娜身邊。不久之后,格利戈里与大戲院的著名芭蕾舞演員伊莉姐先科結了婚,而安娜卻嫁給了博布里謝夫一內務部里一個干練的工作人員,莫斯科師政治處主任。作為契卡人員的妻子,她結識了許多“机關”領導,与博布里謝夫的老友斯盧茨基一家特別要好。安娜·阿爾庫斯的這樁婚姻雖然也沒持續多久,但她与內務部朋友們的友好關系卻一直保持下去。第一個丈夫也時常慷慨地幫助她和自己的小女儿。

  一九三六年夏天,安娜·阿爾庫斯的朋友們吃惊地獲悉,亞果達在簽發拘票,准備逮捕一大批老布爾什維克時,竟下令將她也抓起來。內務部的工作人員都想不通,把一個与党、与政治都毫無牽連的女人抓起來与審判列宁的老戰友有什么聯系。

  安娜·阿爾庫斯是在莫斯科郊外國家銀行高級職員療養所里被捕的。當時,她正帶著已年滿五歲多的女儿在那里度假。安娜·阿爾庫斯覺得自己無任何罪過,同時又并不特別害怕內務部“机關” , 因為她有許多朋友都在那里面工作,所以,“她對眼前發生的事,与其說是害怕,倒不如說是感到吃惊。她以為這是誤會,待事情一弄清楚就會被放出來,所以就把女儿暫時托付給一位銀行領導的夫人。

  得知安娜·阿爾庫斯被捕后,斯盧茨基馬上就去找一手負責審判准備工作的莫爾恰諾夫了解情況。莫爾恰諾夫告訴他,說這個名字是由葉若夫親自寫上黑名單的。他還把安娜的前夫格利戈里·阿爾庫斯的名字也寫了上去,后者是國家銀行國外分行的領導人。斯盧茨基一下子就意識到;葉若夫大概是想給他安上個以外匯援助托洛茨基的罪名。在這种情況下逮捕安娜·阿爾庫斯,肯定是為了向她的前夫施加壓力。

  安娜·阿爾庫斯的案子由內務部里一個頗有名气的工作人員C 某料理。她的唯一罪名是由賴因霍爾德供訴中的一句話构成的。他硬說自己与“莫斯科恐怖小組”的另兩個成員皮爾克和格利戈里于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間在安娜的住宅里開過秘密會議。

  偵訊員C 某對斯大林搞審判的目的和內務部取供的各种手段都十分了解,所以不大相信賴因霍爾德的供訴。然而,他認為自己必須正式地進行審訊。第一次審問時,他要求安娜·阿爾庫斯說出從一九三三年起所有到過她家的人的姓名。但安娜發現他打算作記錄時,馬上就住口不說了,而且問他在審訊記錄上記下這樣一份名單是否妥當,因為她的客人有些是名气很大的人物——有內務部領導,甚至還有中央委員。為了舉例,她說出了斯盧茨基夫婦、一個名气不小的檢察長和其他一些人。

  她所有的朋友,好象是經過批選似的,或者是著名的党員,或者是蘇聯人民委員部的大人物,所以安娜此時搞不清楚,結識這些人怎么會給她帶來災禍。但是,她后來終于想起了一樁事:曾經有個顯要人物把她的一個朋友叫做“兩面派”。不過,那很可能是由于嫉妒。事情是這樣的。有天晚上,尼古拉·葉若夫從中央帶了一個外交官的戈莫洛夫一道到她家來玩。當時在她家的客人中有個姓皮亞季戈爾斯基的朋友,曾是蘇聯駐伊朗的商務參贊。后來,葉若夫在告辭時突然問安娜怎么在自己家中招待象皮亞季戈爾斯基這樣的“兩面派”。她頓時覺得受了侮辱,便反唇相譏地說道。“既然皮亞季戈爾斯基是兩面派,那您為啥還把他留在党內,為啥政府還要把這么重要的工作交給他?”

  葉若夫大發雷霆,罵她是庸俗的小市民。安娜也火冒三丈。她聲稱:“我的朋友,全是正派人!而您的那位知心朋友科納爾,卻是個波蘭間諜!”

  她指的是波蘭大間諜波列修克。一九二0 年,波蘭間諜机關把一個陣亡紅軍戰士的党證交給他,然后就把他派到蘇聯。用了十二年的時間“科納爾”成功地爬上了蘇聯官僚机關的最上層,成了農業部副人民委員。

  “科納爾”与葉若夫是摯友,而且,正是葉若夫幫他竊据了如此顯赫的地位。這已不算什么秘密。波列修克的暴露純系偶然。一個認識科納爾的共產党員向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報告說,那個名叫科納爾的副人民委員,實際上根本不是科納爾,而是個冒名頂替者。

  安娜·阿爾庫斯向偵訊員表明,自從那次与葉若夫爭吵之后,她就再也沒請他來家作客,也不再理睬他打來的電話。

  她不知道,葉若夫已從斯大林那里受命監督審判老布爾什維克的准備工作,她的整個命運現在已落入葉若夫手中。但偵訊員很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現在完全明白了,為什么葉若夫要把她的名字寫進老布爾什維克的名單,盡管她与那些人毫無牽連。

  C 某決定不偏不倚地對她進行調查,并去找領導,建議解除對安娜·阿爾庫斯的扣押。他听從某個朋友的勸告,決定不把他所知道的安娜与葉若夫的事告訴莫爾恰諾夫。

  C 某告訴安娜·阿爾庫斯,据賴因霍爾德交待,他曾与其他几個聯合總部的成員于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年間在她家里數次秘密聚會。可安娜不愿意相信賴因霍爾德真會如此胡說八道。不錯,賴因霍爾德和朋友皮克爾几年前确實到她家玩過几次,但最后一次也是在一九三二年以前。她相信,如果讓她与賴因霍爾德當面對質的話,后者肯定會承認她說的是實話。當審訊員表示自己對此并不象她那樣樂觀時,安娜·阿爾庫斯卻很不以為然,并說她絕對相信賴因霍爾德的人品正派,如果賴因霍爾德當著她的面也仍然重复自己的供訴,那她決不同他爭辯。

  那些彼此都非常了解的偵訊人員,談起話來往往直言不諱。但在其他場合,尤其是談話雙方的級別不一致時,他們一說起行將開庭的審判,神情就大不相同了,仿佛他們都相信确實有一個反斯大林的陰謀集團存在。偵訊員C 某認為,在与受理賴因霍爾德案件的切爾托克談話時,就必須采取這种態度。切爾托克的名聲讀者已經知道。他的品質對偵訊員C某來說也不是什么秘密。總之,偵訊員C某給切爾托克打了電話,說他的受審人安娜·阿爾庫斯一口否認賴因霍爾德有關一九三二年曾去過她家的供訴屬實。并要求与他當面對質。C 某請求切爾托克就此問題再次審問賴因霍爾德,如果后者堅持原供,那就讓他与安娜。阿爾庫斯對質。

  當然,危險是存在的:把良心都賣給了葉若夫并拼命為內務部效勞的賴因霍爾德,肯定會眼不眨心不跳地重复自己的假供。但偵訊員C 某抓緊剩下的時間,在內務部有影響的工作人員中制造有利于安娜·阿爾庫斯的“社會輿論”。為了這個目的,他把自己的朋友請來看對安娜·阿爾庫斯的審訊。在這些朋友中,有莫爾恰諾夫常常對之言听計的別爾曼,還有一個是与阿格拉諾夫有私交的工作人員。

  顯而易見,安娜·阿爾庫斯沒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危險性。她根本不去巴結偵訊員。有一次,鮑里斯·別爾曼在与她談話時,不高興地提到了格利戈里·阿爾庫斯,罵他是“色鬼”。安娜听了此話,陡然間臉色大變,發火道:“難道您和您的上司們就不是色鬼嗎?您以為,莫斯科沒人知道您在追逐哪個女人嗎?”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而切爾托克總是推遲她与賴因霍爾德的對質。這充分表明他碰到了什么麻煩事。終于,他被迫承認賴因霍爾德拒絕證明自己有關安娜·柯爾庫斯的供訴屬實。這樣一來,指控她的唯一罪證沒有了。C 某提醒切爾托克說,在這种情況下只能將對賴因霍爾德的審訊筆錄重寫一次,把有關安娜·阿爾庫斯的那些話刪去。但切爾托克回答說這根本不可能。因為賴因霍爾德的供訴已經上交斯大林批准。切爾托克也許是為了在C 某面前為自己開脫,又特地補充了一句:“您應該明白,這是政治案件!”

  C 某雖然不太指望成功,但仍然繼續努力,想使安娜·阿爾庫斯免遭葉若夫的報复。他起草了一個正式結論,建議因缺少犯罪构成而終止安娜·阿爾庫斯一案。他帶著這份結論找到莫爾恰諾夫。后者讀過后,便問C 某是否知道安娜·阿爾庫斯之被捕完全是因為葉若夫。C某作了肯定的回答。

  “那您是否打算親自向葉若失匯報這一案件呢?”莫爾恰諾夫又問道。C 某說自己有這种打算。

  可是第二天C 某就被無故停職了。他奉命將安娜·阿爾庫斯案交給了鮑里斯·別爾曼,自己則不得再過問此案。顯然,莫爾恰諾夫不敢冒險向葉若夫提出釋放安娜的問題。

  這個案件的結局是:別爾曼和莫爾恰諾夫最終還是把自己的看法向對葉若夫作了匯報。葉若夫一听到說有釋放安娜的可能,頓時气歪了臉。他惡狠狠地嘟噥道。“這個臭婆娘,完全應該槍斃。判她五年。不得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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