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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審判的槍斃和不可理解的恐怖，象陰云一樣，籠罩著蘇聯全國。正是在這种陰森可怕的气氛中，第三次莫斯科審判的准備工作開始加速。這一次，將把作為列宁的親密戰友的最后一批老布爾什維克推上被告席。現在，斯大林的刑訊專家們對自己的“成功”更有把握了。首先，他們的逼供手段已順利地經歷了兩次審判的考驗；其次，几年來大規模的恐怖浪潮已使人們產生了膽小怕事的變態心理，這正好成了偵迅人員向受害人施加壓力的輔助手段。 現在，要摧毀受審人的意志，恫嚇比許諾要有效得多了。在頭兩次莫斯科審判的偵迅階段，不少被告人還不太相信斯大林會把有關株連家屬的威脅付諸實現。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受審人膽敢視這一威脅為儿戲了。僅管如此，為了徹底打消被告人的幻想， 葉若夫又在每間牢房里都安插了由內務部特務裝扮的犯人。“這些阿巴人”的任務，是向自己同牢的“難友”講述一些十至十二歲的孩子陪同父母上刑場的故事。在這种到處都在殺人和自殺成風的恐怖气氛下。處于精神极度痛苦和恐慌中的被告人，對任何胡扯都會深信不疑。 在這里，我很想舉几個真實事例，來說明老布爾什維克們的子女的悲慘命運。我記得。一九三七年秋，我們這些在外國的內務部人員就听說，葉若夫曾命令內務部各分局領導人在全國各地逮捕那些父母被槍斃了的青少年并象對待大人一樣，判處他們死刑。剛听到這一消息，無論我還是其他同志都不相信這會是真的。因為這不可能。斯大林怎么會指控十來歲的孩子，說他們陰謀推翻蘇維埃政權呢？然而，這一傳聞非常“固執”，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從國內傳出來，而且是來自一些“消息靈通人士”。 當時，我無法得到有關老党員的子女受迫害的具体事實材料，脫离斯大林政權后。更不敢奢望找到這方面的材料。然而，生活總是充滿意外——我很快就找到了能證實上述傳聞的證据，而且是通過公開渠道，即蘇聯的官方報刊自已被露的。 一九三九年二月底，蘇聯報刊登出一則消息：列宁斯克庫茲涅茨基市內務分局局長盧尼科夫及其手下被逮捕，因為他們曾抓過許多儿童，并強迫他們承認自己參加了企圖顛覆蘇維埃政權的陰謀組織、這篇報導還說，這些儿童被推進本來就已擠擁不堪的牢房里，同刑事犯和政治犯關在一起。該報還揭露了一個名叫沃洛佳的十歲男孩因受本了日以繼夜的刑訊而承認自己參加法西斯組織的全部過程。 一名控方的證人在法庭上作證說： “例如，我問孩子們是在哪里見過法西斯的，他們回答的大意是：‘我們只是在電影里見過法西斯。他們都戴白色的制帽。’當我又問到有關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時，孩子們的回答是：‘這些人我們是在監獄里看見的，他們同我們關在一起。” 既然孩子們在監獄里看見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就意味著，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也同樣在獄中看見了這些儿童，并肯定知道他們也被指控犯了死罪——一參加反國家陰謀集團罪及其他罪行。豪無疑問，為了保護自己的親人和孩子的生命，不讓他們遭受斯大林的嚴刑拷打，第三次莫斯科審判的被告們將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斯大林怎么會允許這一“儿童案件”的公審和見報呢？這豈不是往他自己臉上抹黑嗎？其實，這也沒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知道，這本是斯大林的慣用伎倆：每當自己的罪行被揭露出來后（哪怕只是在內部），斯大林就會立即把責任全部推卸到自己的手下身上，裝模作樣地將這些替罪羔羊交付法庭。而在法庭上，人們是絕對听不到這些被告人出賣主人的話的，因為他們同樣顧惜自己和家人的生命。 第三次莫斯科審判，開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出庭的主要被告人有：尼古拉·布哈林——原共產國際領導人、列宁時期的政治局委員、党內最优秀的理論家。阿列克塞·李可夫——列宁時期的政治局委員和蘇聯人民委員會議副主席（列宁逝世后曾任過人民委員會議主席），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原党中央書記、為列宁主管組織工作的副手；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一個倍受尊敬的老党員，為革命立下過丰功偉績，曾被列宁派去領導過蘇維埃烏克蘭的工作。 然而，与上述這些党和國家最优秀的活動家并排坐著的，或者，在列宁的這些被指控的朋友和戰友之間，還有一個很不受歡迎的人。此人在被告席上的出現，立即轟動了整個世界。 這不是別人，正是原內務部頭子亨利希·亞果達！一年半之前，即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一個夜晚，就是這個亞果達，与葉若夫一塊親臨內務部地下室監“斬”，槍斃在第一次莫斯科審判中被判處死刑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而現在，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亞果達自己也被推上了被告席，成了同一個陰謀組織的參加者，成了被他嚴刑拷打并槍斃了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爾諾夫等老布爾什維克的“同案犯”！ 世界上難道不能找出比這更离奇更荒唐的事嗎？大概，斯大林把自己那制造冤案和假案的全部天才都用進了第一二次審判，所以，他那“創造性”想象力現在已消失殆盡…… 這個現象在膚淺的觀察家看來确實是荒唐的，然而，對這一荒唐現象所作出的切合實際的解釋，卻正好能揭示出三次莫斯科審判的一個核心秘密。問題在于，斯大林采用這种“愚蠢”的方法，絕不是考慮不周，相反，只要是玩政治陰謀，他的目光就特別敏銳，手段就特別狡猾、毒辣。他這一次之所以顯得這么“蠢”，僅僅是由于無法避免一些特殊的困難，實際上，一切偽造者在其偽造品露出馬腳的時候，都會遇到這些困難。 把亞果達說成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同伙，固然既荒唐又可笑，但是這樣一來，斯大林便得以擺脫他很久以前犯下的另一罪行——謀殺基洛夫，要知道．那件事也干得并不干淨，許多痕跡都直接指向了他——斯大林。 我在前面已經講過，基洛夫被殺后的第—天上午，斯大林就扔下一切工作去了趟列宁格勒，名為調查案情，實為檢查那些為掩蓋真象而采取循一切措施是否已經落實。當他發現“內務部之手”在案件中暴露得十分明顯之時，就采取了緊急措施去消滅痕跡：立即下令槍斃直接刺殺基洛夫的凶手，秘密處決所有知道內務部插手過這一案件的人。 斯大林企圖永遠隱瞞基洛夫被害的內幕，可他失算了，他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基洛夫在走廊上被殺時。他的貼身警衛居然一個也不在現場，這件事不能不引起其他的州党委成員极大地震惊和怀疑。而且，基洛夫的副手們都知道，基洛夫被殺的兩周之前，凶手尼古拉耶夫就因為私藏手槍進入斯莫爾尼宮而被抓住過。他們自然要想：是誰在兩周后又把通行證發給了這個凶手呢？ 最令人可疑的，也是最能證明基洛夫是被自己的政權“鎮壓”的，恐怕還要算斯大林緊接著下達給阿格拉諾夫和米隆諾夫的一項秘令：立即清洗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分子”。于是，几百名优秀干部被召到列宁格勒內務分局。這些基洛夫在世時列宁格勒党政机關和經濟企業的骨干被勒令在一周之內离開莫斯科，前往遠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新的工作崗位。 在蘇維埃國家的歷史上。不由党組織而由內務部來給党的干部重新分配工作，這還是第一次。由于出發期限規定得太短，許多厂長或經理根本來不及移交工作。所有試圖抵制或要求給以某种解釋的干部。 都被一句硬梆梆的回答給頂了回去、“您在列宁格勒呆得太久了”。一九三五年夏天，就有三千五百多名干部被這樣起出了列宁格勒。這很象是几年前季諾維也夫反對派失敗后在各大城市開展的那場清洗“季諾維也夫分子”的運動。難怪党內出現了傳聞，說基洛夫企圖組織一個新的反對派，但初露端倪就被消滅了。 此外，有關基洛夫被殺的真象，內務部工作人員所知道的，也比他們應該知道的要多，正是他們把有關列宁格勒內務分局曾插手這一暗殺的情況傳進了中央各机關。 了解內情的党員都知道，亞果達這個內務人民委員實際上是個傀儡，內務部的真正主宰是斯大林。這些党員自然就會想出結論（起碼要猜測）；既然內務部卷入了對基洛夫的暗殺。那就意味著這是斯大林授意干的。 基洛夫被殺的內幕，在党內基本上已不再是秘密，對這种狀況，斯大林知道得比較晚：負責為他提供情報（包括各种傳聞和人們的情緒）的亞果達一直不敢匯報這一情況。亞果達耳邊一直回想著當初斯大林在列宁格勒罵他的那些話。中央委員會的一些大人物雖然也逐漸听說了基洛夫案件的真相，可是他們也沒及時向斯大林進言：那樣一來，他們無异于主動把自己划進了“知情太多”的人。 總之，當斯大林知道這一切時，已經晚了。來不及采取更嚴密更合适的措施來掩蓋真象了。他只剩下一條路：公開承認基洛夫死于內務部之手，但把一切責任都推到亞果達身上；既然在前兩次莫斯科審判中，謀殺基洛夫的責任是栽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身上的。那么，亞果達現在就只能是他們的同案犯。就這樣，任何一個偽造犯都會產生的掩蓋痕跡和推卸責任的“本能”迫使斯大林把兩种互不相容的說法合為一体、從而出現了這一天方夜談：組織了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并槍斃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實際上是他的這些犧牲品的同伙。 亞果達，這個斯大林獨裁政治中有權有勢的代表人物。突然出現在被告席上，本來就足以引起全國大嘩了，更何況斯大林還按照自己的習慣將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硬栽到了他的身上。一個領導蘇聯反間諜机關長達十五年的人，居然自己就是個外國間謀，這本來就夠荒誕了，更有甚者，這個以殘酷鎮壓托派分子而聞名全國的劊子手，居然自己也是個托派分子，而且是托洛茨基的死心塌地的特務。 据指控，就是這個亞果達，曾把毒藥噴洒在葉若夫辦公室的牆壁上，企圖毒死后者。正是這個亞果達，豢養一大群醫生，以便將那些他不敢殺害的人“醫死”。這些手段不禁令人想起古代那些用毒花的香味和毒蜡燭的煙霧殺死情敵的傳說。 然而，人們卻不敢把這一切僅僅當作是惡夢般的傳說。法庭審理速記稿、槍斃人的大布告，用白底黑字將這些惡夢變成了可怕的現實。在這些可怕的現實中，人們只能得出一個時刻都不敢忘記的結論：既然如此霸道的亞果達都被毫不留情地扔進了大牢，那么，在蘇聯就沒有人是安全的；既然連制造刑訊机器的人本身都承受不住這一机器的壓力，那么，任何一個死刑犯都別指望得到赦免。 說實話，如果不是形勢所迫，斯大林是不會把亞果達推上被告席并指控他殺害了基洛夫的。要知道，失去亞果達，拒絕他那無人可及的效忠，這對斯大林可是個重大損失。十五年來，他們兩個“攜手共進”，亞果達几乎成了斯大林的“第二個自我”。再也沒有人比亞果達更了解斯大林了。在斯大林的全部親信中，就數亞果達最“勞苦功高”，斯大林對他的信任，也不是任何其他人可以相比的。 正是具備了斯大林那种狡詐和多疑的特點，學會了斯大林玩弄政治陰謀的高超藝術，亞果達方有可能用惡毒的蜘蛛网纏死斯大林的潛在政敵，才有可能為斯大林挑選一大群不講原則卻十分忠心的幫凶。 只要斯大林對哪個人民委員或政治局委員的忠誠起了疑心。亞果達立即會把自己的一名可靠的部下派去給這個被怀疑的人當副手。正是出于這個目的，亞果達的助手普羅科菲耶夫先后當上了重工業部的副人民委員和國家監委的人民委員；內務部的兩位局長勒拉岡拉沃夫和基什金被派到交通道路部，給人民委員拉扎爾·卡岡諾維奇當助手；亞果達的親信海辛和洛加諾夫斯基當上了外貿部副人民委員；內務部的一名副人民委員則被安插到了共產國際領導人皮亞特尼茨基的身邊。有關亞果達為加強斯大林的獨裁統治而向各國家机關和党政部門“摻砂子”的例子，可以說是不胜枚舉。 亞果達還有一項任務，即負責為斯大林搜集足以使國家領導人名譽掃地的材料。無論哪個領導人，稍有不順從的言行，斯大林馬上就會把手伸向亞果達為他准備好了的材料袋。在這些袋子里，即有政治上的材料，例如，能證明某個國家領導人過去是沙皇警察局密探的證据，也有一些令人齒冷的小報告，例如，某個領導人的夫人曾打了家里的佣人，或是复活節時悄悄把面包拿到教堂去洒過圣水，等等。几乎所有跟隨列宁的老布爾什維克在填党表時都為自己增加了几年党齡，對這一“罪過”，亞果達當然不會放過。 至于“領袖們”在個人生活上的風流事，材料袋中裝得更多。我就有幸看見過關于人民委員會議副主席古比雪夫的這類材料：他在一次宴會上把國家銀行理事會主席的夫人給“偷到了手”，并在她的房間里“藏”了三天，以致于人民委員會議在這三天里不得不取消全部預定的例會。還有几份關于政治局委員盧祖塔克的小報告：一九三二年，他在一次招待會上把莫斯科市委第二書記的年僅十三歲的女儿灌醉并強奸了；一九二七年，他去巴黎公干，竟邀約起蘇聯大使館的几名工作人員帶著妻子去逛夜總會，還給了那里的妓女一大筆小費。不過，對這些有損名譽的材料，斯大林一般是不會輕易地拋出來的，除非在他認為有必要約束一下自己這些高級助手的時候。 亞果達堪稱斯大林的耳目。他几乎在每一個政治局委員和人民委員的公寓和別墅里都安裝了十分隱蔽的竊听器，并將听得的情報及時密報給斯大林。正因如此，斯大林才能對自己那些“親密戰友”的底細了如指掌，甚至清楚地知道他們不小心向妻子、儿女、兄弟或朋友袒露的隱秘。這一切，使斯大林的獨裁政權免造了許多不測。 順便談談，斯大林“醋勁”很大，特別妒忌其親信之間或政治局委員之間建立私交。如果這些人在閒暇時經常三個兩個地在一塊聚首，亞果達就得“豎起耳朵”，并向斯大林報告有關情況。斯大林認為，有私交的人相互間總是特別信任，而這种信任很可能導致反對他的集團或派別出現。每當遇到這种情況，斯大林總要設法在這些剛建立起私交的人中間挑撥是非，如果此舉無效，被對方識破，那就將他們分离開：將其中一兩個人調离莫斯科，或采取其他“組織措施”。 亞果達雖然為斯大林立下了各种各樣很有份量的汗馬功勞，但他的主要“价值”卻在于：他曾殘忍地迫害斯大林的政敵，一心要把殘存的反對派和列宁的老近衛軍從地球上赶盡殺絕。 亞果達雖然大權在手，卻是唯一不會引起斯大林警惕的人。斯大林知道，亞果達即使想組織反對派來對付他斯大林，党內也沒有人會跟他走，因為他跟其他政治局委員不一樣：他在斯大林授意下殺害過成千上万的老布爾什維克，后者的尸骨早已永遠地堵死了他与老近衛軍聯合的道路。即使在緊跟斯大林的政洽局委員和政府成員之間，亞果達也不能找到同盟者，因為這些人對他同樣恨之入骨。 眼見斯大林如此器重這個沒有什么革命經歷的亞果達，甚至授權他任意干涉各人民委員部的事務，分管這些部門的老革命們是不會沒有看法的。伏羅希洛夫就特別討厭亞果達為監視軍隊而在各部隊里設置的內務机關，并敢于堅持不懈地同這些“特務”唱對台戲。交通道路部人民委員卡岡諾維奇曾對亞果達大發雷霆，因為內務部交通局干涉他的工作。主管工業和商業的几名政治局委員同樣忿忿不平，因為內務部經濟局的人經常跑到他們所管的企業中去調查貪污盜竊案件，鬧得滿城風雨，使他們名聲狼籍。 緊跟斯大林的大人物們之所以對亞果達咬牙切齒，還因為后者在他們主管的部門里安插了數以千計的秘密情報員，這樣，亞果達要想使他們威信掃地，任何時候都可以搜集到足夠的事實，而他們卻感到自己始終處于一個玻璃罩之中，一舉一動都被人看得清清楚楚，此外，离開亞果達為他們派的“私人保鏢”，他們竟一步也動不了。 然而，這一切卻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在這种情況下，亞果達絕不可能卷入政治局委員們的什么集團，而中央委員會中如果出現了圖謀不軌的團体，亞果達及其強大的內務部就會毫不費力地將其摧毀。對于一個時刻擔心喪失權力的獨裁者來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到一個象亞果達這樣可靠的人來負責安全和保衛工作。 總的來講，斯大林和亞果達是互相利用的。這是個不容第三者涉足的聯盟。惊人的秘密和可怕的犯罪，人民的仇恨，把這兩個人死死地拴了在一起。亞果達是斯大林最忠實的看門狗，他在為斯大林拼命的同時，也維護著自己的既得利益。 一九三O年，亞果達的一名副手——曾被沙是監禁過十年的老党員特里利謝爾，悄悄對自己的頂頭上司的歷史做了一番調查。他發現，亞果達在按中央組織部的要求填寫党表時偽造了歷史：亞果達說自己一九0 七年加入布爾什維克党，一九—一年被沙皇政府流放，后來積极參加了十月革命；可是實際上，亞果達是一九一七年才入党，在此之前，他与革命毫無關系。這就是說，亞果達欺騙了党。特里利謝爾前去晉見斯大林，出示了自己的調查結果。可是，因這一調查而倒霉的，不是亞果達，而是特里利謝爾；他被斯大林攆出了莫斯科，亞果達卻繼續飛黃騰達。但是，絕不能認為特里利謝爾此舉就真的得罪了斯大林。恰恰相反，斯大林還為此感到十分滿意和高興，因為他捏住了亞果達的“把柄”，而且是后者從不打算裝進自己的“材料袋”中的材料。斯大林從不喜歡自己身邊的人是誠實而有主見的革命者，而只讓一些有“瘡疤”的人圍著他轉，以便在必要時利用這些“瘡疤”來要挾他們。 有一段時期，政治局委員們（他們對此應該記憶猶新）曾決心公開站出來整治亞果達。他們試圖說服斯大林除掉亞果達，由某個政治局委員出任內務人民委員。例如，据我所知，卡岡諾維奇就曾于一九三二年表露過想擔任此職的迫切愿望。但斯大林拒絕將這一位置交給政治局委員。要知道，這一職務是他走向獨裁統治最有力的推進器。他想單獨掌握這一机器，把它變成盲目地服從于他的武器，在關鍵時刻能夠刺向任何一個中央委員甚至政治局委員的刀子。 為使斯大林厭惡亞果達，卡岡諾維奇等政治局委員曾极力讓斯大林相信，亞果達是俄國革命的“富歇”。他們指的是約瑟夫·富歇，法國革命時期臭名昭著的警察局長。此人曾連續為法國革命、執政內閣、拿破侖、路易十八服務，卻并不忠實于其中任何一個制度。卡岡諾維奇以為，這种歷史的比擬應能喚起斯大林對亞果達的反感，促使他下決心除掉亞果達。順便括一句，卡岡諾維奇還給亞果達起了“富歇”這個綽號。當時，莫斯科正好出版了天才作家斯特凡·茨威格的著名小說《約瑟夫·富歇》的俄譯本。小說在克里姆林宮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甚至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亞果達知道卡岡諾維奇罵他是“富歇”，盡管十分懊惱，卻又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去討好卡崗諾維奇，想改善一下自己同他的關系，但收效甚微。 亞果達在被突然免去內務人民委員（調任郵電人民委員，但緊接著就被逮捕了）之前的三四個月中，臉上總挂著令人惡心的得意笑容。我至今還忘不了他那副趾高气揚，不可一世的丑態。當時，他不僅沒預感到危險已經臨近，反而象一九三六年夏天那樣，格外得意。要知道，他那時剛剛向斯大林獻上了一份不可估价的厚禮：結束了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許多其他列宁親密戰友的預審。 一九三六年，亞果達的紅運達到了頂峰。春天，他撈到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總政委這一相當于元帥的頭銜，穿上了為他特制的將帥服。斯大林還給了他一項最高的榮譽：為他在克里姆林宮內撥了套房間。這意味著亞果達進入了只有政治局委員才有資格進入的最高權力中心。 克里姆林宮內有好几座宮殿、禮堂和行政大樓，卻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住宅。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員都在里面占有一間面積很窄的，革命前供仆人居住的房間。盡管每天晚上他們都要回自己在郊外的官邸，但能在克里姆林宮中有一間房，哪怕又小又窄，“新貴們”也認為比住在克里姆林宮高牆外的花園洋房里更威風、更光彩。 好象是害怕斯大林會收回成命，亞果達第二天就搬進了克里姆林宮，當然，米柳京大街上那幢專門為他修的豪華官邸還是繼續歸他所有。亞果達在郊外奧澤爾基公園附近還有一幢別墅，但不管天气多么炎熱，他每周只去一次，似乎市里的灰塵和悶熱，比奧澤爾基公園的涼爽更合他的胃口。亞果達成為克里姆林宮的新住戶這件事，仿佛一件重大政治事件，使得上層人物們議論紛紛。當然，任何人都不再怀疑，克里姆林宮上空又出現了一顆新星。 內務部里還出現了一個傳聞：斯大林似乎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投降感到十分滿意，從而對亞果達說：“政治局里應該有您的一個位置”。這就意味著，在下一次党代會上，亞果達將成為政治局委員的候選人。 我不知道，那位“富歇”在這种情況下是否會意識到自己頭上已經烏云密布，一場將在几個月后把他徹底淹沒的暴風雨正在形成，但我非常清楚，亞果達雖然每天与斯大林見面，卻沒能從對方的眼里察覺出任何值得他警惕的微兆。相反，亞果達還認為自己夢寐以求的目標已近在咫尺。過去，政治局委員們瞧不起他，視他為异端，現在，他們似乎該收斂一下，給他一個平起平坐的地位了。 現在，亞果達仿佛被吹足了气，工作起來干勁之大，簡直前所未有。他拼命美化內務部机關，要讓它在外人眼里更加光彩奪目。他下令加快莫斯科——伏爾加運河的挖掘工程，希望這條由內務部動用勞改犯施工的運河最終能用他的名字命名。這完全出于他的那种非同一般的虛榮：他亞果達存心要同卡岡諾維奇手起平坐，因為莫斯科地鐵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 在這几個月中，亞果達表現出來的輕狂，達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整天忙于為內務部人員換裝，使他們穿上有金銀邊飾的新式制服，并制定有關內務部人員的行為准則和禮節的條例。但當部里的人員剛穿上新制服，他又不滿足了，決定為內務部高級官員定做高級服裝；帶金邊飾的白色華達呢制服，天藍色褲子和漆面皮鞋。由于國內不生產漆面皮鞋，亞果達就命令從國外進口。這套高級制服最主要的裝飾物，應該是一把小巧玲攏的鍍金短劍，類似于革命前沙俄海軍軍官的佩劍。 亞果達接著又下令，內務部哨兵的換崗儀式要隆重，要鼓樂齊鳴，惹人注目，就象沙皇御林軍換崗一樣。亞果達對沙皇近衛軍團的內務條例很感興趣，為了仿而效之，他規定了一系列新的行為規則和禮節。由于這些繁瑣的規定，使昨天還處于平等關系中的同志，今天見面就必須相互立正，敬禮，活象机械的小錫兵。鞋后跟的碰撞聲、粗聲粗气的問候聲，畢恭畢敬的舉手禮、上級提問時簡洁而謙恭的回答聲，這一切，都成了一個標准契卡所必須具備的特征。 所有這一切，僅僅是內務部里一系列革新的開端。順便一提，紅軍中也恢复了森嚴的等級制。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向蘇聯人民宣布：革命，連同那些使老百姓為之興奮的許愿，都已經成為過去；斯大林制度已完全控制了國家，其穩固程度只有長達三百年之久的羅曼諾夫王朝才能与之相比。 不難想象，當那不忠實的命運將亞果達從權力頂峰上拉下來，扔進那陰森恐怖的，几年來折磨過成千上万名無事者的牢房中時，他有何感受。曾几何時，在衛護獨裁政權和忠實地執行斯大林的恐怖政策時，在簽署那些無事者的判決書時，他亞果達是何等得意，甚至連判決書的內容都不屑一顧。可如今，他自己也注定要象被他殺害的無數犧牲者一樣，走向死亡之路。 剛被捕時，亞果達活象一頭受惊的困獸，無論如何也習慣不了鐵籠。他無休無止地在牢房里轉來轉去，既不吃飯，也不睡覺，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語。新上任的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警覺起來，派去了醫生。 葉若夫很擔心亞果達失去理智，因為那樣對即將開場的審判鬧劇极為不利。為了穩定自己這位前任的情緒，葉若夫要求當時還沒被除掉的外事局局長斯盧茨基經常去看望亞果達。斯盧茨基的拜望，使亞果達非常高興。斯盧茨基本是個最會演戲的人，可這時也似乎對亞果達動了惻隱之心，甚至還掉了几滴眼淚。但他仍然沒忘記要牢牢記住亞果達的每一句話，以便向葉若夫匯報。亞果達當然知道斯盧茨基的來訪絕非本意，但這似乎無關重要。亞果達只相信一點；斯盧茨基也在為自己的前途擔心；如果斯盧茨基現在的上司不是葉若夫而仍然是他亞果達，斯盧茨基肯定會覺得自己安全得多；斯盧茨基一定更希望能到這監獄里來探望葉若夫…… 亞果達在斯盧茨基面前是無所不談的。他坦率地向對方述說自己所處的絕境，并痛心地抱怨葉若夫在几個月中就把內務部這架威力無比的机器給摧毀了，而為了這架机器，他亞果達曾付出了十五年的心血。 一天傍晚，當例行探望已經結束，斯盧茨基正打算离去時，亞果達突然對他說： “你在給葉若夫寫報告時，能否為我捎上這么一句話：看來，上帝畢竟是存在的！” “你這是什么意思？”斯盧茨基有點慌亂，因為亞果達毫不客气地提到了“給葉若夫寫報告”。 “很簡單，”亞果達的解釋既認真，又象是開玩笑：“我忠心耿耿地效力，斯大林僅僅給了我嘉獎，其他什么也沒給；我本來就應該受到上帝最嚴厲的懲罰，因為我屢屢破坏他的戒律。現在，你看看我這下場，自然就能判斷出，上帝在，還是不在……”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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