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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外國批評家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質疑：在第一二次莫斯科審判中多次提到的那十來個組織嚴密的恐怖集團，為什么都只實施了同一种恐怖行為——暗殺基洛夫呢？對這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斯大林終于在第三次莫斯科審判中作出了回答。 斯大林心里明白，這個問題擊中了他的要害。僅一次謀殺就引起了一連串規模龐大的審判活動，這确實太缺乏說服力了。既然不可能再回避這個問題，他斯大林就只得接受挑戰，作出回答。可是怎么回答呢？就用他強塞進第三次審判的被告人嘴里的新編神話來回答。 要對挑戰作出應有的回答，斯大林首先就必須指名道姓地—一點出，這些陰謀家們還殺害了哪些著名領導人。可是，到哪儿去找這些被害人呢？要知道，近二十年來，向全民通報過的謀殺案件只有一件，即翻來覆去地談論不休的刺殺基洛夫案。在這种狀況下，就是那些仔細研究過斯大林那狡詐的大腦活動的人，也未必能想到他還會找出比基洛夫更合适的“人選”。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斯大林究竟是怎么解決這個難題的，又是怎么將這個問題訴諸法院的。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蘇聯有一些著名人物病逝。其中最出名的，有政治局委員古比雪夫和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局長明仁斯基。在這一時期死去的，還有著名作家A·M·高爾基及其儿子馬克西姆·佩什科夫。斯大林居然決定在這四個人的自然死亡上大作文章。誠然，高爾基不是政府成員，更沒進入政治局，但斯大林正是想把他說成是恐怖活動的犧牲品，因為這將更加激起人民對被告們的憤怒。 然而，要實現這一計划，就是對大權獨攬的斯大林也并非易事。最大的障礙在于，這四個人的死亡情況，蘇聯報刊都分別作過十分詳細的報導，還公布過他們的主治醫生寫的鑒定材料。因此，全國人民早就知道，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多年來就一直患有心絞痛，兩人都卒于心髒病的突然發作。一九三六年六月，當六十八歲的高爾基病危時，政府曾下令將他的病情每天向全國通報二次。而且，人們早就知道，高爾基從少年時代起就染上了肺結核。解剖表明，他的肺只有三分之一在正常工作。 從邏輯上講，既然已經公布過這些情況，就不可能再把他們說成是被恐怖分布殺害的。然而，連死人都必須遵守的邏輯，斯大林卻可以置之不理。要知道，他有次居然威脅克魯普斯卡姓說，如果她不停止“批判地對待他”，那么，党就要宣布：列宁夫人不是她，而是葉列娜·斯塔索娃…… “是的，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這就是斯大林對惊愕得回不過神來的克魯普斯卡妮的解釋。 這絕不是開玩笑。党，也就是他斯大林，真的可以為所欲為。他可以篡改并用虛构去代替眾所周知的事實，可以干掉見證人，并在證人席上安個假證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套捏造事實的鬼本領，并能毫不遲疑地訴諸武力。斯大林确實具有這些本事，所以能掃清一切障礙。 不錯，政府在几年前确實宣布過，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爾基是自然死亡。但這有什么關系？只要表現出足夠的創造性，就可以推翻過去那些公告。也能夠證明這些人全死于謀殺。那么，還有什么人曾妨礙這樣干呢？是那些為死者治過病的醫生嗎？難道他們敢對抗斯大林和內務部？況且，為什么不能制造一個新的神話：正是這几位醫生，根据托派陰謀集團頭子的密令，謀殺了這几位大名鼎鼎的患者呢？ 這就是斯大林設下的好計。 給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爾基治病的，分別是三位當時的名醫；六十六歲的普列特尼奧夫教授、克里姆林宮衛生院的高級顧問列文、名揚莫斯科的卡扎科夫醫生。 斯大林和葉若夫決定，將這三個人全部交給內務部，讓偵訊人員迫使他們承認：他們是應陰謀集團頭子的要求，故意采取了錯誤的，足以導致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爾基死亡的治療方案。 葉若夫考慮到，這三位名醫都不是共產党員，也就是說，他們還沒學會把遵守党紀与撒謊騙人辯證地統一起來。他們還堅持著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在他們眼里，“別殺人也別作偽證”的金科玉律，比政治局的任務指示都貴重得多。總之，既然他們确實沒殺害過自己的患者，他們就一定會拒絕到法庭上去承認這一罪行。 出于這一顧忌，葉若夫決定先摧毀一個醫生的抵抗，然后再利用他的交待去逼迫其他兩位就范。 他把突破口選到了普列特尼奧夫教授身上。教授是全蘇聯最有名的心髒病學專家，國內有不少醫院和醫療机构用他的名字命名。為了在所謂偵查工作開始之前就把教授搞得灰溜溜的，葉若夫想出了一條毒計。內務部有一批專門用來勾引外國外交人員上當的色情間諜。葉若夫命令其中一名年輕漂亮的女人以患者的身份去找老教授看病。這女人找過教授一兩次后，就無中生有地跑到檢察院去告惡狀，說三年前，普列特尼奧夫在家里給她看病時，獸性大發，將她按倒在地，用嘴去吮她的奶頭。 普列特尼奧夫根本想不到這位女患者与內務部有關，他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使得她用如此卑劣的手段來敗坏他的名譽呢？在對質時，教授試圖讓女方對這种下流行為作出哪怕一句話的解釋，可她只是一口咬定自己的指控。普列特尼奧夫無法，只好寫信給那些找他看過病的党政要員，以及那些頗有影響的，他曾救過其子女性命的高干夫人，請求他們出面，幫助查明真相。可是，沒有任何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而內務部的人卻不動聲色地觀察著老教授這些惊慌的舉動，活象欣賞一只供他們實驗用的家兔在作垂死掙扎。 案件移交到法院，內務部卻派了名老手去充當該案的審判長。在法庭上，普列特尼奧夫堅持自己無罪，并引證了自己長達四十多年的無可指摘的醫務活動和取得的科學成就。但法庭對這些不感興趣，堅持認定他有罪，并判處他以長期監禁。過去，蘇聯報刊從不報導“桃色案件”的詳細情節，這一次卻為“淫棍普列特尼奧夫”破了例。而且，在一九三七年六月里，報紙上几乎天天都要刊登來自各地醫務部門的嚴正聲明，除了表示要同“蘇聯醫學界敗類”普列特尼奧夫划清界限外，還要把這位教授臭罵一頓。許多聲明上還有教授的好友和學生的簽名，這可正是神通廣大的內務部所求之不得的。 普列特尼奧夫絕望了，垮了。在這种精神狀態下，在遭到毒打和侮辱之后。他被轉到了內務部偵訊人員手中，等著他的，自然是更悲慘的結局。 除了普列特尼奧夫，另外兩位名醫——列文和卡扎科夫，也被投入了監獄。前面提過，對文是克里姆林宮衛生院的高級顧問，專門負責為政治局委員和政府成員治病。審判鬧劇的導演們的意圖，是將他打成亞果達搞“醫學謀殺”的主要幫凶，而普列特尼奧夫教授和卡扎科夫，則應該是列文的同謀。 列文博士已逾古稀之年，膝下儿孫滿堂。這點正中葉若夫的下怀，因為可以把其子孫作為人質。事實也的确如此，由于擔心子孫的命運，列文決定承認當權者欲加給他的一切罪名。在遭到這一不幸之前，列文作為克里姆林宮“御醫”所享有的特權，一直令其同事羡慕不已。他曾給各位政治局委員及其家人看過病，也曾給斯大林及其唯一的女儿斯維特蘭娜解過疾。而現在，當他成了內務部的階下囚時，竟沒有任何人出手相救。卡扎科夫的患者中，有權有勢的大有人在，可是他的處境也同樣毫無指望。 据斯大林和葉若夫兩人合編的神話說，亞果達曾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秘密召見這三名醫生，然后又一個一個地脅迫他們用錯誤的治療方案將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爾基推進墳墓。而這三位名醫似乎出于對亞果達的畏懼，只好—一照辦。 這一神話是何等荒謬絕倫，只需一個問題就可將其徹底推翻：這些名揚四海的醫學權威，怎么會因害怕亞果達而去殺人呢？他們只需把亞果達的這些惡毒念頭向自己那些身居高位的患者滿咕一聲，后者馬上就會向斯大林和政府報告。再說，這些醫生不僅可以等待患者前來就醫，而且可以直接去向政治局檢舉亞果達的陰謀。例如，普列特尼奧夫就可以去找常來求醫的莫洛托夫，而列文，既然上班都在克里姆林宮里，完全可以去找斯大標本人。 在法庭上，公訴人維辛斯基本來十分作難，因為他拿不出任何可以證明這三位醫生有罪的證据，而醫生們卻可以輕而易舉地推翻全部指控，可是他們卻拼命支持維辛斯基，一個勁儿地承認自己有罪，說自己确實滿足了陰謀集團頭頭們的要求，用某些藥物加速了几位德高望重患者的死亡。顯然，他們不會作出別的交待，因為他們得到過許諾： 要想保住性命， 就不得否認自己有罪，相反，必須徹底認罪和“真誠悔過”。 就這樣，三位醫學界的名流，以前從不過問政治的非党群眾，被當作了犧牲品，用來修補那漏洞百出的說法，用來向全世界證明：被反党分子暗殺的，并不只基洛夫一人。 在這場虛构的鬧劇中，有關謀殺高爾基的一幕，最能体現斯大林這個偽造家的天才。 斯大林特別重視如何把高爾基說成是托一季陰謀集團的暗殺對象，這不僅是為了激起人民對反對派領袖的仇恨，更是為了提高他斯大林的個人威望，他要讓人們知道，“偉大的人道主義者”高爾基是他斯大林的好朋友，所以才成了那些被莫斯科審判處以死刑的被告人的不共戴天之敵。 此外，斯大林不僅要把高爾基塑造成他的最親密的朋友，而且還力圖把這位名作家說成是他斯大林政治路線的堅強衛士。這一動机，可以在第三次莫斯科審判中從全部被告人的“供述”里听出來。例如，列文在解釋陰謀家們為什么要謀殺高爾基時，引用了亞果達的這樣一段話：“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同党的最高領導心心相映，熱烈擁護國家現行政策，無比忠于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本人。”對這一說法，維辛斯基在起訴演說中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他（指高爾基）絕不會無緣無故地把自己的整個生命与偉大的列宁和偉大的斯大林聯系在一起，絕不會無緣無故地成為他們最親密最要好的朋友。” 維辛斯基以為，這樣就可以用友誼和相互忠誠的紐帶把斯大林和列宁、高爾基緊緊地聯在一起。可惜，這一紐帶并不牢靠，列宁的“遺囑”就是明證，在那里面，列宁首先就建議免除斯大林的中央總書記職務。對此，還可以看看列宁那封宣布要与斯大林斷絕一切關系的私人信件。因此，企圖把斯大林說成是列宁的親密朋友，不僅是欺世盜名，更是恬不知恥。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斯大林与高爾基之間的那种“親密無間的友誼”。在法庭上，公訴人、辯護人、以及被告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這种“親密無間的友誼”。這可不是什么偶然現象，而是由于斯大林正迫切需要給人們造成這种假象。經過第一二次莫斯科審判，斯大林那本身就不太高的威望一落千丈。人民終于看清了斯大林的真面目——一個殘忍無情的，全身沾滿國家棟梁之材的鮮血的劊子手。斯大林本人也清楚這一點，所以急于利用高爾基的崇高的道德威望來為自己涂脂抹粉一似乎后者与他同心同德，并熱烈擁護他的路線。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高爾基就因一貫堅持為受壓迫者和反抗沙皇獨裁的志士講話而享有盛譽。革命胜利之初，盡管他与列宁情同手足，私交很深，他仍然敢于抨擊列宁， 在自己主辦的《新生活報》 上抗議紅色恐怖，大聲為那些遭受迫害的“舊式人物”辯護。 高爾基在世時，斯大林就一直拉攏他，企圖讓他成為自己的政治盟友。所有了解高爾基的堅強意志的人，都能想象到這一企圖是何等徒勞無望。但斯大林不認為這樣，因他從不相信人會有堅強的意志。他常指導海外內務部工作人員，要他們在偵訊工作中立足于這樣一個出發點：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不可收買之人，只是每個人的賣价不同而已。 正是基于這种“哲學”，斯大林一直在討好高爾基。 一九二八年，党中央委員會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歡迎高爾基回國的運動。這場運動組織得相當藝術。先是由蘇聯作家協會，接著發動各种團体給旅居意大利的高爾基寫信，請他回國幫助提高蘇聯人民的文化水平。連少先隊員和中小學生也被動員起來。孩子們在邀請信中問自己無比熱愛的作家：您為什么要住在法西斯統治下的意大利，而不返回蘇聯，回到衷心愛戴您的俄羅斯人民中來？ 好象是迫于群眾自發的強烈要求，蘇聯政府也給高爾基去了信，熱情洋溢地請他回國定居。政府甚至還答應，只要高爾基愿意，每年都可以去意大利過冬，一切開銷都由國家負責。看來，蘇聯政府确實十分關心高爾基的利益。 在如此熱情的召喚下，高爾基回到了祖國。從他一踏上蘇聯的國立起，斯大林便開始實施其討好和拉攏的計划。在莫斯科市內，為高爾基撥了一幢花園洋房，在莫斯科郊外和克里米亞，為他建了兩幢豪華別墅。高爾基及其一家的全部生活必需品，都象對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員們一樣，由內務部的專門机關負責保障。為了方便高爾基前往克里米亞和出國，還在鐵路上准備了一節經過專門改裝的車廂。按照斯大林吩咐，亞果達必須迅速了解并滿足高爾基的任何愿望。高爾基的別墅周圍，栽滿他所喜愛的，專門從國外引進的草木花卉。他吸的香煙，是特地從埃及訂購的高級煙。他可以得到任何一本書籍，而不論該書出自哪個國家。高爾基生來就是個謙遜節儉之人，他多次拒絕享用這些特權和奢侈品，可听到的回答卻是：全國只有一個馬克西姆·高爾基。 政府也實現了自己關于讓高爾基會意大利過秋天和冬天的許諾。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他每年都去了那里，隨行的還有兩名蘇聯醫生，負責在途中對他進行護理。 斯大林不僅關心高爾基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委托亞果達負責對高爾基進行“思想改造”，力圖讓這位名作家相信：斯大林在建設真正的共產主義，在力所能及地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 從高爾基回國的第一天起，亞果達就在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撓作家同群眾的自由接触。當然，作家還是可以會見各工厂或模范國營農場的職工代表，并通過他們考察人民的生活狀況，但這些會見都是內務部精心安排的。高爾基每到一個工厂，都會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同他談話的都是經過專門挑選的宣傳骨干，他們都异口同聲地贊頌“蘇聯工人的幸福生活”，列舉勞動群眾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偉大成就，而党委領導們則不失時机地帶頭高呼：“工人階級的好朋友高爾基和斯大林万歲！” 亞果達總是把高爾基的活動日程安排得滿滿的，不給他留下一點獨立觀察和思考的時間。高爾基常被帶去參觀國際旅行社用來唬弄外國游客的場面。例如，莫斯科郊外的博爾舍夫和柳別爾齊，有兩個由勞改釋放犯組建的公社，這使高爾基特別感興趣。那里的工人們總是以暴風雨般的掌聲和預先擬定的發言來歡迎高爾基。而發言人在提出自己如何回到誠實的生活中來時，總要衷心感謝兩個人——高爾基和斯大林。勞改釋放犯的子女們，則上台高聲朗誦高爾基的作品片斷。這一切，今高爾基感動得熱淚盈眶。而這些熱淚又向伴隨他的內務部人員表明：他們已圓滿地完成了亞果達交下的任務。 為了更加“名正言順”地使高爾基不得空閒，亞果達讓作家去領導一個寫作小組，負責編寫蘇維埃工業史，歌頌“蘇維埃建設高潮”。高爾基還要主辦《文藝學習》雜志，培養文學新兵，指導自學成才的作家。此外，高爾基還參加了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工作，而這個協會的負責人不是別人，正是亞果達的姻親阿韋爾巴赫。總之，高爾基回到蘇聯后，一連數月，忙得不亦樂乎。但他只能沿著亞果達預先為他舖設的軌道，在一大群契卡人員和為內務部服務的青年作家的簇擁下轉來轉去，几乎完全脫离了平民百姓。高爾基周圍的人都有一項任務：向作家介紹社會主義建設的惊人成就和為斯大林唱贊歌。甚至連分配給他的花工、廚師等，也承擔著一項義務：拿著似乎“剛剛”收到的農村親友的來信，向作家夸贊農民們那越來越美好的生活。 高爾基的這种處境，与一個外國公使毫無兩樣，唯一不同的是，外國公使有自己的秘密情報員，可以通過他們了解到這個國家在斯大林領導下各項事業的真實情況。高爾基卻沒有自己的情報員，所以，他只能滿足于內務部派來的人所講的一切。 亞果達知道高爾基很富有同情心，便為之准備了一項特殊活動：每年帶他去視察一次監獄。在那里，一些想爭取提前釋放的刑事犯被挑選出來，專門向作家匯報自己犯罪的前因后果，以及獲釋后將如何開始新的誠實生活的打算。陪同高爾基前去的契卡人員（通常都是頗有演員天賦的謝苗·菲林），總是手拿鉛筆和筆記本，征詢地望著高爾基，只要作家一點頭，就馬上記下那犯人的姓名，然后向獄方下達釋放命令。有時候，如果犯人很年輕，所說的話又使高爾基特別滿意，作家就會提出請求，要給這位青年犯人在專供勞改釋放犯就業的模范公社里安排一個工作。 高爾基經常請這些“特赦犯”給他寫信，講述他們是如何開始新生活的。于是，亞果達的部下又多了一項任務：保證讓高爾基收到這類信件，并通過這些信件向作家展現出一幅幅安居樂業的田園詩般的生活。在高爾基面前，甚至連亞果達及其手下人也似乎成了心地善良的理想主義者。 高爾基無憂無慮地過了好几年幸福生活，直到斯大林的集体化運動帶來了可怕的大饑荒和悲劇：成千上万的孤儿從農村涌進城市，沿街乞討。盡管亞果達的人想方設法地淡化災荒的程度，但高爾基仍然表現出极度的惊愕和不安。他開始發牢騷，并在同亞果達見面時，公開譴責了很多令人難以容忍的現象。這些現象他早就在國內發現了，只是在此之前一直緘默不語。 不是一九三0 年就是一九三一年，蘇聯報刊上公布了一則槍斃四十八個人的消息，這些人被指控實施了導致饑荒的犯罪行為。讀罷這則消息，高爾基簡直怒不可遏。他馬上找到亞果達，抗議政府嫁禍于人，濫殺無辜。亞果達及其手下人廣征博引，費盡口舌，高爾基仍然不相信這些人确實有罪。 這件事過了沒多久，高爾基接到來自國外的邀請，請他出席國際民主作家協會召開的大會。但亞果達卻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告訴高爾基，政洽局反對他前去參加大會，因為該協會部份成員曾聯名向國際人權保護聯盟遞交了一份反蘇照會，抗議蘇聯不久前判處了許多人死刑。政治局希望高爾基維護自己祖國的聲譽，并警告污蔑誹謗者好自為之。 這件事，弄得高爾基左右為難。不錯，他是向亞果達譴責甚至抗議過政府的殘忍行為，但那是“家庭內部”的談話，而現在面臨的，是要不要保護蘇維埃祖國的聲譽，使之不受資本主義世界的圍攻的問題。經過一番思想斗爭，高爾基終于致信世界民主作家協會，聲明自己由于某种原因而拒絕加入該協會。他甚至還補充說，他确信被蘇聯槍斃的那些人是罪有應得。 當時，斯大林對高爾基可真是慷慨無比。人民委員會議專門發布命令，表彰高爾基對俄羅斯文學作出的巨大貢獻。國內各企、事業爭相以他的名字命名。莫斯科蘇維埃還宣布將市內最主要的街道特維爾大街改名為高爾基大道。 而斯大林本人卻沒主動去与高爾基打交道。他一年只接見這位大作家一兩次，而且都是在重大節日之時，他要等高爾基主動邁出第一步，向他“靠攏”。斯大林了解高爾基的弱點，故意裝成十分關心俄羅斯文化發展的樣子，建議作家出任教育人民委員。但高爾基托口自己無管理才能，謝絕了這一建議。 當亞果達及其助手們确信高爾基已完全接受了他們的影響之后，斯大林就吩咐亞果達去暗示這位名作家：他若能寫上一本贊揚列宁和斯大林的書，那就太好了。眾所周知，高爾基是列宁的摯友，列宁是高爾基的知己，兩人私交很深。所以，斯大林想借高爾基的筆，來把他塑造成列宁的當然接班人。 為了讓自己名垂青史，為了使世界馳名的俄羅斯作家來為自己歌功頌德，斯大林有點急不及待了。他決定賜給高爾基最貴重的禮物和最高榮譽稱號，以此來影響作家以后著書的內容和所謂的基調。 于是，在一個不長的時期內，高爾基被戴上了全世界任何作家都得不到也不敢奢望的桂冠。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大工業城市下諾夫戈羅德更名為高爾基市，下諾夫戈羅德州也相應地改成了高爾基州。高爾基的名字還占据了莫斯科藝術劇院，盡管這座劇院得以創建和揚名世界并非由于高爾基的努力，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羅維奇一丹琴科的功勞。斯大林每進行一次這樣的恩賜，克里姆林宮里都要召開一次盛大的慶祝宴會。宴席上。斯大林總要頻頻舉杯，祝賀這位“俄羅斯大地的偉大作家”和“布爾什維克党的忠誠朋友”。這一切，似乎證明斯大林一貫向內務部工作人員灌輸的那一觀點（“只是每個人的賣价不同而已”）是何等英明正确。然而，歲月在飛快地流逝，高爾基卻始終沒寫有關斯大林的書。而且，從他正在寫的作品和創作計划上看，作家毫無為斯大林樹碑立傳之意。 有一天，我正在阿格拉諾夫的辦公室里，波格列賓斯基突然闖了進來。他就是那個因創辦了兩個勞改釋放犯就業公社而聞名全國的老契卡，他同高爾基有著特別深厚的友誼。波格列賓斯基告訴我們，他剛從郊外的高爾基別墅回來。 “有人把整個事情都弄垮啦，”他抱怨道，“無論我怎樣勸高爾基，他總是一味地回避寫書的事情。”阿格拉諾夫也同意他的看法，認為肯定有人“把整個事情都弄垮了”。實際上，這只能怪斯大林和內務部的頭頭們對高爾基太缺乏了解，估計太不足了。 高爾基并不象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天真、幼稚。文學家的犀利的目光，使他逐漸洞察了周圍正在發生的一切。他了解俄羅斯人民，可以象看一本翻開的書一樣，從人們的臉上看透他們的內心世界，找到那些使他們不安和慌亂的東西。工人們那一張張因吃不飽而削瘦蜡黃的臉龐，鐵路上那一列列押送“富農”去西伯利亞的棚車（它們不時出現在高爾基那豪華的包廂的窗戶外面），都使高爾基意識到：在斯大林那虛假的社會主義招牌后面，到處是饑餓、奴役和野蠻的專制。 最使高爾基痛心疾首的，還是那股越演越烈的圍剿老布爾什維克的浪潮。許多被迫害的老党員，早在革命前就同高爾基結下了深情厚誼。一九三二年，他因自己素來敬重的加米涅夫被捕而感到极度的不安和不解，并把這一看法告訴了亞果達。斯大林听說后，為了打消這位名作家的疑慮，赶緊下令放人，讓加米涅夫回莫斯科。据我所知，由于高爾基的干預，還有几個老布爾什維克也免去了被繼續監禁或流放之苦。但作家卻并沒因此而感到欣慰，他知道，還有許多老党員，過去他受沙皇的折磨，現在又遭到斯大林的迫害，對此，他實在不能容忍。他經常找到亞果達、葉努啟則或其他有權有勢的人物，發泄自己的指責，表示自己對斯大林越來越感到失望和不滿。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間，有大批反對派成員被捕，而官方對此卻一字不提。有一天，高爾基外出散步，碰見一位陌生婦女，經過交談后得知，這婦女的丈夫，是他革命前就認識的一位老布爾什維克。婦女請求高爾基幫幫忙，因為她和患有骨結核的女儿正受到被驅逐出莫斯科的威脅。高爾基追問起驅逐的原因，才知道她丈夫早就被判了五年刑，現已在集中營里服刑滿兩年。 高爾基立即行動起來。他先給亞果達打電話，后者回答說，沒有中央指令，內務部無權放人。高爾基又找到葉努啟則，后者便去請示斯大林。這一次，斯大林卻不愿再“開恩”了：他早就因高爾基三番四次地替反對派成員求情而憋了一肚子气。他只同意不再驅逐那位婦女及其女儿，堅決拒絕有關提前釋放其丈夫的請求。 高爾基与斯大林之間，關系日趨緊張，到一九三四年初，大概連斯大林本人都已意識到，他朝思暮想的書是不可能問世了。 于是，內務部加緊了對高爾基的封鎖，只允許少數几個經過嚴格篩選的人接近作家。高爾基如果提出想會見某個為“机關”所不歡迎的人，那么，這個人立即就會被打發出莫斯科。一九三四年夏末，高爾基象往年一樣，申請出國去意大利過冬，卻被政府拒絕了。遵照斯大林的指令，醫生們向高爾基解釋說，根据他的健康狀況，最好的過冬地點現在已不是意大利，至是國內的克里米亞。至于高爾基本人的意見，現在已無須尊重：他這個蘇聯最大的作家是屬于國家的，因此，只有斯大林才有權決定一切有關其利弊之事。 俗話說，“羊雖長疥，得絡毛也行”，得不到一本書，弄篇文章也好……于是，亞果達奉斯大林之命，向高爾基轉達了一個請求：十月革命即到，請高爾基為《真理報》寫篇有關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內務部頭頭們深信，這一次，作家總不可能再拒絕中央的“訂貨”了。然而，結果卻使亞果達大失所望：高爾基再次表現出了大大超出他們預料的原則性。 在這以后，据我所知，斯大林為了利用高爾基的威望來為自己臉上貼金，又做了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努力。事情發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即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誣陷策划了對基洛夫的謀殺，并被逮捕之后不久。亞果達向高爾基傳達了中央的指示：要高爾基為《真理報》撰文譴責個人恐怖。斯大林認為，在人民眼里，高爾基的這篇文章將成為作家反對“季諾維也夫分子”的宣言。高爾基當然明白問題的實質。他拒絕執行亞果達傳達的這一指示，并說：“我不僅要譴責個人恐怖，更要譴責國家恐怖！” 后來，高爾基再一次，而且是以書面形式正式提出申請，要求政府發給他出國護照，讓他去意大利。不言而喻，他的這一請求再次遭到拒絕。如果讓他去了意大利，他很可能真的要寫本什么書，但決不會是斯大林所企望的書。就這樣，這位馳名世界文壇的作家成了斯大林的俘虜，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逝世為止。 高爾基去世后，內務部人員從他的遺物中找到了几本珍藏的筆記。讀完之后，亞果達气得破口大罵，最后又嘟噥了一句：“狼畢竟是狼，喂得再好也總想往森林里跑！” 高爾基的這些筆記，至今也沒公布于世。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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