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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的大小報刊，每天都要代表沉默的人民，向斯大林同志表達自己的無限熱愛和衷心感謝，然而，斯大林卻并沒因此而產生錯覺，他很清楚人民對他的真實態度。內務部的密報告訴他，無論是工人或是集体農庄庄員，都不贊賞他的路線。在密切注視這不滿情緒日益增長的時候，他就象一個有經驗的司爐，知道在鍋爐里气壓升得太高， 气壓表的指針已要超過紅線的關頭， 必須抓住放气閥的拉杆。但他“安撫人心”的手段只有一個：把那些“最不安分守己之人”弄到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的集中營去！ 斯大林的無情鎮壓，确實使人民對他那強大的國家机器產生了恐懼感，卻扑滅不了人民心中的不滿。而這种不滿情緒，正是斯大林獨裁政權中最薄弱的一環。 世界上，古往今來，任何一個暴君都要千方百計轉移人民的不滿情緒，把自己的罪惡轉嫁到他人頭上。沙皇政府就曾煽動愚昧的百姓去仇恨“异族人”，把致使俄羅斯人民貧窮落后的罪過硬栽到那些“异族人”頭上。希特勒瘋狂地虐殺猶太人，也是出于這一緣故。而斯大林也有自己的替罪羊；長期以來，他總要制造各种有關“俄國資產階級的殘渣余孽”的神話，讓專家學者們來替他承擔經濟失敗和國家無法擺脫貧困的罪責。 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0 年公開審判的“沙赫特案件”和“工業党案件”，就是斯大林企圖嫁禍于人所炮制的鬧劇。在這兩次審判中，一些优秀工程人員和著名學者被迫編造謊言，供認自己是如何按照那些早已流亡國外的資本家和銀行家的指令去破坏蘇維埃工業建設的。可惜的是，跟后來的一系列審判鬧劇一樣，斯大林在這兩次審判中也運气不佳。例如，在審理“工業党案件”時，一位主要被告，即享有盛名的熱工學家拉姆辛，向法庭詳細陳述了自己跑到國外去找原俄國大資本家里亞布申斯基和維什涅格拉茨基接受反革命指令的情節。然而，當這一審判的有關材料正式見報之后，西方人士都毫不含糊地指出：在拉姆牽手接受“指令”之時，這兩個資本家已經死去多年。 一九三七年以前。斯大林似乎還打算讓党內反對派領袖們來替他承擔震惊全國的經濟衰退和糧食緊缺（這是強行搞農業集体化的后果）的責任。然而，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剛剛結束，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尸骨未寒，斯大林就決心把上述責任強加到這個“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的頭上了。 為此，他一改過去官方報刊的宣傳方針。人們都還記得，過去，當外國報刊報導蘇聯出現了大饑荒，工人受剝削和農民造反時，蘇聯報刊的反應是何等憤怒，不僅痛斥這些報導的作者，罵他們是最無恥的騙子，而且一再證明，在全世界，只有蘇聯才能讓勞動人民享受自由勞動的幸福，蘇聯人民的福利待遇一年比一年有所改善。 當然，這些自欺欺人的話都是說給外國人听的，因為再高明的宣傳，都不可能讓長年挨餓的蘇聯工人和農民們相信，他們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突然，從一九三七年起，斯大林決定公開承認許多曾被他矢口否認的事實了。他要向人民解釋，不是他領導的政府，而是反對派的領袖們造成了經濟困難和人民的痛苦。 斯大林知道，這种离奇的神話，如果由他本人或手下的宣傳家們散布出來，人民群眾多半是不會相信的。可是，如果反對派領袖們能在法庭上親口承認這些罪責，詳細講述他們如何毀坏大量糧食，如何濫殺牲口，如何造成工業和商業上的混亂，那么，人民恐怕就不得不相信了。 在法庭上交待反對派成員破坏農業生產的任務，交給了兩名被告人——米哈伊爾·切爾諾夫和瓦西里·沙朗戈維奇。斯大林之所以選中他們兩人，并非出于偶然：切爾諾夫在烏克蘭，沙朗戈維奇在白俄羅斯，曾給人民留下了可怕的記憶。奉斯大林立命前往烏克蘭強制推行農業集体化的，不是別人，正是當時的農業人民委員切爾諾夫。而且，一九二八年，他還根据中央命令，在那里不折不扣地貫徹糧食征收政策，為了奪走農民手中的糧食，甚至使用過武力和暴力。至于沙朗戈維奇，作為原白俄羅斯党中央書記，他也同樣用恐怖手段在白俄羅斯農村推行過集体化運動。 這兩個人都不是老布爾什維克，也沒參加過反對派。他們是國內戰爭結束之后才入党的，而且同斯大林在列宁死后突擊提拔起來的多數干部一樣，積极參加過對反對派成員的大規模圍剿，而且還頗有“建樹”。順帶一提，切爾諾夫還有一段值得他驕傲的歷史：同斯大林一樣，他也曾在神學學校里念過書。 可見，斯大林的詭計在于：把那些曾替他強制推行農業集体化政策的高級助手推上被告席，命令他們去向法庭宣布，他們實際上是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秘密幫凶，他們之所以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土地上為非作歹，完全是由布哈林和李可大唆使的，因為這兩個人密令他們煽起農民對斯大林制度的不滿。 切爾諾夫在法庭上供認，他和他為同党曾“故意胡亂計划播种面積，想方設法地減少國內可耕地數量，煽動農民的不滿情緒……搗毀拖拉机和聯合收割机，讓致病的杆菌污染大型糧庫和糧倉…… 沙朗戈維奇也同出一轍地供認，他与同党在一九三六年“故意讓貧血症大面積地流行，結果弄死了三万匹馬”。 在其他領域中，如重工業、輕工業、內外貿易、國家財政等方面，被告們也被強加了許多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破坏活動。總之，審判的結果將向人們表明：國家工業化的一切成果全應歸功于斯大林的英明領導，而所有失誤和混亂則統統歸罪于反對派的猖狂破坏；斯大林是在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而其政敵則在處心積慮地設置障礙，制造混亂，其目的當然是企圖煽動人民對斯大林的不滿，而為了達到這一罪惡目的，反對派的破坏分子們甚至不惜炸毀礦井，致使大量礦工死亡……被告們還同意檢察長的這樣一項指控：原反對派領袖們一貫認為，“死人能引起了人們的不滿，死的人越多越好”。 所謂反對派成員破坏鐵路交通的罪行，被告們在法庭上陳述得更“精彩”。其實，不僅在貧窮落后的國家，即使在經濟高度發達，鐵路交通的技術和設備相當完善的國家里，交通慘案也時有發生，并經常造成大量的死傷。在蘇聯，鐵路多半還是沙俄時代修建的，設備极其陳舊，卻不得不超負荷使用。因此，交通堵塞是家常便飯，列車顛覆更屢見不鮮，簡直成了社會的一大災難。過去，每次發生車禍之后，內務部部進行過調查，揭露和槍斃了許多真正的罪犯和無事者。現在，斯大林卻命令內務部去翻箱倒柜，找出過去那些交通事故的材料，擇其最嚴重最可怕的，在第一次莫斯科審判中拋出來作為反對派成員搞破坏活動的惡果。 然而，站起來向國家交待有關制造交通慘案的罪行的人，并不是制造這些可怕事件的真正罪犯，而是老布爾什維克捷連斯基。在公訴人維辛斯訪通過提問進行的暗示和慫恿下，捷連斯基還向法庭交待了自己如何与同伙一塊破坏蘇聯的商業，銷毀人民生活必需的糧食和用品的罪行。斯大林意識到，人民一直因長期挨餓而怨聲載道，所以，他決定在長期缺乏生活必需品這個要害問題上大作文章，把自己對此應承擔的責任推到反對派身。 捷連斯基在法庭上供認，他在擔任蘇聯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主任期間，多次制造事端，中斷對居民的商品供應。由于他的破坏活動，國內各消費合作社的柜台上几乎見不到人民急需的砂糖、鹽和煙葉。此外，他說自己還在商業系統推行不平等的商品分配制度，致使一些商店連起碼的必需品也缺貨，但另一些商店里的商品卻堆積如山，變霉腐爛。最后，他又重彈老調：這一切，都是為了煽動人民對斯大林的不滿。 但是，維辛斯基對這些謊言還不滿足，他知道，斯大林想听到更加聳人听聞的揭發。 “你們的破坏活動，給食油供應造成了什么惡果呢？”維辛斯基以職業訛詐者所特有的無恥追問道。 一九二七年出生的一代孩子，几乎都不知道黃油是什么味道。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蘇聯的普通百姓只是在專供外賓的商店里才看見過黃油，而那里只使用黃金或外幣。 一九三五年，長達六年的票證制度終于被廢除，商店柜台里總算出現了黃油，但其价格之高，絕非老百姓所能問津。 因此，維辛斯基現在要叫捷連斯基承認，應該為老百姓的餐桌上看不見黃油負責的不是別人，而是反對派的領袖們。 “我想知道黃油的供應情況！”維辛斯基慷慨激昂地說道。“您剛才說了有關鹽、砂糖的供應情況，承認你們從事破坏活動造成了商店短缺這些食品。那么，黃油呢？” “我們不向農村出賣黃油，”捷連斯基答道。 “我沒問您出賣什么，”維辛斯基粗暴地打斷了對方的話。“我知道，你們出賣的，首先是祖國……說吧，關于黃油的銷售情況，您知道些什么？” 顯然，維辛斯基預先并沒就這個問題同被告們通過气，所以，捷連斯基怎么也弄不清楚公訴人需要他怎樣作答，只好又重复一遍： “我已經對您說過了，消費合作社不向農村出售黃油……” “我不是問您出售過什么，”維辛斯基再次打斷對方。“您又不是商人，而是陰謀集團的成員！我再問一遍，有關黃油，您知道些什么？” “什么也不知道，”捷連斯基仍然不明白檢察長的意圖。 這時，審判長烏爾利赫出面干涉，他要求捷連斯基回答實質問題，不得再頂撞公訴人。此后，捷連斯基再也沒頂撞檢察長，而是規規矩矩地承認，黃油短缺的責任，也該由反對派領袖來承擔，甚至當維辛斯基問他陰謀分子是否往黃油里扔過鐵釘或玻璃渣時，他也點頭稱是。 “對你們這個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您敢負責嗎？”維辛斯基問。 “我敢。我敢為全部罪行負責。” “為了割破我國人民的喉管和腸胃，故意往黃油中扔釘子和玻璃渣，對此，您也敢負責嗎？”維辛斯基又強調了一遍。 “敢負責，”捷連斯基順從地答道。 這類神話必須編造一大堆，才能使維辛斯基在起訴發言中充分證明斯大林所炮制的一個觀點： “在我們這個物產丰富的國家里，不會也不可能出現這种曾經出現過的食品短缺的狀況。現在清楚了，為什么我國某個地區會在供應上運轉不靈，為什么我們這個地大物博的國家會突然在食品上缺東少西。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原來就是這些叛徒！” 這些充當替罪羊的被告人都被判處了死刑。可是蘇聯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卻沒因此而有所提高，反而還下降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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