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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布哈林一塊被押上被告席的，還有一位資格很老的布爾什維克党員——尼古拉·尼古拉也維奇·克列斯廷斯基。在蘇維埃政權初期那最艱苦的年月里，他作為中央書記，幫助列宁解決了許多國家大事。列宁在世時，克列斯廷斯基任財政人民委員，但在國外，他首先是以一個頗有才干的外交家出名的。他曾作為蘇聯特命全權大使，在德國住了十年，后來回國擔任外交部的副人民委員，成了馬克西姆·李維諾夫的助手。 克列斯廷斯基雖然屬于最杰出、最堅強和久經考驗的老一代革命家，但從气質上看，仍不失為典型的，心地善良的知識分子。他身居國家要職，卻沒變成一個自負的官僚。對待下級，哪怕是最普通的職員，他都非常誠懇，坦率，和藹，好象對方同樣是克里姆林宮中的重要官員。他最喜歡謙虛誠實之人，容不得兩面三刀的人和追名逐利者。因此，他對殘忍的和愛搞陰謀詭計的斯大林毫無好感。有一次，他對几個好朋友說：“我仇恨那個丑惡的家伙和他那雙黃眼睛。”當然，這件事發生在說這种話還不會有殺身之禍的那個時期。 一九三六年，斯大林決心向列宁的戰友們“算總賬”，克列斯廷斯基自然也就成了犧牲品之一。其實，克列斯廷斯基早在二十五年之前就認識了斯大林，他們還一塊在彼得堡從事過地下工作，但這段歷史也沒能使他免遭毒手，相反還加速了他的死亡：我們已經知道，斯大林最容不得那些對其歷史了解甚多的人。這些人會聯系他近年來的罪惡行徑，相應地指出他的履歷中，那些在過去大概根本不會引起人們特別注意的疑點。 第一二次莫斯科審判的魔爪放過了克列斯廷斯基，他暫時還安然無恙。但是，那些被槍斃的人几乎全是他的知心朋友，這不能不使他猜到自己的前途如何。他暗存的唯一希望是，作為外交部副人民委員，他同歐洲各國許多著名領導人建有私交，而對這些領導人，連斯大林也得敬畏三分。顯然，他指望斯大林會因此而打消“清洗”他的念頭，同時也希望這場血腥的鎮壓浪潮會更快低落下去…… 然而，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他的這些希望全部破滅了。這一天，他被免去外交部副人民委員的職務，調任俄羅斯聯邦司法部副人民委員。這一貶職意味著什么，誰都不難猜到。 被斯大林鎮壓的人，大多數是在不變換職務的情況下被投入內務部監獄的。但有時為了不使某個人的被捕太惹人注意，斯大林也會暫時給這個人換一個低一點的職務，即所謂“過渡”一下。例如，內務部頭子亞果達就是先從內務部調到郵電部，然后才被推上第三次莫斯科審判的被告席的。又如，十月革命中最著名的功臣安東諾夫一奧弗申柯（即電影《列宁在一十月》中率隊沖入冬宮逮捕臨時政府的“衛隊長”的原型——譯者注），一九三七年被斯大林從西班牙召回國，先調任一個閒職——俄羅斯聯邦司法人民委員，緊接著就失蹤了。現在，又一個將被處死的人——克列斯廷斯基，又成了俄羅斯聯邦司法部的副人民委員。 克列斯廷斯基擔任新職后，并沒馬上被捕。斯大林有意讓他在這种“不死不活的狀態中”過了兩個多月。顯然，斯大林的主意是讓克列斯廷斯基在极度的惊恐中一天一天地，一小時一小時地去等待被捕，從而導致精神崩潰，失去對刑訊逼供的反抗力。确實，被斯大林關進“捕鼠器”中的克列斯廷斯基，嘗盡了臨死前那种無休無止地拼命掙扎的滋味…… 再說，克列斯廷斯基還得為妻子和獨生女儿的命運擔心。他女儿名叫娜塔莎，已滿十五歲，因此，斯大林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頒布的有關對未成年犯可以判處死刑的法律，對她是有效的。我從這個姑娘才五歲起就認識她了，所以，父母對她的寵愛，我了解得一清二楚。娜塔莎在很多方面酷似父親，不僅繼承了父親的外貌和高度近視，而且還繼承了父親那活躍的思想和惊人的記憶。 克列斯廷斯基是五月底被捕的。既然在前兩次審判鬧劇中已有那些多党的高級干部爭相抵毀自己，他也就用不著擔心自己的假口供會破坏布爾什維克党的威望了。他過去無比珍視的一切，早被斯大林及其幫凶扔進污泥濁水之中，遭到了肆意踐踏，早就浸透了他的親密戰友的鮮血。克列斯廷斯基不敢奢望保住妻子的生命，但他知道，如果他同意付出斯大林的要求的代价，救下女儿還是有把握的。 克列斯廷斯基當過司法干部，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斯大林的刑訊逼供和審判意味著什么。早在被捕之前，他就告誡自己：反抗是沒有用的；既然落入了內務部之于，就應該馬上同那里的頭頭妥協。的确，六月還沒過去，他就已經在第一份“交待”上簽了字。 但是，到了法庭上，他卻干出了一件令全世界都感到意外的事情。當然，對于這場審判鬧劇的導演來講，這件事并不算意外。 在開庭的第一天，當審判長問克列斯廷斯基是否認罪的時減后者斷然否認道： “我不承認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從未參加過‘右派一托洛茨基聯盟’，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指控我的罪名都是強加的，我一個也沒犯過。我尤其不承認自己犯過勾結德國諜報机關的罪行。” 在先后共三次莫斯科審判期間，被告人膽敢當庭申明自己無罪，而且想推翻被指控的全部罪名，這是第一次，當然，也是最后一次。 克列斯廷斯基的無罪聲明，引得人們議論紛紛。那些一直在關注這場審判的人，都以极大的興趣等待著，看克列斯廷斯基能否將自己同法庭的決斗堅持到底并顯得最后胜利。 第二天，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克列斯廷斯基又同其他被告人一道，被押進了審判大廳。在上午的審理中，他沒說一句話，檢察長也沒向他提任何問題。晚上開庭時，他才站起來，向法庭說了這么一席話： “昨天，由于被押上被告席和听人宣讀起訴書，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加之我病魔纏身，突然被一种虛偽的恥辱心的強烈感情所支配，我無力說真話，不敢承認自己有罪。所以，我本來應該說：‘是的，我有罪’，可我卻机械地沖口而出：‘不，我沒有罪’。” 國外那些密切關注著這場審判的人，在看過報紙上的報導之后，自然會產生一個疑問：從三月二日到三月三日這一夜之間，克列斯廷斯基為什么會判若兩人？任何一個不偏不倚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地想到可怕的刑訊逼供。 然而，事實上，克列斯廷斯基突然改變自己的立場，并不是由于內務部的人對他采取了什么刑訊手段，他們根本就用不著這樣干。克列斯廷斯基這种先翻供后又認罪的行為，說穿了，還是斯大林炮制的這場審判鬧劇中的一幕假戲。在前兩次莫斯科審判中，全部被告人都异口同聲地承認自己有罪，他們不僅不為自己尋找減輕情節，反而爭先恐后地承擔被指控的主要罪名，這种反常現象，自然會引起西方人士的怀疑，對此，斯大林也意識到了。 斯大林心里明白，外國批評家們抓住了他精心策划的審判鬧劇的薄弱環節，也難怪；被告們在表演規定角色時太賣力了，演過了頭。現在。斯大林決心要讓世界看一看，并非每一個被告人在法庭上都是任人支配的木偶。他選擇了克列斯廷斯基作為這种“有頭腦的”被告人，因為后者在內務部受審時，最愿意与偵訊人員合作。再說，克列斯廷斯基過去當過司法人員，最善于領會和實現檢察長發出的鼓勵性暗示，在最适當的時刻進入角色。 眾所周知，第三次審判跟前兩次一樣，首要被告還是托洛茨基，盡管他正在遠离審判大廳几千公里的外國。正是為了托洛茨基，斯大林才再次啟動了功率強大的造謠机器。在受審中，每個被告人都清楚地感覺到了斯大林對遠在天邊的托洛茨基的刻骨仇恨和要實施報复的強烈欲望。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仇恨，只有他多年來對后者那惊人才華和革命殊勳的忌妒才能相比。 斯大林深知造謠污蔑是一劑烈性毒藥，必須嚴格認真地控制其使用量。剛開始，他只是控告托洛茨基犯了“對農民估計不足”和“不太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的過錯（這多少還有點儿道理）。接著，托洛茨基被指控策划恐怖活動。在第二次莫斯科審判中，托洛茨基的罪名又上升為充當法西斯德國的間諜。現在，將把列宁的最后一批戰友送上斷頭台的第三次審判又要開庭了，必須赶緊發出最新指示，再給托洛茨基戴上一頂“帽子”。誠然，要找一頂比“德國統帥部的間諜和奸細”更加可怕的“帽子”是不那么容易的，但常言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果然，斯大林又找到了新的罪名，并要通過克列斯廷斯基的嘴巴公布于世。斯大林答應克列斯廷斯基，只要他同意“合作”，就免他一死。按照過去的說法，托洛茨基是從一九三五年賣身投靠法西斯德國的，而現在，克列斯廷斯基奉命在法庭上宣布：他本人和托洛茨基一塊成為德國統帥部間諜的時間，是一九二一年！ 斯大林只顧延長托洛茨基充當外國間諜的“工齡”，卻沒想到，這樣一來反而毀掉了自己精心抱制的所謂“托洛茨基為德國人效勞”的整個神話賴以存在的基本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他為對付外國輿論而提出的這樣一個肯定：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對派領袖之所以要染指如此卑鄙的罪行，主要是想奪回他們失去的權力。 然而，一九二一年的時候，根本就不存在托洛茨基要為奪回權力而斗爭的可能性，因為當時根本就沒有人試圖奪他的權。那個時期的托洛茨基，正處于榮譽和權力的頂峰。他被公認為十月革命的傳奇式英雄和紅軍的統帥，而且，這支軍隊剛剛才在十几條戰線上粉碎了新生紅色政權的全部敵人。當時的托洛茨基憑什么要去充當德國間諜？難道，是為了刺探自己手中的情報嗎？或者，是為了瓦解他親手創立打在他指揮下正從胜利走向胜利的紅軍嗎？ 克列斯廷斯基不折不扣地講出了斯大林要講的一切，但是斯大林卻一如既往，并沒履行自己的諾言。克列斯廷斯基還是被槍斃了，他的妻子，某儿童醫院的院長兼醫生，也被逮捕了，而且我想，她也不會逃脫被處死的厄運。至于他的女儿娜塔莎，其命運我就不清楚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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