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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文學創作的發展和收獲，是多方面的；這在經歷、傾向不同的作家作品中，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除了前面各個章節已經提到的以外，還有另外一些作家同樣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了這個時期的文壇，標志著新文學創作的進步。“五四”時期在創作上已有成就的作家，這一時期由于受到革命形勢的激勵，作品的主題和題材有了新的變化。王統照于一九三三年出版了長篇小說《山雨》。作品以軍閥統治下的北方農村為背景，深刻反映了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和苛捐雜稅、天災兵禍下農村經濟的凋落，農民尋求出路的摸索与掙扎。長篇著重表現了自耕農奚大有由“靠地吃飯”到“另打算”的富于代表性的變化過程。奚大有“是個最安分，最本等，只知赤背流汗干庄稼活的農夫”，對于离開土地，流亡在外靠手藝吃飯的農民，他認為“即使任管如何拿錢，那不是本分，因此他并不欣羡”。但是當現實逼得他“活不下”的時候，他的頑強的“安土樂居”思想也動搖了。最初，由于賣菜的糾紛，他被兵大爺無理拘押，他父親借債將他贖了出來。這項債務竟逼得他變賣田產，父親更因此一气引起老病死去。奚大有的性格開始變得容易暴怒，“他的一顆誠學捐，旱災，土匪，出兵差，餓兵据村騷扰，這一切全村人共同的災難，也同樣落在奚大有的頭上，使他逐漸失去了對土地的依戀。現實的嚴酷終于使他否定了陳大爺的“命定論”的勸告，帶著自己全家离開了“這殘破、窮困、疾病、惊嚇的鄉間”，到都市去另尋活路。小說對奚大有變化過程的描寫，“細密而具体”，使“農民被掠奪的過程在我們眼前展開了一幅惊心的圖畫”(注：東方未明(茅盾)：《王統照的〈山雨〉》，《文學》第1卷第6號，1933年12月)。圍繞著這一主要情節，作品還表現了各种不同類型人物的遭遇。奚大有的父親——奚二叔，他勤勞忠厚，卻又偏狹保守。年輕時曾參加過反對帝國主義強開鐵路的自發斗爭，對于所有隨鐵路輸入的各种洋貨极表不滿，他只是本分地守住自己的祖業，并想用刻苦的勞動增添田產和房屋，然而殘酷的現實卻使他變賣田產并由此送掉生命。此外，流浪雇農宋大傻的被迫“吃糧”，徐利的鋌而走險，滿腹牢騷的陳庄長，樂天安命的魏二，以至怀著涉茫的希望、終日枯坐“瓢屋”的徐老秀才，形形色色，各具特點。這些人物的生活和性格，不僅烘托了主要人物奚大有的命運，他的背离家園、奔向都市的必然性；而且還在奚大有的變化的主線上，以各自的遭遇构成了一幅凄厲陰郁与憤怒悲壯相交融的現實的圖景，有力地展示了農村中“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在三十年代大量反映農村經濟破產的小說中，《山雨》是一部風格渾厚的扎實的作品。不足之處是，奚大有被迫進入城市之后，在工人影響下的覺悟過程寫得不夠丰滿，不夠生動，全書很多地方以敘述代替描寫，讀來略嫌艱澀和冗長。在這個時期里，王統照還有以“五四”以后知識青年動向為題材的長篇《春華》以及短篇集《霜痕》等。 以刻划農村和小市鎮生活見長的魯彥，本時期的作品主要有《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屋頂下》、《雀鼠集》、《河邊》等五個短篇集和長篇《野火》(后改名《憤怒的鄉村》)。如他自己所說，自《童年的悲哀》以后，已“傾向于体驗一切坏的惡的一面”(注：《關于我的創作》)，他的敏感，他的為人生而焦灼苦悶的心情，逐漸凝聚成為對現實的冷峻的批判。在《屋頂下》一篇中，本德婆婆以二十年來積勞成疾的代价，掙得了暫時的溫飽。但痛苦經歷的陰影仍然籠罩著她，使她提心吊膽，想牢牢地把握住當前的小康生活。她和媳婦由互相体貼到互相猜疑，吵罵，以至完全決裂，固然由于她的偏狹和愚昧，同時也為這种對于貧困生活的恐懼所造成，具有深刻的社會根源。《岔路》寫兩個村的村民用祈禱扑滅鼠疫，并在巡游途中釀成械斗的故事，進一步揭露了舊制度精神毒害的嚴重后果。《橋上》寫工商業者的相互傾軋和競爭。伊新叔勞苦一生所創立的產業抵不住林吉康的龐大資金，他在鎮上建立的良好的人緣抵不住金錢所造成的勢利觀念；隨著他的昌祥南貨店的倒閉，他在冷漠的氛圍中失去了立足的余地。在這些短篇中，作者以朴素而自然的語言，通過對人物心理和行動的描寫，將現實生活的嚴酷邏輯展現在讀者眼前，著力地鞭撻了小私有者的狹隘、自私和愚昧，而將批判的鋒芒指向社會。只是筆触過于冷峻，沉重而暗淡的生活畫面里缺乏希望的閃光。《李媽》一篇表現了熱烈的愛憎，在這些作品中風格較為獨特。正是由于作者過多地看到現實的冷酷和麻木，這才促使他從童貞的世界里去找尋安慰。在《祝福》中，孩子們的天真和純洁融化了落難軍人陳允才的“冰凍而堅硬的心”，當他對現實發出絕望的詛咒時，終于以“最誠虔的心”向孩子們熱烈地祝福，預祝他們將來“生活在不詛咒別人，也不被別人詛咒的環境里”，“在《小小的心》中，罪惡社會的陰影也投射到孩童阿品的“洁白的紙一樣的心”上。阿品是一個自幼失去雙親被人騙賣的奴隸。應和著他那顆“小小的悲哀的心”，全篇顫動著悵惘的情調。《童年的悲哀》描寫了雇工阿成哥的正派、愉快、多才多藝和他的不幸遭遇。作者贊美自己童年時代的這位朋友，更哀悼那“象清晨的流星、象夏夜的閃電，剎那間便溜了過去的一生中最可愛的童年”。這些短篇和《屋頂下》等篇不同，作者常在敘述和描寫中直抒胸臆，筆端飽和著濃烈的感情。 長篇《野火》以描寫農民的苦難、掙扎和反抗為主，鄉保長与豪紳地主結為一体迫害農民的罪行在作品中得到了真實生動的揭露。對于被生活折靡成“軟骨虫”的葛生哥，作者雖不無怜憫和同情，卻有力地批判了他的奴才性，他的緩和階級斗爭的行為。在表現富有反抗性的青年農民如華生方面，則缺乏足夠的真實感。華生的性格中常流露出一些不甚協調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情調。但就整個作品來說，由于鮮明地揭出了農村中尖銳的階級對立，并描寫了農民由個人反抗到群眾自發斗爭的發展趨勢，顯示了作者思想和創作的進展。魯彥這時期的散文風格也不同于他早期散文作品的詩意濃烈，《廈門印象記》、《西行雜記》等篇，描繪一些地方的風俗人情，也在一定程度上鞭撻了現實的丑惡。 從事法國文學名著的翻譯并寫過小說《同情》的作家李頡人(1890—1962)，從一九三五年起寫了三個連續性的長篇《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第一部)，描寫辛亥革命前的社會生活。這三部小說都以作者的故鄉四川為背景。《死水微瀾》寫的是從甲午戰爭到辛丑條約簽訂這一段時間，在成都附近一個小鄉鎮里，袍哥首領羅歪嘴貌似豪俠仗義，實則過著設賭場、玩娼妓、霸占人妻的糜爛生活。小說以此為主線，對當時地方上的風土人情、市民階層的心理狀態和生活方式作了維妙維肖的刻划，充分展現了一潭死水似的現實黑暗面；歐美物質文明侵入后，教民和袍哥兩股勢力的相互激蕩和消長，則在“死水”上激起“微瀾”，點染出帝國主義入侵中國、清政府對外屈辱投降的歷史气氛。《暴風雨前》主要反映辛丑條約后民智漸開的社會變化。作者的筆墨開始由小鄉鎮轉向成都。紅燈教的扑城，資產階級維新派和革命派的活動，立憲党人點滴的社會改革，這一切革命風暴來臨前的動蕩，沖激著這個“天府之國”里的大城市。較之《死水微瀾》，作品的題材范圍有所擴大，情節也較為錯綜复雜，但藝術描寫卻不如《死水微瀾》細膩和生動。《大波》(第一部)寫直接引起武昌起義的辛亥年四川爭路事件，人物活動的幅度較前兩部更為開闊，但作者的生活認識和藝術表現跟不上作品因題材擴大而產生的要求，因而作品對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尚缺乏足夠的藝術概括。廣博的社會知識，善于描繪風土人情的本領，使這几部作品具有相當濃郁的時代气氛和地方色彩。對左拉、莫泊桑創作的借鑒有助于李頡人形成上述的藝術特色，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細節敏瑣、舖寫不當的自然主義的缺陷。 在三十年代反動派的恐怖統治下，有些作家通過神話和歷史題材曲折地抨擊黑暗勢力，歌頌正義和光明。鄭振鐸在這一時期用“郭源新”筆名寫下了《取火者的逮捕》、《亞凱諾的誘惑》、《埃娥》、《神的滅亡》等篇小說，借助于希借神話來說“當時當地的事”。作者塑造了偷天火給人類的普洛米修斯的形象，熱情地歌頌了他的不為威武和誘惑所動搖的反抗精神；同時以“滿腔的悲憤”抨擊了人与神的主宰廟斯的橫暴統治，揭發了他的卑劣和荒淫。這在當時是有現實意義的。稍后，作者又寫了《桂公塘》、《黃公俊之最后》和《毀滅》等歷史小說，這几篇都以中國歷史上有民族气節的人物為中心，寫他們為了理想，宁可犧牲自己而絕不向黑暗低頭的精神力量。其中取材于文天祥《指南錄》的《桂公塘》，寫得蒼涼悲壯，富有感染力量。 与王統照、鄭振鐸等同屬文學研究會，曾經以小說《慘霧》為人稱道的許杰，這時繼續從事小說創作。在前一階段，他已經顯示出了善于描繪浙江農村的風土習俗的特長，作品被人歸入“鄉土文學”。到了這人時期，進而注意從階級沖突的角度表現人物。《七十六歲的祥福》刻划一個安分守己的自耕農，從害怕已經是共產党人的孫子參加革命活動，經過事實的教訓，到最后祝愿他說：“希望你們能早日成功。”《放田水》塑造了一個敢于和惡勢力抗爭的農村婦女的形象。可以看出，革命形勢的發展，同樣推動了作家在創作實踐中進行新的探索。 上述這些作家都是在“五四”時期就積极地參加了文學活動，并以他們的作品為讀者所熟悉的，因而他們在前進中的新收獲就特別引人注意。除此之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開始寫作，而在本時期寫得更勤，發表了大量作品的，還有沈從文和李健吾。 沈從文最初以“休芸芸”的筆名，在北京的報刊上發表一些短小的作品。從一九二八年起，他在大學教授“小說習作”；為了給同學作習題舉例，自己隨時用不同的藝術手法，寫下表現不同的生活題材的作品。這些小說，大多發表在《新月》月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他寫的小說集有二十余种，主要是短篇；是同一時期里短篇小說創作最多的作家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寫青年男女的愛情故事，情節曲折，心理描寫也頗細致。有些篇中的主人公雖是農民或士兵，但著重描寫一些原始性的粗獷放縱行為，而不是他們健康純朴的感情(如《雨后》)；更多的篇章則是寫知識分子的戀愛，作者以許多筆墨描繪一些世俗的纖細的感情(如《八駿圖》)。另外有一部分作品寫舊軍隊的生活，如《入伍后》、《會明》、《新与舊》等篇，忽視了軍隊中嚴酷的等級制度以及他們和人民的尖銳矛盾，卻去大量地描寫以趣味為中心的日常瑣屑。他的代表作中篇《邊城》，描寫一個撐渡船老人的孫女和當地掌水碼頭的團總的兩個儿子之間的愛情故事，借助這一纏綿曲折的情節來描繪湘西地區的生活“宁靜”和“民性淳朴”。在他的筆下，邊地的自然景色、生活風習、人物心性無不美好；無論貧富軍民，一律淳朴善良。即使生活中有一些不幸，也皆由偶然或誤會所生，而人們也毫不惊駭。整個作品充滿一种牧歌情調。這部中篇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關于當地人民的傳統生活風習也能寫得优美動人，藝術上別具一格，因而受到一些讀者的稱道。在他的小說中，也有一些描繪人民群眾的斗爭生活的，偶或出現革命者的形象，如《大小阮》、《過岭者》；或者比較真實地反映貧困者的掙扎，如《生存》；或者揭露反動勢力的腐敗，如《顧問官》、《失業》，都是他作品中較有思想意義的部分。但就沈從文創作的基本傾向而言，總是有意無意地回避尖銳的社會矛盾，即或接触到了，也加以沖淡調和。作家對于生活和筆下的人物采取旁觀的、獵奇的態度；對于黑暗腐朽的舊社會，缺少憤怒，從而影響了作品的思想藝術力量。后來，他還寫了一些取材神話、傳說的作品，贊揚抽象神秘的原始的生命力，缺少現實的社會意義。他在回顧自己的創作道路時說：“社會變化既异常劇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卻极其窄狹少變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這個工作越來越落后于社會現實。”(注：《選集題記》)其中确實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經驗与体會。 曾經以小說《終條山的傳說》被魯迅所稱道過的李健吾，這一時期雖然繼續寫了一些小說，但主要卻是戲劇。獨幕劇《母親的夢》寫的是軍閥內戰所加于人民的災害，劇本較生動的寫出了人民對于軍閥內戰的控訴。《梁允達》寫了軍閥駐軍串同土豪販賣鴉片的勾當，多少畫出了當時生活環境的一些真實面貌。三幕劇《這不過是春天》可以說是他的代表作。劇情發生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北京，警察廳長奉命捉拿從南方來的革命党人，但那位革命者原是廳長夫人的老友，正住在廳長的家里，事被密探發覺，廳長夫人買通密探，放走了革命者。這個劇本時代背景鮮明，戲劇沖突尖銳，在勾勒反動的警察机构中廳長、秘書、密探等人性格的卑劣和机詐，以及廳長夫人的內心寂寞等方面，都寫得比較生動真實。對話机智流暢。但作者并未正面寫革命者与反動政權之間的矛盾，而把主要力量用在愛情糾葛的線索上，這對于女主人公的性格和內心世界的描繪雖有所幫助，但在情節開展中卻損害了那個革命者的形象。他不只居非其所，而且在言行上也与一個革命者的行為很不協調，使這部作品有了很嚴重的缺陷。李健吾在抗戰初期參加上海劇藝社工作，以后還寫過不少劇本。和沈從文相似，李健吾的作品同樣更著重于藝術表現上的追求，他的成就主要也在這個方面。 三十年代中期，在《大公報文藝副刊》、《水星》、《駱駝帥》等刊物上，陸續出現了一些新人。他們大多是在北平、天津一帶求學或者教書的文學青年，有較高的藝術修養，對于作品藝術形式的探索怀著濃厚的興趣，相比之下，對于政治和社會現實，最初就不是那么重視了。他們中間，除詩歌和散文方面的何其芳、李廣田、卡之琳外，在小說方面，是肖乾。他最初的作品，收入《篱下集》、《栗子》等。肖乾喜歡通過小孩天真的眼光，展示人間的不平和不幸，給作品染上更多的憂郁(《篱下》、《放逐》)。有的直接描寫勞動者的生活，也寫到了他們的痛苦。不過，作者著眼的是他們獨特的性格，而不是釀成悲劇的社會原因(《印子車的命運》、《花子与老黃》)。有的揭露帝國主義利用宗教毒化中國人民和教會內部的腐敗(《皈依》、《曇》)，這些在新文學創作中是不常見到的。《栗子》是作者目睹了“一二九”學生的愛國示威和反動當局的血腥鎮壓之后寫成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震撼全國的政治事件，激憤已經取代了原先閃現在他的小說中的那种憂郁。寫于抗戰爆發前夕的長篇《夢之谷》，敘述一對青年男女的纏綿的愛情故事，社會內容比較單薄。蘆焚(師陀)的創作傾向，也与這些作家相近。他的《里門拾記》反映了故鄉河南的生活：“紳士和老爺”的橫行，“老實的庄稼漢子”的受難，具有濃厚的鄉土气息。作者善于描摹世態，刻划風習，而時复帶著揶揄的口气，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這在后出的《谷》、《落日光》、《野鳥集》等作品里有更顯著的發展。其中的《谷》，以其“糅合了纖細与簡約的筆，……創造了不少真摯确切的人型”，獲得了《大公報》的文藝獎金。 在這個時期里，文學創作有一個顯著的發展。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和新文學的開拓者，繼續以旺盛的創造力寫出新的作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文學青年，也一批一批地進入文壇。左翼作家在創作實踐中逐步克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倡導時期的一些幼稚傾向，其他作家也在思想上藝術上堅持不懈地作著嚴肅的努力。當然，從新文學隊伍中，從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中，都有分化出來、落荒而逃的分子；但這并不能阻礙新文學前進的步伐。由“五四”文學革命啟其端的新文學，就是這樣地經歷了波瀾壯闊的三十年代，迎接新的民族解放和階級斗爭的急風暴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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