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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星期五晚上,我制定了一個大方案:上一趟食品雜貨店,沖一個熱水浴。芭芭娜借給我一本湯姆·克朗茨的新作《大廈將傾》,我盼望著能端上一杯山莓茶,躲在床上慢慢欣賞。這种類似修道院的禁欲生活可大有說道。
  “大洋了望住宅區”是瑪麗娜·德·瑞最古老的房產綜合企業之一。1970年离奇古怪的致幻劑時代中一個短暫的時期就使它世界聞名,那時候我才十歲。他們中几個臭名昭著的人聚集在一起,占据了几個小區,有人把LSD(麥角酸乙基酚胺)撒在馬鈴薯片上,結果有三個人激狂致死。
  這以后他們才把“南海別墅”改成了“大洋了望住宅區”,但是仍然有單身房客、過客和合租者,每到星期五晚上,就舉行“社交野宴”,每個人此時都要鑽出他們的小屋,圍在油膩、破舊的烤架周圍,想的大概是在我經過這個居民區時,怎樣把我的公文包和四只塑料袋里的食物攫奪過去。而這個晚上我見到的卻只有一大家子中東人在船上。戴著黑面紗的女人們正打開亮敞的黃色盆子取出雞肉、玉米餅、米飯和來自波羅羅科的蚕豆。我的全新多元文化訓練告訴我他們沒有异狀。
  我住的地方在一條死巷子里,是一幢粉刷成棕色的兩層樓建筑,卻被荒謬地叫作“塔希提花園”。雖然离車庫還有很長一段路,但這儿畢竟是家,三個房間,帶家具,我在這儿已經住了七年。妙的是,連沙發我都從未買過一個。
  郵箱里塞滿各處寄來的商品目錄,還有一個很大的棕色馬尼拉紙信封,上面沒有回信地址。如果不是笨手笨腳捧著食品袋,又忙著去廁所,原是可以早點打開信的。現在它還躺在廚柜上。
  空气不流通,充斥著地毯洗液和具有腐蝕性的蟻酸的气味。我想是因為覆蓋在牆板和煤渣磚上的乳膠牆紙大難以透气了。我把厚重的玻璃門拉開。邁步到陽台上,從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人造船塢的壯觀景象。六千艘船井然有序地停靠在船塢里,白色的桅杆就像浮動的森林,我只能在這里飽飽眼福,因為我從來沒有真正踏上過它們中的哪一只,我眼里似乎裝滿了那些帆桅、藍色的航海包,以及沐浴在金色陽光里壯麗動人的白色船体。總有一天我會去學航行的。
  四十多分鐘后,食物已收放好,我一面把商品目錄分類整理好,一面在心里決定和誰一起吃晚飯,埃蒂·保爾還是J·彼得曼。時間流逝,我從微波爐里取出一只烤雞,放在廚柜上的一只擱盤里,這是我的一個小嗜好,從“男孩子市場”買來的,香味隨著熱汽的上升彌漫開來,還帶著一股面包屑以及葛問羅拉干酪的味道。
  我打開一盞聚光燈。
  那封信。
  里面是一疊洛杉磯法院驗尸官辦公室寄來的尸体解剖照片。
  照片表面光滑,我盯著它們,陷入了一种麻木、怀疑的狀態,那是些8X10時的照片,彩色,比我們見到過的或所想象到的任何色情描寫中的肉体更加令人難以致信,每張照片的右下底角注明的小字“V·奧爾瓦爾多”表明了死者的身份。沒有任何信函,還有一件事是不應該的:整個照片上都布滿了發信人憤怒的痕跡,比如指紋。首先,在十字街口用彩色鉛筆划出的箭頭標明了假想的射擊點和轎車可能的行駛路線。
  其次,整個街道:酒吧、服裝店、拐角、小巷。
  犯罪場景的東方文化特征:尸体躺在人行道上,臉沖下。白色的三角路牌高一個被拋下的錢袋有五尺遠,子彈擊中了巴士站的長凳和一堵牆,那儿還有更多的路牌。
  尸体近照,她的裸足纖小,上帝才知道她的鞋上哪儿去了。緊身牛仔褲的口袋上繡著白花,踝的部分有拉鏈,襯衫打著精致的衣褶,可是整個背部已全被血污了,一縷縷的黑頭發和攝影閃光形成的陰影揉在一塊。
  她的臉,照相机拍下的這一側,是心形,上下頜張開,舌頭下咽,是典型的窒息死亡的征狀,眼睛半閉著,這些是你從圖片上看得到的,而其他被掩蓋著的但如同黑水晶的碎片一樣隱隱發亮的東西則使人感覺到人生在苦悶与虛無之間的徜徉。
  實際解剖的圖片,精确地顯示了尸体從蓋著尸布運進來到解剖實施的每一步過程,如地獄般恐怖。
  但最糟糕的——此時我坐在我的廚甩小凳上几近僵硬——并不是手術時流的血或血塊,而是仰面躺在解剖台的裸尸身上的原始槍孔,尸体只是除去衣服而已,看起來仍然是個人形。這樣一覽無余的觀察是無恥的,特別是對方已無法保護自己,全身涂滿了鮮血,卻被粗暴地剝去了掩飾,沒有任何秘密能保留下來。對人類尸体施暴力是最不可想象的。我在想,我的上帝,得有人照顧她,得給她蓋上被單,得讓她圣洁地保存下來。
  剩下的照片證明:槍傷,傷口口徑45;丫形切口從腹部一直到恥骨;摘除肋骨骨架,我曾被告知這得用剪切刀完成,以檢查內部器官;直到最后剩下來的只有謀殺、暴力和以暴力充當碎尸手段的科學檢查。前者与后者毫無區別。封套上沒有醫學說明,只貼著一張字條:M.E,懸案報告。
  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這也許是約翰·羅思寄給我的,沖撞和傷害的感覺讓我大為震惊。但是為什么我會如此惊訝呢?他總是喜歡尋求刺激——夜半電話,從車庫的柱子后邊猛跳露面。六個月前,我听說他被停職三十天,因為他在一個公園里把槍塞進那個棒球投手的嘴里,而別人只是在和一群同事進行合法的聚會。我從凳子上跳起來,大步踏進臥室。那股葛岡羅拉干酪的味道讓人難受极了。
  想都沒有想我就敲下了他的號碼:“別再干這些肮髒勾當。”
  “冷靜點,安娜,你瘋了嗎?”
  他的聲音死硬,他是在瑞唐多海灘他的公寓里,我可以輕易想象他正坐在健身器的座位上——這是一套北歐田徑運動員的訓練設備——除了一條長運動褲外什么也沒有穿,嘴里叼著一只大麻煙卷。年輕時為了成為一名警探,他花了大力气鍛煉出一身世界級的運動体格,只不過一直保留著在七十年代就已過時的湯姆·芭內克那种小胡子,也許是為了分散人們的注意,以免看到他爬滿雙頰的痤瘡斑。
  “安娜,……什么東西讓你如此害怕?”
  他過去在床上也常常竊竊地說這些,要求我接受它,直到我們之間已越過一些原來十分模糊的界限。當我告訴他我已經受夠了,他又用鮮花、電話、電傳、各种裝腔作勢的小伎倆重新發動攻勢,跟他的性侵扰一樣。有一次他因此激怒了我,我一拳擊碎了他的下顎。我越是逃避他就越是頑固,越發不依不饒無休止的蠻干,一直到我每時每刻隨身帶著武器。
  “這又是什么把戲,約翰?”
  “以為你會有興趣看你的堂妹最后一眼。”
  “我X你。”
  “X我?”他笑了,“塞納瑞塔·奧爾瓦爾多小姐是一個他媽的毒品販子。”
  古特瑞絲夫人說塞納瑞塔·奧爾瓦爾多小姐是一個長期受苦的兩個孩子的母親。
  “你怎么能說她販毒?”
  “事實就是這樣。”
  我有點興趣了:“證人在哪里?”“一個叫‘耗子’的街頭混混打電話給911,但是——不用奇怪——后來卻對調查人員說他什么也沒有看見。不要緊,這是一起汽車過路槍擊案。凶器是45口徑的Mac—1O,全自動,除了殺人沒有別的好處。射出十五發子彈,七發擊中被害者。”
  “可能是無意的。”
  “看第五號圖片。”
  我走進廚房找出第五號,電話仍貼在我耳邊。這張相片上,尸体被洗過,以現出傷口。半時子彈沒有留下整齊的槍眼,它們完全擊碎了骨頭,射穿喉管,造成胸腔大出血。
  “破坏很大。”
  “你知道那种感覺有點像注射。想象一下,一支鉛筆尺寸的東西忽地射穿你的身体。”
  “怎么樣?”
  “血充滿胸腔,直到你不能呼吸為止。”
  “你認為淹死在你自己的血中要花多長的時間,約翰?”
  “几分鐘,”他的回答干巴巴的,“待會儿再考慮這個問題。看看手。”
  沒有手,只有兩根血樁子。
  “他們轟掉了她的手,”他指導著,“作為對她拿走了不屬于她的東西的懲罰。毒販們總喜歡這樣做。這是殺雞給猴看。”
  作為一個同事,兩個專家,在安全的地方,跟他談起話來就要容易得多,我也知道這往往是事情的一方面。
  “有什么毒品的證据嗎?”
  “沒有。但是,哪兩個原因會導致一個婦女在大清晨五點鐘外出到圣莫尼卡大街呢?交易毒品或者哄騙錢財。”
  “典型的性別歧視的假定。”
  “我是。”
  “別廢話。”
  “那女人古特瑞絲和我們搭上了,發誓說受害者和在偉大的FBI的安娜·格蕾有親戚關系,還說她還有證据。”
  “什么樣的證据?”
  “YO no se,但在我這精密的大腦里已大致理出了一條思路:如果奧爾瓦爾多真的做了那些事,那幫坏小子就有足夠的理由要她的命;如果他們知道你是個雷子……他們准他媽的明白,這儿會有什么附帶的后果。”
  “我可要感謝他們的挂念。”
  然后,我清楚地听見他吸了一口大麻煙,滿嘴含糊道:“放松,安娜。你會高興地知道我正全力為我們的女警官追查殺人凶手。”
  我害怕的是什么?
  那時約翰·羅思一直沒有停止打電話給我,直到我用法令威脅他。几周以后我發現一塊浸滿血的止血巾挂在我的起居室門口——甚至傻子都知道這是一個信號;約翰說他已找了另一個女人。我沒有直接面對他,也沒有證据說是他干的,只是換了門鎖并且不再約會任何男人。
  “我為你倆感到高興。”
  塞納瑞塔·奧爾瓦爾多住在北好萊塢的一幢公寓里。在這里你甚至沒有辦法走上陽台。不過裝修倒是很地道,只需加上一個劣質熟鐵的火爐和几盞西班牙式樣的吊燈就可以把這個橙色的灰粉房盆子變成中美洲庄園。這种房子是典型的西海岸建筑,設計成歪歪斜斜地四邊形,底層是敞門車庫,每個人的窗戶一打開就對著別人的窗戶,中間那塊空塊上也是充滿了各种人聲的嘈雜聲和回音,有人把一輛自行車插放在他的窗戶和窗底下的黑色金屬裝飾之間,不用說這是在三樓——否則,這輛自行車早就被清洗得只剩個骷髏架了。
  星期一早晨周圍沒有人。我穿過几扇扭曲了的鐵門匆匆走進門廊,那儿挂著一個像是人体气管一樣构造的雕塑,在我頭上。沒有上電梯,誰知道里面潛伏什么東西,宁愿辛苦地爬那兩段鐵梯。
  房子里彌漫著一股味儿,像是大麻煙卷的噴霧或者油煎魚。舖在腳下的地毯是巧克力色的,又薄又賤的那种;如果你沒踏穩地毯,你就可能跌倒在小孩身上——有五、六個,在兩個小房間里亂跑。
  “維奧萊塔·奧爾瓦爾多住這里嗎?”
  “是的。但現在是我住這里。”古特瑞絲夫人披著一件紡織粗糙的豆綠色方格呢披衣,招呼我坐到沙發上去。你會發現你現在置身于“提國那”那种十二美元一小時的野店房里。
  “你和維奧萊塔住在一起?”
  “不,我在樓上有一個單元。只有一間房,我打電話給房東問過我是否可以住下來。”
  古特瑞絲夫人點燃一支香煙。她很丰滿,發型很奇怪——耳鬢的頭發剪得很短,頭發梳得高高的,然后散落在肩上,有點頭披巾的效果。穿著一件黃色的無袖上裝,對她略胖的身体毫不加以掩飾,扎著皮帶的短裙下露出裸著的粗壯的大腿,腳上抹著指甲油。
  “所以維奧萊塔死后,你就占有了她的房間。”我觀察著她的反應。
  她點點頭:“我立刻打了電話。很多人都想得到它。”她對自己做了一個聰明的舉措感到十分滿意。她是胜利者。
  “那些是維奧萊塔的孩子?”
  “特瑞薩和克里斯多巴在別的屋里。我得靠白天照顧小孩賺點錢。以前在圣薩爾瓦多,我在一家大飯店里主管廚活。我有一間漂亮的白房子,丈夫和兩個男孩——全都在戰爭中被殺了。”
  “我很抱歉。”
  “在這里我沒能找到那樣的工作。所以只好給有工作的父母照看孩子。”
  他們看起來很干淨、健康,一個個正在忙于玩著一些早已磨破的玩偶和缺損的積木。我開始覺得有點心酸。這時古特瑞絲夫人站起來,用西班牙語念叨著什么,從角落里我一直沒有注意到的一個搖搖晃晃的木制嬰儿床上抱起了一個嬰儿。
  她在一張牌桌上給嬰儿換衣服的時候,我站在原處,觀察牆頭那幅日本印制的火山畫,一面開始猜測分析我在這里看到的這些簡簡單單的東西:沒有吸毒者、沒有掮客、沒有虐待嬰儿、沒有惊攣。
  古特瑞絲夫人抱著孩子靠在肩上,輕輕地拍打著。“我很高興見到你。”她說。
  “我來只是要告訴你不要再說維奧萊塔·奧爾瓦爾多是我的堂妹。”
  那女人把孩子放回小床,打開一個木質大衣柜的抽屜,取出一本折疊了很多頁的小開本黑色《圣經》。她把纏在上面的橡皮筋拿掉,小心地套到自己手腕上以防失落,然后從書里取出一張白色的工作名片,遞給我。
  “這就是為什么我知道那是事實。”
  卡片上用燙金的黑体字慎微地寫著:聯邦調查局,安娜·格蕾,特別行動處。下面附有我們維爾希爾辦公室的地址和電話號碼。
  “她有一百种途徑可以拿到我的名片。”
  古特瑞絲夫人用涂成紅銅色的指甲指著說:看看那一面。”
  翻過來我看到几個字“移民和國籍管理局,北洛杉磯30O大街,213—894—2119”,是我親手寫的。
  “當維奧萊塔第一次到這個國家時你把這個給了她。”
  “我确實不記得了。”
  “是七年前。”
  古特瑞絲夫人用手按住她的胃部,一面滿意地點著頭一面搓揉。
  也許是這樣的,那時候我還是局里值班的生丁,一個年青的拉丁女人闖進了FBI 的摩天大樓。可能她還不會說英語(怀著天真熱切的幻想的農村女孩,恭順的,一頭黑發),于是就把美國移民局的情況寫給她,關心她,耐心地告訴她該到那儿去試試。那時在我面前橫亙著剛到局里所遇到的那种真正的挑戰,以至于我不太有心意去听去了解另一個充滿困惑的移民嘮嘮叨叨的西班牙語,所以當她回去的時候,她的心靈早已被那將我們与公眾隔開的雙層防彈玻璃牆深深挫傷了。
  名片在我手里握著就好像我真的這么干過似的。我怀疑它是否就是這樣發生的,是否因為我傲慢自大使一個年輕女子選擇了這條路并最終導致了那場血光之災。
  名片滑落進我的夾克口袋里:“我們應該是什么關系呢?”
  “她有一次告訴我從你父親那邊算她該是你的堂妹。”
  “我根本不知道我父親那邊的情況。”
  “我可以告訴你。”
  古特瑞絲夫人舔濕了手指把書頁一陣亂翻。那本《圣經》擱得有一臂遠,她斜著頭眯逢著眼。
  “這是維奧萊塔的母親,該是你的姨媽吧。”快照上是一位中年婦女,獨個儿站在一處簡陋的地方,看起來似乎已被四周過度生長的奢華榨蝕光了。她的黑頭發未經任何修飾,兩眼下方都有一點黑暈,但是她笑得很溫和,身上穿著黑白相間的服裝,上面撒著黃色的小花點,沒穿鞋,怀里抱著一個孩子。
  “維奧萊塔在這所房子里長大。”
  在我看起來,它倒更像是一座未完工的房屋框架,僅有些竹枝、衣服、葉子,沒有屋頂和牆。另外的是些維奧萊塔兄弟們的照片——更多所謂的堂兄弟——正在剝玉米;還有一張灰暗模糊拍的是棕櫚樹上的一只鸚鵡,似乎被水浸過,顏色已經褪了。
  我搖搖頭。沒有任何一張能讓我產生點印象。
  “警方認為維奧萊塔卷入毒品活動。”
  “這不對。”古特瑞絲用她清澈的棕色眼睛直視我。
  “他們認為這是她被殺的原因。”
  “那些警察都瘋了。我了解維奧萊塔,她害怕毒品。她不想讓她的孩子們和毒品和黑社會一起長大。這就是為什么她要攢錢回薩爾瓦多。她是個好人。”古特瑞絲夫人一再堅持,眼睛里已裝滿了淚水。“她愛她的孩子。在我們國家里發生著戰爭。她重重跋涉到了美國,卻在大街上被人打死。”
  她拿著煙頭擱到水槽流淌著的水里,“嗤”的一聲滅了,然后帶著一絲怒气把它扔進金屬垃圾罐里。
  “她在哪儿工作?”
  “她給住在圣莫尼卡的一位女士作管家,那位女士欠了她許多錢。”
  “欠了許多錢?”
  “大概……”古特瑞絲夫人往自己臂部上擂了一拳,抬頭望望天花板,“四百美元。維奧萊塔很不高興。那位女士很卑鄙,解雇了她。”
  “為什么?”
  “這不是她的錯。”古特瑞絲夫人尖聲說,“你可以去問那位女士。我有地址。因為維奧萊塔在那儿工作的時候我幫她看著孩子。瞧,這就是克里斯多巴和特瑞薩。”
  兩個孩子沖進房間。小女孩大約五歲,她弟弟三歲。她手牽著他往冰箱走去,試了几次終于打開,伸出手去想拿什么東西。
  “我來拿,珂娜若,”古特瑞絲叫道,“你想要什么?”
  “冰梅水。”
  忽然間,從敞門車庫里傳來的沸騰得令人難以忍受的拉丁音樂一下子充斥了整幢住宅。我拉開灰塵滿布的米色玻纖窗帘向外瞅去,兩個青年正高聲談笑,有只手拿著一件少數民族的管樂器,一面解開花園的軟皮水管一直往車庫那邊一輛七五年產的道吉車拖過去。他們為了洗那塊污漬,看來是要用去中部嚴重干旱地區半個小時的城市水量。我的脖梗一陣緊張。
  “克里斯多巴?特瑞薩?這是塞納瑞塔·格蕾。你們媽媽和你們的親戚。”
  兩個長著杏眼、皮膚金黃的孩子手里捧著塑料杯望著我。他們也許跟我毫無關系。那個女孩眨著眼睛,沒有笑容,她穿著粉紅的短褲和顯得瘦小緊繃的T恤衫,看起來有點像六十年代那場戰爭的幸存者,男孩子的那條綠色的士兵雜役短褲對他來說顯得太大了,折疊了無數次用安全別針扎在腰間,根本沒有穿襯衫。
  “你知道我媽媽在哪儿嗎?”他問。
  “你媽媽在天堂。”古特瑞絲夫人說,撫摩著他濃密的黑發,“我告訴過你的。”
  但是男孩子重复著這個問題,直接面對我乞求道:“你知道我媽媽在哪儿嗎?”
  古特瑞絲夫人的喉頭因傷痛發出了一种咯咯聲。她把他攬進怀里:“到這儿來,克里斯,想和我跳個舞么?”
  她隨著那震動的樓層的音樂晃動著臂部。孩子被貼著身体緊緊抱住,咧開嘴,越笑越歡了。
  “特瑞薩,跳起來吧!讓我們來做merengue。”
  女孩沒有移動,就在我面前跳了起來,眼睛卻不知盯在什么地方。為了近看她,我的膝蓋跪了下來,直到我們的雙眼對視。不知為什么,我突然用手撫摸了她的臉頰。但她匍伏下去,一直爬到嬰儿床下,雙臂緊緊抱在臉前,倦縮著,臉緊貼著牆壁。
  我覺得奇怪,一种模糊的惊疑的預感——這時它帶著一种巨大的力量震蕩著我的身体:混合著隆隆的音樂聲,混合著穿透身体的熱浪和一股不成熟、未經證實的恐懼感。慌亂,可是我仍然在拼命抗拒一种沖動:跟著特瑞薩躲到嬰儿床底,那黑暗狹小的空間將變得更加狹小,找到那些也許根本不存在、不重要的蛛絲馬跡,他們也許就躲在某個看起來并無危險的地方。人就是這樣,如果你要減少痛苦,痛苦就會隨之減少,減少到微不足道,最后,消失。
  音樂聲仍在變大,難以置信地,另一個音階,古特瑞絲夫人把紙張相片全部收攏,重新夾回《圣經》里。為了抵消音樂聲,她相當用力地說:“拿著這個。這是維奧萊塔的。”然后把書塞進我手里。
  “即使我拿到那筆錢……也不會給你……”我嚷道。但是古特瑞絲夫人神情恍惚,似乎根本不在听,腳已踏上了樓梯,在她身邊的男孩被她的動作和外邊的音量嚇著了,哭起來。“那錢歸孩子們。他們會得到更好的撫養。”
  我的手指摩著維奧萊塔·奧爾瓦爾多的《圣經》,封皮破舊干皺。我簡直無法再承受下去,就退了的出來。留下小女孩無法形容的悲傷和古特瑞絲夫人關于Nerengue 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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