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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只限于扼要地敘述一些官方的調查和審判材料，并將注意力放在那些能揭示莫斯科審判實質的情節上面。現在，應該把讀者引向這些審判鬧劇的后台，一步一步地讓讀者看清，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多幕騙局是如何編排出來的，斯大林及其打手們又是采用何种手段把一批批杰出的革命斗士和革命領袖變成了百依百順的傀儡，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木偶戲。 一九三六年初，莫爾恰諾夫召集近四十個有名的“机關”工作人員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到會者有內務部里最重要的几個局的頭頭及其副手。 莫爾恰諾夫向他們宣布。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陰謀集團，其頭目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反對派首領。這個陰謀組織几年來一直在秘密活動．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都建立了恐怖小組。陰謀組織的目的是殺害斯大林以及所有政治局委員。然后奪取國家政權。莫爾恰諾夫在扼要敘述被揭發的陰謀集團的特點和規模之后。又向与會者傳達了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的命令，即除各局的正副局長外，其余的与會者都要离開現任職務，听從內務部秘密政工局的分配，開展偵訊工作。他強調指出，斯大林將親自監督調查的進展，而中央書記葉若夫則是斯大林的助手，協助他督促調查工作的進行。這樣，當把這一責任重大的任務交給了內務部各机關。并要求偵訊人員們在工作過程中始終不忘自己既是一個契卡，又是一名党員。 莫爾恰諾夫明确無誤地告誡与會者。說斯大林和政治局都确認，指控陰謀組織頭目們的一切罪行都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每一個偵訊人員的任務只在于獲取被告人徹底坦白的口供。如果陰謀分子一口咬定說自己不在犯罪現場，從而否定自己有罪，偵訊人員不得予以理睬，因為這些人雖然身在獄中，卻千方百計地對外面的恐怖組織發號施令。此類事情早已屢見不鮮。 莫爾恰諾夫將与會者分為几個偵訊小組。向他們交待了即將開始的偵訊工作的技術性細節和協調整個工作的程序。最后，他宣讀了由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擬定的秘令，警告偵訊机關不得對被告施用任何非法的刑訊手段，如威脅、許諾、或者恫嚇。 听了這一切，与會者們全都惊呆了，產生了一個又一個疑問：如此龐大的陰謀組織居然在沒有他們的直接參与下就被揭露出來了，這有可能嗎？要知道，內務部的一切業務活動和整個監視反對派分子一切行動的秘密情報网，都是他們一手掌管的。他們放過了這樣大一個陰謀組織。竟然沒受到任何指責。這又是怎么回事呢？難道揭露陰謀不是他們的本職工作？更何況現在已經查明這個陰謀組織已經存在了好几年…… 面臨的審判提綱及其准備程序，一都是由斯大林和葉吉夫仔細研究并親自制定的。而這一行動的實際執行者，是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 按照斯大林的計划，應該先把在流放中和各地監獄里的近三百名眾所周知的原反對派成員弄到莫斯科來進行“加工”。這樣一來。就將有大約五分之一的囚犯會屈服，會承認自己參与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陰謀。然后，再以這五六十個人中選出几個來交給審判的組織人，讓審判組織人利用這些人的供認，將審判矛頭直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用威脅、許諾或者其它刑訊手段。迫使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兩個活動家承認自己在領導陰謀集團反對斯大林和蘇聯政府。 為了盡快實現斯大林的計划，內務部決定把手下的几個內奸送進監獄去冒充被告人，這几個特務將在預審中和法庭上說自己是陰謀參与者，并供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他們的頭目。 偵訊領導人手中早已有一個“人才儲備庫”。里面有瓦連京·奧利別爾格——內務部秘密特務；伊薩克·獲因霍爾德——蘇維埃高級官員，与加米涅夫有過私交；里哈德·康克爾——過去當過季諾維也失的秘書處負責人。這三人在第一次莫斯補審判的偵訊准備工作中，起了關鍵的作用。 奧利別爾格作為內務部外事局的特務，曾一度在柏林的德國托洛茨基分子中間進行間諜活動。當任秘密情報員。一九三O 年，他受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駐德國情報站站長的派遣， 企圖混入托洛茨基的秘書處去工作。 當時，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但這一企圖未能得逞：他無法獲得托洛茨基的信任。希特勒在德國執政后，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將奧利別爾格召回蘇聯，暫派他到塔吉克斯坦去當教師。奧利別爾格在那里的斯大林納巴德沒混多久，很快就被外事局召去執行國外任務。他被派往布拉格，監視以捷克斯洛伐克為基地的德國左翼政党的活動。 一九三五年，奧利別爾格再次被召回蘇聯，很快就調到莫爾恰諾夫領導的內務部秘密政工局工作。那時，中央委員會和“机關”正在致力于處理最高党校內擁護托洛茨基情緒日益高漲的問題。党校的學員們學過馬列的“原著”后，漸漸明白了被斯大林斥為异端耶說的托洛茨基主義，實際上是正的馬克思列宁主義。 高爾基師范學院出現的情況最為嚴重。學員們成立了研究列宁和托洛茨基著作的秘密小組。党內一些被查禁的文件，包括著名的“列宁遺囑”，也在校內秘密傳開。奧利別爾格被認為是最有經驗的特務之一。因此，內務部特委派他到這所師范學院去工作。 在蘇聯，高級党校教員的挑選工作特別仔細。只有絕對可靠、從沒參加過反對派而且受過党的高等教育和教育經驗丰富的共產党員，才有資格到那里工作。每一個被指定擔任這种教育工作的人、其歷史和個人履歷都要經過原屬單位各級党組織和人事處的反复審查，然后將匯集起來的材料送到內務部和党中央派代表組成的專門委員會查證核實。 假如沒有特別關照的話，奧利別爾格顯然永遠也達不到上面那些嚴格的要求一他不是俄共（布）党員，甚至連蘇聯公民也不是。從第一次莫斯科審判的官方速記稿中可以看到。他是一個立陶宛人，而且，他作為旅游者到蘇聯時所持的洪都拉斯共和國的身份證，也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用錢買的。除此之外，奧利別爾格沒受過高等教育。僅憑這一條，他就沒有資格在社科教研室里當一名教員。但盡管如此，莫爾恰諾夫仍然強行要中央最高党校人事處接受他委派的人，指出他的特工人員能夠而且必須在高爾基市工作。后來，中央補發了任命奧利別爾格為革命運動史教師的書面命令。 然而，任命奧利別爾格的事情仍相遇到了許多麻煩。他剛到高爾基市時。被介紹去見一個名叫葉林的人。此人是州党委委員，在党內的工作就是結識所有新上任的教師，指導他們如何處理政治問題。在与葉林的交談中，奧利別爾格回答問題時頭緒混亂。敘述自己的經歷時又矛盾百出，最后只得承認自己根本不是學歷史的，也不是聯共（市）党員，而且還不是蘇聯公民。葉林怀疑奧利別爾格偽造證件，馬上就把這個情況何高爾基市的內務分局和党中央作了匯報。莫爾恰諾夫知道此事后，手忙腳亂地直向中央挂電話。葉若夫召見了葉林。命令他別找奧利別爾格的麻煩。“就讓他在學院里教課吧！”這個插曲，我們在后面還要看到，在第一次莫斯科審判時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并導致了葉林的被害。 一九三六年初，當第一次審判的准備工作全面展開時，莫爾恰諾夫就以奧利別爾格充當內應，要他在扮演被告的角色時，做出假口供，以陷害列夫·托洛茨基以及那些已經被捕，又為斯大林決定將其送上法庭的老布爾什維克。 要奧利別爾格充當這一角色無須施加什么壓力。給他的解釋十分簡單。因為他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爭中表現出色，所以才選他來完成這一光榮任務；他應該幫助党和內務部消滅托洛茨基主義，應該在即將開庭的審判中，揭露托洛茨基為反蘇聯政府的陰謀組織者。同時、奧利別爾格還被知會，無論法庭給他判什么刑。他都將被釋放。然后到遠東地區去擔任一個重要職務。 奧利別爾格在內務部認為有用的全部“審訊筆錄”上簽了名。他甚至簽字承認：（他）奧利別爾格，是由謝多夫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派到蘇聯來組織謀殺斯大林的恐怖活動的。到蘇聯后，他就開始在高爾基市當教師，在那里与其他托派分子建立了聯系。他們共同制訂了謀殺斯大林的計划。据奧利別爾格交待，這個計划的內容是：派一個由堅定的托派分子組成的學生代表團到莫斯科去參加“五·一”游行。借這些學生之手，趁斯大林象往常那樣站在列宁墓上的時候，殺死斯大林。奧利別爾洛還供認自己是蓋世太保的間諜，并且托洛茨基也知道這一情況。 為了徹底粉碎“托洛茨基的陰謀”，莫爾恰諾夫還命令奧利別爾格把自己的一些私人好友也說成是恐怖分子，而這些人大都是因受希特勒迫害干一九二三二年逃到蘇聯來遇難的立陶宛人和德國人。這些出賣朋友的要求，使奧利別爾格大出意外。他理解斯大林反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是出于什么動机，但他弄不懂神通廣大的內務部為什么要收羅假證据來迫害那一小部份有幸在蘇聯避難的逃亡者。奧利別爾格懇求莫爾恰諾夫別強迫他污蔑自己的朋友，但莫爾恰諾夫卻提醒他；必須執行命令。不得加以指責。 奧利別爾格本來既不勇敢，更無堅強的意志。盡管他知道自己僅僅是個假被告。今后也只是個假罪犯，但殘酷的鐵窗生活和此案其他被告的絕望。早呼破了他的膽。他擔心，抗拒莫爾恰諾夫的命令會使他這個假被告馬上變成“真正的”被告。所以，他最后還是在要求他作證的一切材料上簽了字。 在官方關于第一次莫斯科審判總結報告中所提到的人中間，只有一個是奧利別爾格的朋友，即一個名叫佐羅赫·弗里德曼的年輕人（奧利別爾格說他是“蓋世太保的特務”）。然而，在內務部那些未公布的，具有奧利別爾簽字的審訊筆錄中，我還看到了其他人的名字。那些人全是他奉命加以污蔑的老朋友。我記得很清楚，其中有貝霍夫斯基兄弟，兩人都是化學家。莫爾恰諾夫之所以要利用這兩人。是因為恐怖活動需要“制造炸彈”的罪犯。還有一個人名叫哈茨克·吉列維奇。他的罪名是企圖殺害繼基洛夫之后接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一書記的日丹諾夫。 伊薩克·賴因霍爾該是內務部手中的另一件很有威力的武器。我早在一九二六年就認識了此人。他三十八歲，身材魁梧，生動的臉膛頗有誘惑力。他衣著考究，從外表上看絲毫不象蘇共党員，而象是革命前的貴族。 盡然不是老党員，賴因霍爾德卻憑著自己那超群的能力和与財政人民委員格里哥里·索科里尼柯夫的親戚關系，在政界里青云在上，身居要職。二十九歲時。他就成為了蘇聯經濟代表團的成員，參加了与法國政府的談判，并當上財政人民委員部的辦事員。在索科里尼柯夫的別墅里。賴因霍爾德結識了許多杰出的布爾什維克。其中包括加米涅夫。与成千上万的年輕党員一樣，賴因霍爾德起先傾向于反對派，但很快就离開了，再也不參加党內外爭，而把全部精力用去搞行政工作。被捕前，他是棉紡工業總管理局局長。 一九三六年初。內務部領導們協同葉若夫為面臨的審判挑選“被告”候選人時，賴因霍爾德也被選中了。原因很簡單：他与加米涅夫和索科里尼柯夫有私交，正好可以被利用作證人來加害兩人。另外，賴因霍爾德曾站在反對派一邊。雖然時間很短，但仍可以利用這點來對他進行訛詐。 賴因霍爾德就這樣被捕了。偵訊人員向他宣布：內務部掌握著加米涅夫拉他加入恐怖組織的材料，所以要他揭露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說他們是陰謀反對蘇聯政府的頭領。莫爾恰諾夫千方百計地想讓賴因霍爾德相信，只要揭露了這些人，他就可以保住性命。然而賴因霍爾德堅決否認參加過任何陰謀活動，并极力向莫爾恰諾夫證明。在一九二九年以前，他還從沒見過加米涅夫。 莫爾恰諾夫一無所獲，只得把賴因霍爾德交給由內務部行動局第二把手切爾托克負責的審訊小組。切爾托克是個臭名昭著的無賴和迫害狂。他和他的手下与賴因霍爾德苦戰了將近三個星期。他們對他進行持續不斷的審訊。有時，一次審訊就長達四十八小時，中間不准休息，不准吃飯，也不准睡覺。有時，他們利用他對家庭的眷戀之情。當著他的面，在逮捕他全家人的拘票上簽字。然而，要摧殘賴因霍爾德的意志和鋼鐵般的身体，三個星期的時間還不夠。 在用盡所有常用的刑訊手段之后，莫爾恰諾夫按葉若夫的示意，設下了這樣一個圈套。他們讓賴因霍爾德安靜了几天，然后，在一天半夜，突然將他從床上提起來送到審訊員面前，送給他一份內務部特別委員會的假判決書。在這張蓋著官方大印的紙上寫道，伊薩克·賴因霍爾德因參与托一季陰謀活動被判處槍決，其家人全部流放西伯利亞。 這時，莫爾恰諾夫就作為賴因霍爾德的老熟人，出面相勸，要他寫一份請求寬怒的申請書，并直接交給党中央書記葉若夫。他說，這樣一來葉若夫就將下令推遲死刑執行日期，并將案子复審一次。賴因霍爾德听從勸告、馬上給葉吉夫寫了一份很長的申請。 第二天夜里，莫爾恰諾夫又將賴因霍爾德叫去，說葉若夫已看過申請，并愿意下令撤銷特別委員會的判決，但有一個條件，即賴因霍爾德必須答應對“揭露托一季匪幫的罪行”的偵訊工作提供幫助。這樣一來，就等于讓賴因霍爾德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他若拒絕招供，不想加害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自然就會導致死刑馬上執行，相反，若同意按審訊要求供認一切，就意味著得救。莫爾恰諾夫深信，受到死亡威脅、命在旦夕的賴因霍爾德肯定會死死抓住葉若夫給的稻草不放，可實際上，賴因霍爾德比莫爾恰諾夫所預料的要勇敢得多。他也提出了一個條件：他同意在任何供認上簽字，不管那些供認是污蔑他自己或是誹謗別人的，但有一條前提條件，即必須由党中央委員會主席葉若夫親自向他宣布。党認為他是沒有任何罪過的，是党的利益需要他在這些莫須有的罪名下簽宇。莫爾恰諾夫警告他說，提出任何反要求的企圖都可能被看作是拒絕接受葉若夫的條件，這樣做不會有好下場。可是，賴因霍爾德堅持己見，不肯讓步。 次日，莫爾恰諾夫將賴因霍爾德的情況向亞果達作了匯報。莫爾恰諾夫急于弄到一些有關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罪證，傾向于接受賴因霍爾德提出的條件。但亞果達卻堅決反對。他禁止莫爾恰諾夫与賴因霍爾德這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做交易”，深信如果再讓賴因霍爾德在死亡線上掙扎一段時間，無須讓步，他也會繳械投降。 然而時間不留人。斯大林迫不及待地等著偵訊結果．可內務部弄到手的只有一份可以作為證据來指控托派被告人的供訴，而且在上面簽字的還是內務部的奸細奧利別爾格。更糟糕的是，這份供訴中沒有任何可以危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聲譽的材料。因此，必須采取緊急措施，使偵訊工作擺脫窘境。 葉若夫終于親自插手此事了。 他感到惊奇的是， 為什么內務部就只知一味地“走正門”。葉若夫將賴因霍爾德從牢中召去，以中央名義向他宣布，賴因霍爾德只要幫助內務部揭發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能證明自己的無罪和對党的忠誠。這次談話之后，賴因霍爾德的表現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本是審訊員切爾托克的死對頭，現在卻搖身一變，成了他最熱心的助手。審訊机關要求他在什么供訴上面簽字，他就在什么上面簽字，甚至還幫助偵訊人員修改自己的假供訴。 賴因霍爾德与奧利別爾格相反，根本不過問自己可能被判處什么刑。他把一切都寄托在斯大林和葉若夫的人品和良心之上。下面我們就將看到，賴因霍爾德為內務部准備虛构的審判提供了多么大的幫助。在法庭上，他不僅是內務部時主要武器，而且還是檢察長維年斯基的得力助手。在被利用的人當中，賴因霍爾德發揮的作用之大，是奧利別爾格遠遠不能相比的。作為一個外國人并常住在國外，奧利別爾格不可能成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老一代党的領袖們的“敵對活動”的直接見證人。相反，賴因霍爾德身為蘇聯政府高級干部，卻完全有可能參与同原反對派領袖的秘密會談。 賴因霍爾德甚至在這樣一份認罪書上簽了字。作為托一季組織的成員，他曾准備殺害斯大林，并在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巴卡耶夫的親自領導下，“創造性”地展開了犯罪活動。除此之外，賴因霍爾德達作證說，殺害基洛夫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手策划的。恐怖活動不僅針對斯大林，而且還將危及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和其他領袖人物。 他這個“證人”的作用之大，竟使審判鬧劇的組織者們決定突破先前的設想。讓他的口供不僅僅局限于陷害加米涅夫和季偌維也夫。現在，有他簽字的供拆几乎涉及到所有的老党員，這些人往后統統將被送上法庭。按葉若夫的要求，他還在供訴中污蔑了原蘇聯政府首腦李可夫，原政治局委員布哈林、托姆斯基，并對伊万·斯米爾諾夫、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帕爾·瓦加尼揚進行了誹謗。 賴因霍爾德与偵訊工作領導人的合作走得太遠了，竟使他們一時忘記了他也是一個被告。使此，在賴因霍爾德時“證言”中出現了一种怪現象、這些供訴听上去似乎不是出自于一個不久前還蓄意殺害斯大林的死不悔改的恐怖分子之口，而是出自于一個義憤填膺的公訴人之口。他無比憤慨地將他參与過的所謂陰謀組織說成是“不擇手段破坏國家強盛的反革命集團和由殺人犯組成的匪幫”。 賴因霍爾德的供訴經內務部經濟局局長米隆諾夫以及阿格拉諾夫的仔細審查后，由亞果達轉給了斯大林。第二天，斯大林批准了這些材料。并在上面做了一處使內務部領導人极度惶恐的修改：賴因霍爾德在供訴中說，季諾維也夫堅決主張殺害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塞洛夫．可是，斯大林親筆將莫洛托夫的名字划掉了。 亞果達不敢多問，只得吩咐偵訊小組負責人在提取被告有關殺害党和國家領導人的口供對，別再提到莫洛托夫的名字。顯而易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間出現了裂痕，因此，莫洛托夫隨時都可能從國內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就象斯大林以前的寵臣，俄羅斯聯邦政府主席司爾佐夫的下場一樣。內務部的工作人員都知道，斯大林任何事情都做得出來。今天，他從陰謀分子所要殺害的犧牲者名單中把莫洛托夫一筆划掉，那么明天，就會將他列入這個陰謀參与者的名單里，說他蓄意殺害“領袖”。 鑒于這一插曲有助于說明莫斯科審判，是斯大林的整個政治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我將在后面的章節里專門加以揭露。 斯大林還對賴因霍爾德的供訴作了另外一些修正。有的修正還象樣，但更多的改動卻顯得不論不類，內務部領導們在反复誦讀時，往往忍不住要露出嘲諷的冷笑，要不然就低聲嘻笑一番。比如，賴因霍爾德在供訴中交代說，季諾維也夫堅決主張殺掉斯大林和基洛夫，而斯大林在讀過這一段之后，又附了一筆：“季諾維也夫聲稱，光砍掉大橡樹還不夠。周圍長出的小橡樹，也必須連根拔掉”。 后來，國家公訴人維辛斯基在法庭上把這一比喻有聲有色地重复了兩遍，討得了斯大林的歡心。 在另一段供訴中。賴因霍爾德污蔑加米涅夫曾极力論證采用恐怖手段的必要性。斯大林在此又加了一句仿佛是加米涅夫本人說的話。“斯大林的統治，象花崗石一樣堅硬，所以盼望這塊花崗石會自行破碎的想法，是愚蠢透頂的。換言之，就是必須去砸碎它。” 審判組織者手中還有另一件武器，那就是里哈德·皮克爾。他不是老党員，偵訊小組之所以需要這個人，僅僅因為他擔任過季諾維也夫的秘書處主任。葉若夫和亞果達認為，這一情況必然會使皮克爾誣陷季諾維也夫的供訴具有說服力。 我十分了解皮克爾。他心地善良、待人和气，生來多愁善感，年輕時還寫過一些抒情詩，后來改寫散文，是蘇聯作協的成員之一。 皮克爾曾積极參加過國內戰爭，是第十六軍政治處主任。他与賴因霍爾德一樣，也加入過反對派。但時間不長，与反對派決裂之后，他就再也沒得到重用。被捕前，是莫斯科室內劇團的經理兼党委書記。皮克爾愛好戲劇，非常滿意自己的工作。他遠离政治活動，把全部業余時間都用來搞文藝創作。同時還搞一些有劇團青年女演員參加的風流事。除此之外，他還是個扑克迷，而且主要是与內務部的一些重要干部玩牌。這個圈子里的人都很喜歡他。把他稱為牌場高手和“好交際的小伙子”。而且，他還受到這些人的妻子的熱心關照。 星期日，皮克爾常常在這些身居要職的契卡工作人員的郊外別墅里廝混，隨心所欲地使用他們的專用汽車和其他生活福利。一九三一年的整個夏天，他都是在莫斯科州內務分局局長那幢鄰近斯大林府邸的別墅里度過的。由于內務部這些朋友的關照，他曾兩次到國外作愉快的旅行。一次到歐洲，一次去南美。 皮克爾的朋友們得知葉若夫和亞果這決定要把他作為被告送上審判台時，都為他感到由衷的難過。他們极力為他求情。但毫無作用。不過，當亞果達告訴他們，皮克爾不會去集中營服刑之后。他們也就對必須逮捕他的決定听之任之了。亞果達也沒說空話，皮克爾后來被送到內務部管轄的一個大建筑工地去當了個施工主任。 皮克爾因突然被捕而嚇得喪魂落魄。不過，他盡管生來脆弱，但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抗拒偵訊員的逼供。亞果達決定求助自己手下那些与皮克爾有交往的部下。這些人都是內務部各處的處長，如蓋伊，沙宁和奧斯特洛夫斯基等等。于是，從那以后， 審訊在皮克爾看來意象是過家庭生活一樣， 再也沒有人凶神惡煞地問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參加反對派有多長時間？”再也沒人要他坐在內務部人員的面前， 稱后者為什么“偵查員公民” 。他完全可以隨隨便便地叫他們的小名：“馬克”、“舒拉”、“約希亞”。如果再往桌子上放一副扑克，那一切看起來就跟他沒被捕以前一個樣，可以病痛快快地玩玩牌。然而。此時坐在“馬克”、“舒拉”、和“約希亞”對面的皮克爾，畢竟是犯人。他們開誠布公地告訴他，他們無法救他出獄，因為這是“上面的要求”，但如果他愿意幫助內務部，以自己的供述來揭發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他們就敢為他擔保：無論祛庭判他什么刑，他們都不會讓他去集中營，而保他“監外”服刑，到伏爾加河邊一個大工地去當主任。 皮克爾屈服了。他只請求讓他見見亞果達，以證實這一切許諾。亞果達同意与皮克爾談話，并十分慷慨地保證一切許諾都將兌現。這以后，皮克爾被轉送到米隆諾夫手下，后者為他擬了一篇供訴，并要他簽字。在米隆諾夫的辦公室里，皮克爾同以前的老朋友賴因霍爾德見了面，后者也屬米隆諾夫差譴。就這樣，皮克爾接受了在未來的審判鬧劇中擔任一定角色的任務。 在米隆諾夫為他准備的供訴中，皮克爾承認在季諾維也夫的一再堅持下。他和巴卡耶夫、賴因霍爾德一塊進行了刺殺斯大林的准備。他還為賴因霍爾值的一項供詞作證，說原托派分子德雷采爾企圖策划對优羅希洛夫的暗殺。但皮克爾供訴的主要內容是針對季諾維也夫的。 皮克爾踢賴因霍爾德不一樣。賴因霍爾德是時刻准備在一切要他簽字的供訴上簽字，并相信這是在完成党的任務。皮克爾則相反，他基本上拒絕做假口供去加害其他被告。指控季諾維也夫是唯一的例外，因為他認為這是對亞果達的許諾的交換條件。也曾有人要他作證誣陷其他被告，但皮克爾為自己訂了一條規矩。如果被捕者已經“坦白”，或者已經被其他被告誣陷，他皮克爾才同意證實這些供述。同時，他堅決拒絕誣陷那些連內務部都還沒掌握其黑材料的人。賴因霍爾德是以其特有的干勁，全力以赴地幫助偵訊人員，皮克爾則相反，表現得消极、冷漠。他逐漸失去了好交際的天性，變得十分孤僻，意志消沉到了极點…… 然而，我們已經知道，皮克爾被指定扮演直接誹謗季諾維也夫的角色，因此，偵訊領導人開始為他的心理狀況感到不安。他們擔心他會失去理智。所以亞果達命令皮克爾的那些老朋友常去獄中看望他。向他表示關心和同情。皮克爾被轉到一間較舒适的囚室。沙宁、加伊和奧斯特洛夫斯基等人常常去看望他。他們總還要隨身帶上一副扑克，一些火腿面包和飲料，在他那里一直坐到深夜才散。他們的探望使皮克爾的情緒穩定了一些。他又開始提起精神，象以往那樣說說俏皮話有時甚至忘了自己身在獄中，但有時又突然清醒過來，十分嚴肅地嚷道：“哎，伙計們，真可怕呀，看你們把我扯進了一個多么肮髒的勾當里。等著瞧吧，今后你們再也不會和我這個高明的牌友相會了！” 瓦連京·奧利別爾格、伊薩克·賴因霍爾德和里哈德·皮克爾的供訴，為內務部領導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爾諾夫、巴卡耶夫、帕爾一瓦加尼揚和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起訴提供了必要的材料，為開庭審判打下了基礎。現在，審判組織者所面臨的工作，是利用這些假供訴來訛詐原反對派的首領，從他們口中掏出有關參加過反政府陰謀的“認罪書”。 其實，僅有奧利別爾格、賴因霍爾德和皮克爾的證詞還是遠遠不夠充分的。為了達到既除掉反對派須袖，又鎮壓反對派一般成員的目的，斯大林要求在審判大廳內讓人民看到，反對派的活動范圍遍及全國，各州、市几乎都有反對派的恐怖小組在活動。 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反對派成員從遠處的監獄和集中營被押到莫斯科。按照斯大林的意圖、這些人應被指控為恐怖小組的成員，內務部偵訊人員應該先從這個“寶庫”中挑選一些人，對他們進行“加工”，讓他們在審判鬧劇中扮演普通角色。 但是，如果說內務部頭頭們比較輕松地獲得了象賴因霍爾德和皮克爾這類人的“坦白”的話，那么，在中間環節同時開始行動的偵訊人員卻是費盡心机也沒取得應有的成果。与他們打交道的犯人。堅決否認參加這恐怖活動。而且，大部分人都有不在現場的鐵證——他們多年來一直被關在監獄里、集中營里和偏遠地區的流放地。莫爾恰諾夫經常催促偵訊人員，而后者的自尊心也因不能獲得上司所需要的結果而受到傷害，同時，他們的精力也几乎消耗殆盡。最后，他們意識到再這樣搞下去已沒希望，便在莫爾恰諾夫主持的一次例行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缺乏強有力的手段使“被告屈服”，從其口中擠出供訴。亞果達那條禁止使用威脅和許諾的密令，實際上解除了他們与受審人作斗爭的武器。 莫爾恰諾夫故作惊訝，他不相信他們這些經驗丰富的、有多年“机關”工作實踐的契卡，竟會如此死板地理解人民委員的命令！他說： “契卡人員不但應該是优秀的偵訊員、而且還應該成為內行的政治家。”接著，他又弦外有音地補充道：“應該善于判別什么与他有關，什么与他無關，什么是他必須的，什么出于最上層人物的理想而一時不能執行的。” “可究竟該如何判別呢？”一個偵訊員問道。“命令是人民委員親筆簽發的，而且是專門發給我們的！” “您馬上就會明白該怎么判別！”莫爾恰諾夫打斷了他的話。“我以人民委員的名義正式命令您：去找您的受審人，把他們好好收拾一頓！把他們踢翻在地，踏上一只腳，直到他們坦白交待為止！” 到會者都知道這一無恥之言是出自誰的口。早在一九三一年。原內務部經濟局局長普羅科菲耶夫向斯大林匯報有關被捕的孟什維克蘇漢諾夫、格羅曼、舍爾等人的情況時．斯大林就說過這句話。當時，由于普羅科菲耶夫沒能強迫這些人坦白自己曾与外國的總司令部進行過談判，斯大林极為不滿，于是對他說：“把他們踢翻在地，踏上一只腳，直到他們坦白交待為止。” 那次例行會議結束后。偵訊人員們就開始全力以赴地“補上這一課”。可剛開始的時候，一切還是照舊，不見成效。莫爾恰諾夫主持的那次例行會議已經過了整整兩個星期，這一支偵訊大軍才勉強從一個被告口中掏出一份“坦白”。而斯大林成天都在催問偵訊工作的進度。為了加快進度。莫爾恰諾夫征得亞果達的同意，又召開了一次偵訊人員的會議，并邀請中央書記葉若夫出席。 葉若夫在會上發言，強調了未來的審判對全党具有的极其重大的意義。接著，他號召偵訊人員們對党的敵人應該更強硬、更無情。葉若夫的發言充滿了許多口號，如“布爾什維克面前沒有攻不破的堡壘！”以此刺激偵訊人員的自尊心。但是是，使与會者印象最深的，是他發言中那一段直接針對他們的新論調。他說：“如果你們中間有誰感到疑慮和不安，如果有人由于某种原因感到自己無力戰胜托∼季匪幫。那就請他說出來，我們可以不讓他再搞偵訊工作。”所有与會者都明白這樣做的后果是什么：拒絕偵訊“托一季匪幫”一案，就將被看作是對“案子”組織者本身的抗議。那樣一來，拒絕者馬上就會被捕入獄。現在，每一個与會者都已經意識到，誰不能從受審人口中掏出“坦白”，誰就有同情受審人的嫌疑。 果然，會后頭一個星期就突然得到了大量的“坦白”。內務部特別政工局某處處長尤日內，是個道德敗坏、聲名狼藉的惡棍，他領導的那個偵訊小組，一下子就使五個被告作了坦白，而且這五個人的供訴都涉及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五個是來自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馬列主義教員，不久前才入獄，并且從來沒有參加過反對派。他們的罪責只在于他們的學校里發現有非法的托洛茨基小組在活動。尤日內的成功秘訣很簡單。他得知頭頭們是怎樣對付賴因霍爾德和皮克爾的情況后，馬上就對可怜的教員們采取了同樣的簡單易行的手段。 莫爾恰諾夫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了一次特別會議，嚴厲批評尤日內及其助手們的做法。原來，在他們審訊的案件中，不允許用“為党的利益”這种說法去勸說被告，讓他們做出供訴。揭發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必須強迫他們認識到自己罪大惡极，并愿意悔改；莫爾恰諾夫說：“你們這樣做根本不是真正的審訊！” “哪怕現在我也可以到盧比揚卡廣場上去”，莫爾恰諾夫繼續說道，“召集一百個党員，對他們說，党的紀律要求他們為党的利益起來揭發手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只需一個小時，我就可以收到一百份有他們簽字的供訴！誰也沒給你們權力以党的名義去對犯人許諾！這种方法嘛，”莫爾恰諾夫教訓道：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對特別重要的被吉才能使用。而且事先必須得到葉若夫同志的特許。而你們在進行審訊時，則必須使受審人每時每刻都相信你們确确實實認為他們有罪。你們可以利用他們對家庭的眷戀之情，可以利用涉及他們的子女安危的特別法令，干脆說，可以利用你們想得出的一切手段。然而，若要遷就被告本人的意見，承認他本人無罪，以這种代价來換取他們的供訴，卻是決不允許的。” 審判的組織者們把奧利別爾格、賴因霍爾德、皮克爾變成了听使喚的“三套車”之后，便著手擴大案件的規模， 首先，被內務部抓來開刀的，是被奧利別爾格按莫爾恰諾夫的指令加以誣陷的那些人。明斯克有很多人被捕，因為奧利別爾格當年從德國來莫斯科的時候。曾在明斯克的親戚家呆過；高爾基市也進行了大逮捕。因為奧利別爾格曾在那里當過教師。在高爾基市被捕的人當中，有我提到過的葉林，他是高爾基州委常委委員，有師范學院院長費多托夫，還有索科洛夫、孔托爾和涅利多夫，他們都是師范學院的教員。 正是這個葉林，曾把自己對奧利別爾格的怀疑報告給內務部和党中央，并在電話中接到葉若夫關于不准再刁難奧利別爾格的命令。所以葉林明白，奧利別爾格根本不是審判組織者向全國宣布的什么托洛茨基的密使、而是內務部的奸細。總而言之，葉林知道得太多、所以未經任何審判便被槍決了。但奧利別爾格后來在法庭上列舉那些蓄意殺害斯大林的恐怖分子時，還是提到了葉林的名字。 師范學院院長費多托夫，也是奧利別爾格“供”出來的。起初，他在高爾基州內務分局受審，后來，又被押往莫斯科，在莫爾恰諾夫和科什的監視下受審。我曾有幸讀到費多托夫的供訴，所以我估計他一定會在被審席上占一個顯著的位置，因為供訴中說他是奧科別爾格的得力幫凶，并蓄意殺害斯大林。可是他根本沒出庭。也許，審判的組織者們信他不過，害怕他改變在內務部受審時所交待的口供。 費多托夫本人也“供”出了不少人。當然是在莫爾恰諾夫的要求下“供”出的。在這些“同案犯”中，本來還有在列宁格勒工作和著保物理學家、科學院院士約費。但莫爾恰諾夫在克里姆林宮會議上向斯大林匯報費多托夫的供訴時。斯大林突然說：“把約費的名字刪掉。我們根本用不著他！”這話使莫爾恰諾夫大感意外，因為在兩周前，正是他斯大林親自下令把約費當作同案犯寫進費多托夫的供拆之中…… 索科洛夫和涅利多夫都是高爾基市師范學院的教員，奧利別爾格在供訴中提到過他們。對他們的審訊，是由克德羅夫進行的。克德羅夫原是內務部外事局的工作人員。后編入該局副局長鮑里斯·別爾曼領導的偵訊小組。我們在此說到的克德羅夫是小克德羅夫，大約三十二歲，出生于老革命者家庭，父親是物理學家，曾与列宁一起住在瑞士。十月革命后，老克德羅夫在全俄肅反委員會任職，以在阿爾罕格爾斯克极其殘暴的鎮壓沙俄舊軍官而出名。那次鎮壓，是在紅軍剛剛攻克這座城市后進行的。兩年后。老克德羅夫被診斷出息有精神病，并被送去治療。后來逐漸恢复正常，但醫生認為他不能再擔任領導工作，于是中央就讓他退休。為他撥了一筆特別養老金。 老克德羅夫的外貌特別引人注目。高高的個子、腰板始終挺得筆直，相貌英俊，臉色黝黑，一雙大眼睛又黑又亮，象火球一樣灼灼逼人。我覺得、這是一個生性好斗，充滿反抗精神的人。他那一頭象烏鴉翅膀一樣的黑發，始終是蓬松散亂的。那雙特別生動的眼睛，好象時刻都在燃燒。也許，那是瘋狂的火焰。 小克德羅夫形似父親。但沒繼承下父親那令人注目的古怪外貌。他很謹慎，性格內向，始終埋頭于自己的工作。由于缺乏批判思維的能力，他總是把党和上級所說的一切都當作不可違抗的金科玉律。 索科洛夫很快就被克德羅夫制鋼了。他同意為奧利別爾格的供訴作證，說打算在紅場上舉行“五·—”節游行時派學生代表團刺殺斯大林的陰謀屬實。 克德羅夫利用了京科羅夫眷戀家庭，害怕株連親人的弱點，以及他對党紀的篤信。作為一個每天都必須教導學生仇視反對派領袖的歷史教員，索科洛夫原則上并不反對在抵毀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假供訴上簽字，何況這還是党中央的需要。實際上，索科洛夫關心的只有一個問題：怎樣才更容易得救，是在強迫他簽字的“認罪書”上簽字呢，還是拒絕污蔑自己。 假使索科洛夫相信法庭能公證地審理對他提出的指控，使他免受內務部的栽贓誣陷，那他肯定會表現得十分堅強。但他對法庭毫無指望。作為党的一名老練的宣傳家。他很清楚，既然誣陷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的其他政敵的事件發展得這么快，那么，法庭所能起到的唯一作用，便是做听命于中央的輔助工具。在這种情況下，無論法庭還是內務部，都得按同一渠道發出的命令行事。索科洛夫顯然別無他法，只有屈服于偵訊人員的壓力，無條件地向內務部投降。 克德羅夫還撬開了另外五個犯人的口。誰也弄不清他能夠感化受審人的真正秘訣是什么。反正，莫爾恰諾夫很滿意他的工作，特別在例行會議上表揚了他，說他是個有本事的偵訊員。 有天晚上，我同鮑里斯·別爾曼去見外事局局長斯盧茨基，正打內務部大樓的一條走廊經過時，突然從克德羅夫的辦公室里傳出一陣撕心裂肺的嚎叫聲。我們見然止步。掀開門一看，見到高爾基市師范學院的化學教師涅利多夫正坐在一張椅子上。此人是原沙俄駐法大使的孫子。涅利多夫的面孔因恐懼而變了形。偵訊員克德羅夫也正處于歇斯底里的瘋狂之中，一見到自己的上司別爾曼，克德羅夫赶緊進行解釋，說涅利多夫剛剛供認了想殺害斯大林，卻又突像翻供。“瞧吧，瞧吧”克德羅夫歇斯底里地嚷道，“瞧吧，瞧吧，他已經寫了：‘我承認自己參加過……’可突然又停筆了，不愿再寫下去。不能就這樣便宜了他……我要親手掐死他！” 克德羅夫在上司面前如此不檢點，真使我大為吃惊。我詫异地看著他。猛然間，我發現他眼中有一道磷光和閃爍不定的火花，与他發瘋的父親雙眼中的一模一樣。 “瞧吧！這是他親自寫的……”克德羅夫繼續嚷道。 克德羅夫的那副模樣。仿佛是他因涅利多夫的罪過而失去了生命中最珍貴的東西，仿佛他才是涅利多夫的受害者，而不是相反。我又注視了一下涅利多夫，這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有一張典型的俄國知識分子的文靜臉蛋。很明顯，克德羅夫把他嚇坏了。他陪著負罪的笑臉。喃喃地對克德羅夫說道。“我不知道我這是怎么了……我握住的筆不听使喚。” 別爾曼命令克德羅夫停止審訊，把受審人送回囚室。 進了斯盧茨基的辦公室后，我們就把這件事告訴了他。在那里我才知道這樣的場面已經屢見不鮮。別爾曼對我和斯盧茨基說．几天前，他和几個干部听到克德羅夫的辦公室里有瘋狂的尖叫聲，馬上就沖了進去。他們發現克德羅夫失去了理智，殺气騰騰的，正在指責受審人妄圖吞下他桌上的墨水瓶。這個受審人是列宁格勒馬列主義學院的教授弗里德蘭。“我一下子呆住了”，別爾曼講道，“能看到了那個墨水瓶，菱形的，又大又重，格當于男人的兩個拳頭……‘克德羅夫同志，你不能這樣呀，不能說這种話呀！’弗里德蘭這樣低聲嘟噥著，顯然被偵訊員嚇住了。那時我突然意識到克德羅夫發瘋了”，別爾曼繼續講道“假如你們能听听他是怎樣審問犯人的，就一定會下決心把他赶出偵訊小組，他的邏輯太混亂，思維太模糊……不過話說回來，他在瓦解某些犯人時。的确又比最优秀的偵訊人員來得快。真奇怪，好象他對某些人有一种魔力……” 別爾曼還說，在墨水瓶事件后他找過莫爾拾諾夫，請求他別再讓克德羅夫作偵訊工作。但莫爾恰諾夫不同意，并說克德羅夫只要還能從犯人口中擠出口供，他就不會辭掉他。 許多對莫斯科審判持批判意見的外國人士都有這樣一個猜測：被告之所以認罪，一是因為受了催眠術或特殊的刑的影響。但我從沒听偵訊人員們說起過這种事。至少在第一次審判時沒動用過這种手段。即使用過。我也一無所知。我确信，克德羅夫具有某种催人入眠的奇异本領。盡管他本人也許并沒意識到這一點。涅利多夫當時的表現，正好說明他具有這种功能。 克德羅夫最終還是沒有征服涅利多夫。与其他被告相比，涅利多夫具有一個突出的特點：他出生于一個被革命推翻了的貴族家庭，沒入過党，因此沒有絲毫“党員的責任感”。任何詭辯也不能說服他，使他認為自己有義務跪在党面前。誣陷自己，承認自己企圖破坏党的“團結統一”。 審判的組織者們曾打算制造一种有關托派分子与沙皇大使的子孫，為實現共同的“恐怖綱領”而狼狽為奸的神話，但由于涅利多夫的“冥頑不靈”，這一打算未能得逞。 有天晚上我下班回家時，听到身后有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我一回頭，看見是克德羅夫。他急匆匆地赶上我。白天他就給我打過兩次電話，約我見面，但我太忙，沒机會与他交談。現在。克德羅夫追上我后，便向我說，他想与我商量一件很棘手的私事。他認為要商量這件事只能找我，而不能找任何其他人。 事情是這樣的。他父母有個朋友。姓伊利英。是個無可指責的共產党員。早在革命前，老克德羅夫夫婦就与伊利英在西伯利亞流放地結成了朋友。過去，伊利英和妻子經常到克德羅夫家喝茶聊天。“前天，也就是星期六，他們還來過我家”，克德羅夫緊張不安地說道。“可昨天他們都被捕了……”他望著我，心慌意亂，好象一個□病患者，在等候醫生診斷。 他接著又問道：“您怎么看。我父親是否該給中央寫一份書面報告？我父親說，他有義務告訴党，說伊利英夫婦作為他在西伯利亞流放時的老朋友，如今還經常到我們家和我們一起聊天。” 我對這個問題并不感到惊奇。那些日子里已經形成一個規矩：“每一個党員在得知自己熟悉的人被捕后，必須不等上級傳喚就主動去党的監察委員會交待与被捕者的關系。這樣做，才能證明被捕者的朋友對党毫無隱瞞，而且對党忠心耿耿。” 這种主動交待類似于中世紀宗教裁判所規定的“慈善禮拜”。在慈善禮拜日里，每一個教徒都可以自愿到宗教裁判所去忏悔自己的异端邪念和与异教徒的來往而不會受到懲罰。顯而易見，斯大林的新式宗教裁判所里的判官們，跟他們中世紀的老祖宗一樣，可以經常從這一儀式中獲益，收集到那些已遭迫害的人的黑材料，并發現新出現的异端源。 克德羅夫忐忑不安地等著我的回答。 “您父親大概沒同伊利英夫婦進行過任何反党的談話吧？”我戒備地問道。 “沒有，從來沒有！”克德多夫十分有把握地說道。 “那我認為他不必寫什么報告”我說．“伊利英夫婦還沒被開除出党，這就是說，党還是信任他們的。為什么您父母就不應該信任呢？是這回事吧？” “我非常高興您有如此高見”克德羅夫故作欣喜地感歎道。“真的，他們不僅同我們，而且還同列宁的弟弟德米特里·伊利奇一起喝過茶哩。列宁在世時，他們跟列宁也曾一塊進過餐！”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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