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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只愛獵奇而不在乎歷史事件的實質意義的人來講，在第三次莫斯科審判的被告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原內務部人民委員亞果達，而不是象布哈林、李可夫、拉柯夫斯基這樣的聞名世界的革命領袖。當然，這也不足為奇，因為把亞果達打成那些曾被他投入大審甚至處以死刑的人的同案犯押上被告席，确實給這次審判鬧劇增加了惊人的滑稽味。 但是，對于共產党員和那些對党史有所了解的人來講，這次審判的核心人物當然不是亞果達，而是最优秀的布爾什維克，列宁最親密的戰友—一布哈林。 當年，跟党的其他領袖們一樣，由于擔心托洛茨基的影響太大，布哈林也曾幫助過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去貶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將他擠出了政權核心。其實，當列宁在世之時，當党的領袖們還沒卷入爭權奪利和相互攻汗的漩渦中時，布哈林也跟別人一樣，在自己的文章中熱情洋溢地贊頌過托洛茨基。例如，在談到十月革命這一歷史性的胜利時，布哈林寫道： “托洛茨基是杰出的，無所畏懼的革命理論家，孜孜不倦的革命傳播者，是他，以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在全体与會者雷鳴般的掌聲中庄嚴宣布：臨時政府再也不存在啦！” 很多年以后，當斯大林控制的中央宣傳部已經讓“托洛茨基是反革命”的污蔑誹謗之言深入人心，老布爾什維克們當年寫的那些贊頌托洛茨基的文章，也就成了一個党員在歷史上所犯下的不可諒解的罪過，但只有斯大林例外，因為他也有這种“歷史污點”：列宁在世時，斯大林曾在《真理報》上著文道：“彼得格勒衛戍部隊轉向支持蘇維埃的關鍵行動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果斷而勇敢的行動，這一切，党將主要并首先歸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布哈林与斯大林結盟的時間，要比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長一些。當斯大林通過陰謀手段奪去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實權之后，布哈林還天真地認為，自己作為全党公認的思想家，理所當然地該在政洽局中坐第一把交椅。真的，這個位置不給他還能給誰呢？莫非，積极為列宁制定蘇維埃政策的不是他嗎？難道，為党和共產國際起草有關對外政策的基本文件的不是他嗎？現在，除了他，還有誰能按照馬克思列宁主義的真諦會确定蘇維埃國家的下一步發展道路呢？總不可能是斯大林這個平庸俗气的人吧？ 但是，布哈林注定要失算：他領導的右翼反對派很快就被排擠出了領導層，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党內斗爭，他本人也被驅逐出政洽局，后來又被開除出党。 基層党員們很久都弄不清楚，在上層，在政治局里，究竟發生了一些什么事變。直到見了有關內部通報之后，人們才開始明白，党內又出現了分裂，斯大林集團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的“右派”集團之間的對立已達到劍拔警張的地步。在莫斯科的高級官員中間，出現了這樣一則傳聞：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布哈林為斯大林的兩面三刀所激怒，當眾抖出了斯大林過去為拉攏他而私自對他講過的一句話：“布哈爾奇克，你我是喜馬拉雅山，其他人（即其他政治局委員）全是些可怜的小蒼蠅！” 听了這話，斯大林臉色突變，歷聲喝道： “造謠！布哈林想出這种話，是要煽動政治局委員們起來反對我！” 斯大林狼狽极了，因為類似的恭維話，他私下里几乎對每個政治局委員都講過。 在拉起右翼反對派之前，布哈林同斯大林親熱過很長一段時間。他倆的結盟，早從列宁口授“遺囑”時就開始了。在“遺囑”中，列宁建議中央免去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也表示了對布哈林的有點不放心。但總的說來，列宁對布哈林評价不錯，他說：“布哈林不僅是党的最可貴的和最偉大的理論家，他也應當被認為是全党所喜歡的人物。” 布哈林在党內的确很受尊敬，共青團員們甚至象對圣人那樣對他頂禮膜拜，盡管如此，我卻十分怀疑他能否成為“全党所喜歡的人物”。不過，這無關大局。事實上，列宁同布哈林私交很深，他只是要求其他人也都能象他那樣去對待布哈林。 斯大林曾把列宁的“遺囑”藏匿起來，而且，如果沒有克魯普斯卡妞，他早把這些令他又恨又怕的文件付之一炬了。要知道，在“遺囑”中，列宁贊揚了自己的每一個最親密的戰友，唯獨沒對斯大林說一句好話。后來，斯大林奪得党政大權之后，就采用了比簡單地銷毀几頁文件更有效的手段（從肉体上將“遺囑”贊揚過的人全部消滅干淨），把列宁的“遺囑”變成了一紙空文。 布哈林在被捕之前，過了一年多擔惊受怕的日子。眼見著第一二次莫斯科審判把他的摯友們全部殺光，他當然明白了自己將來的下場，只能日复一日地等待自己末日的來臨。 一九三七年初，布哈林終于被投進監獄。被捕后的頭兩個月，他一直拒絕交待“罪行”，也拒絕在那些早已為他准備好的供訴上簽字，盡管對死亡的長期等待早已弄得他筋疲力竭了。 這里必須補充一點有關布哈林的私生活的情況。一九三三年，四十五歲的布哈林遇到了一位絕代佳人——老革命家拉林的女儿。盡管她當時已經有了一個很年輕的，很有魅力的未婚夫（即著名党務活動家格里哥里·索柯里尼柯夫的儿子），可是她的心卻被個子不高，略微發胖和已經禿頂的布哈林給征服了。他們結了婚，還生了個儿子。看著嬌妻愛子，感情外露的布哈林完全陶醉在興奮和幸福之中。在政治上和仕途上，他運气不佳，可是個人生活中，幸運女神卻向他頻頻微笑。他哪里知道，正在策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莫斯科審判的劊子手們，已經將其嬌妻愛子納入了逼他投降的人質之中。 內務部也象對待其他受審人一樣，以斯大林的名義向布哈林許諾，只要他能滿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子就會安然無事，他本人也只會受點監禁之苦。為了證明這一許諾的真實性，葉著夫下令將拉狄克轉到布哈林的囚室里去。眾所周知，拉狄克在第二次莫斯科審判中沒被判處死刑。 讓拉狄克去說服布哈林，是應該生效的。雖然人們對拉狄克极不信任，可總不能否認明擺著的現實——拉狄克听信了斯大林的許諾，滿足了斯大林的要求，所以活了下來。其實，拉狄克在這件事中的表現還算正派，并沒去附合對布哈林的許多誣告。在同布哈林對質時，他甚至拒絕為一系列最關鍵的指控作證，這還引起了偵訊人員的明顯不滿。 斯大林很清楚布哈林同列宁的親密關系。他知道，布哈林非常珍視列宁臨終前對他布哈林所講的那几句熱情的贊揚諾。所以，斯大林決心首先對布哈林心中的依托予以毀滅性打擊。即通過法庭向全世界宣布；布哈林從來就不是列宁的親密戰友，而是列宁最凶惡的敵人。斯大林命令偵訊人員：必須讓布哈林承認，早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約簽訂期間，他布哈林就企圖暗殺列宁了。 為了完成斯大林的這一指令，內務部不得不逮捕一些過去的“左派共產党人”和“左派社會革命党人”，并強迫他們承認，布哈林當時曾對他們講到過殺害列宁和成立新政府的必要性。有些證人還被迫供認，那個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刺殺列宁的社會革命党徒卡普蘭，就是在布哈林的同意和慫恿下開槍的。 布哈林曾斷然否認這一指控，但名目繁多的刑訊手段，更重要的是對妻儿的擔心，使這一反抗從開始就顯得沒有多大力量。最后，在葉若夫和斯大林的私人代表伏羅希洛夫的督陣下，偵訊人員經過長時間的“工作”，終于迫使布哈林承認道：就算他布哈林真的從一九一八年起就打算殺害列宁吧。這樣，斯大林又添了關鍵的一局。 然而，兩天之后，當布哈林看過經斯大林親自審閱和修改后的“審問筆錄”時，他突然翻供，拒絕在上面簽字。那上面寫著，很早以前，他布哈林得知德國政府居然為列宁提供火車包廂，同意列宁在戰爭狀況下穿越德國的時候，就開始怀疑列宁同德國人之間有什么見不得人的勾當。而后來，布爾什維克掌權之后，看見列宁一再堅持要同德國單獨簽訂屈辱的停戰協議，他布哈林就從怀疑轉為确信，進而生出刺殺列宁和成立有反對同德國人講和的左翼社會革命党人參加的新政府的罪惡念頭。讀完這些要他馬上簽字的“供詞”，布哈林气得拍案而起：“斯大林這是要把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呀！”一點不錯，斯大林确實是想讓過去那种說列宁是德軍統帥部的奸細的謠言死灰复燃。為此，布哈林堅決拒絕參加這場正在加緊排練的審判鬧劇。 現在，要強迫布哈林再次合作，就困難多了。葉若夫親自指揮的負責、加工布哈林的偵訊人員增加了一倍，他們不分晝夜地對布哈林展開車輪戰。政治局的代表伏羅希洛夫也繼續參与對布哈林的審訊。而在這場對斯大林來講是許贏不許輸的賭博中，關鍵的王牌還是受審人那年輕的妻子和寶貝儿子。 但布哈林堅決不同意在斯大林要求的供訴上簽字。斯大林無奈，只得在兩個最重要的地方作出讓步：在法庭上將不提所謂列宁勾結德國人之事，也不提布哈林因此事而產生的怀疑。此外，布哈林可以不污蔑自己曾企圖殺害列宁，只是為阻止布列斯特和約而打算將列宁逮捕，并扣押一晝夜。最后，布哈林可以不誹謗自己是德國間謀，但要承認參与過對基洛夫和高爾基的謀殺。 斯大林最終還是制造出了布哈林企圖暗算他本人的神話。既然他早就通過偽造歷史把自己吹成了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時期的英雄，列宁的最親密戰友，那么，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陰謀推翻蘇維埃政權時所要逮捕的人，自然就不僅是列宁一個，而且還有他斯大林。難道還能有別的說法嗎？由于有了上述改變，布哈林的“交待”材料就不得不重新改寫。這一次，布哈林被迫簽了字。 然而，斯大林很快就不再滿足于僅僅當個“列宁的親密戰友”。既然對已經繳械的“證人”可以為所欲為，那為什么不能通過他們的嘴巴，把列宁貶到第二位，而把他斯大林吹成党中央的頂尖人物和蘇維埃政權的首腦呢？顯然，斯大林對這一誘惑是無法抗拒的。為此，作為“證人”之一的原烏克蘭政治保安局局長曼采夫接受了一項“光榮任務”：在按党的紀律出庭作證時，必須散布一個由斯大林本人炮制的謊言。 “托洛茨基說過，”曼采夫在法庭上作證說，“他打算趁斯大林上前線之机逮捕斯大林……我記得他的原話，他當時說：這樣一來，列宁和党中央就不得不繳械投降！” 被告人和證人都明白，在法庭上提到斯大林時，必須表現出比對列宁更崇敬的感情。不僅曼采夫的發言如此，就連布哈林的陳述也明顯地帶有這种感情。當布哈林在法庭上強調自己無意殺害列宁，只是想將其逮捕之時，國家公訴人維辛斯基問道： “如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拒捕呢？” 布哈林按預先批准的答案回答道： “他不會拒捕的。眾所周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總是躲避爭執，不是個愛鬧事的人。” 布哈林的這一回答，從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上看，無异是說：列宁不是個敢于斗爭的戰士， 缺乏勇敢的個性。 對這种公然貶低列宁的回答，公訴人和法官居然能“寬宏大量”地听之任之。顯然，他們非常清楚上司的“口味”。人們不難想象，如果布哈林用同樣的字眼去說斯大林，將會受到何等粗暴的訓斥。 同其他被告人一樣，布哈林出庭前也受到過警告：不得在陳述中夾帶“私貨”，或搞“一語雙關的暗示”；他本人的生命和全家的命運不僅取決于他將說些什么，而且還取決于他怎樣去說。如果認真分析一下布哈林在法庭上講的那些話，就可以發現，他在時斷時續的陳述中，极力想讓法庭相信：他不僅要對自己實施的罪行負責，也要為其他被告人的罪行承擔責任，而不管他認不認識這些人。 “我是想說，”布哈林在法庭上說道：“我不僅是反革命机器上的一只螺絲釘，而且還是反革命領導人之一，所以，作為領導……我應承擔比其他任何同案人都大得多的責任。因此，我不指望得到寬恕。” 在任何一個名副其實的法庭上，被告人都會使用自我辯護的權利。但斯大林的法庭卻是另外一种狀況。當審判長烏爾利赫高聲提示布哈林，說他已經在做自我辯護了的時候，布哈林激動地回答道： “不，這不是自我辯護。這是……自我控訴！我還不曾為自己辯護過一句話！” 布哈林能否保住自己的生命，完全取決于他如何去完成斯大林的指令。但布哈林已經為自己的命運立好了十字架，只是在盡一切力量拯救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在法庭上，他不僅自誣為“最凶惡的法西斯”、“社會主義祖國的叛逆”，甚至還駁斥外國報刊的抨擊，极力為莫斯科審判鬧劇辯護。 与拉狄克和其他一些被告人的作法不同的是，布哈林沒有利用自己那卓越的口才去蒙混檢察長和法官，去旁敲側擊地揭露斯大林的審判鬧劇。為了嬌妻和愛子，他不折不扣地繳納了全部贖金，而且，為了保險，他還不遺余力地為自己的劊子手大唱贊歌： “真的，全國都在跟隨斯大林前進。他是世界的希望；他是新世界的締造者。斯大林的英明領導，已經深入到全國每個人的心中……” 然而，并非這些話就可以滿足斯大林的報复欲。對于斯大林來講，生活的樂趣就在于盡情地報复，他舍不得放棄這种樂趣，哪怕就一次……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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