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第九章 興邦多難(1949.6.15—9.20)



    誰說“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1.地方的“政治協商”
    2.參加新政協的資格
    3.老蔣的“封海”計划
    4.中共領袖失蹤
    5.美國送來白皮書
    6.名角匯聚,好戲連台
    7.兩個沒有親生孩子的女人
    8.仙山國宴,香島槍聲

  新政協籌備會召開在即,毛澤東几乎每天都要進中南海,這天,毛澤東突發興致,要周子健陪同自己到處看看。
  五十六歲的毛澤東正當壯年,步履輕松地走過丰澤園、勤政殿、怀仁堂,又游覽瀛台島,毛澤東感歎:“這里環境不錯,不像香山,每天又上山,又下山,不便工作。”
  周子健當然歡迎毛澤東住到中南海,可是沒有料到,毛澤東當下說:“我今天就不走了!”
  周子健為難:“房子還沒准備好……”
  “你們這個地方就很好。”原來毛澤東看上了菊香書屋。
  周子健看看屋里的木板床:“這里沒有床……”
  “我就睡木板床!”毛澤東說,“那個彈簧床我還睡不了。”
  毛主席的住處總要准備周到,周子健慌忙報告周恩來。
  周恩來想想,菊香書屋安靜,毛主席住在這里也不錯,只是,方磚地大潮濕……周恩來對毛澤東說:“等兩天裝修一下你再來住。”
  毛澤東可不是輕易改變主意的人,非說這里比延安的窯洞好多了,不必裝修。看來,他今晚硬是要住在這儿不走了!
  周恩來向周子健使個眼色:“統戰部給你騰房子總要時間吧?”
  毛澤東這才回香山了。
  周恩來立即布置周子健給菊香書屋舖木板地、建衛生間……
  搬進中南海的毛澤東并不是菊香書屋惟一的主人。
  原住北房的林老搬走,周恩來搬到中院,這樣,后院的北房毛澤東住,東房還是警衛住,西房童小鵬、紫菲夫婦住,毛澤東的大女儿李敏也住這里由紫菲照顧,毛澤東的机要秘書葉子龍夫婦和兩個女儿住在西面的一間小庫房。
  不久,江青從香山搬來,周恩來又把自己的中院讓出,搬到前院。
  再后來,周恩來考慮到將來政務院要設在中海,又搬到中海西北的西花廳。
  這就是周恩來在中南海的三次讓房。
  离開菊香書屋以后,周恩來在西花廳度過自己的下半生。
  毛澤東住進中南海的日子,就是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議正式召開的日子。

             1.地方的“政治協商”

  必也正名乎?
  籌備會議一開始,周恩來就講述了會議名稱的由來。
  “政治協商會議”這個名稱,本是古今中外未曾有過的。
  抗日戰爭結束后,在國內外的和平呼聲中,國民党与共產党開始談判,談判的重點:一是停戰整頓軍隊,二是召開政治會議討論建國方案。后來,在談判中,國民党首席代表王世杰為“政治會議”加了兩個字——協商。共產党首席代表周恩來也接受這個說法,以后,大家就都叫“政治協商會議”了。
  這次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民主契約”,后來被國民党撕毀,政治協商會議的命運也就終結了。但是,“政治協商”,卻成為中國民主力量印象頗佳的政治實踐。中共“五一口號”倡議召開會議,也定名為“政治協商”。不過,中共倡議的政治協商會議与當年國民党召集的政治協商會議有著本質的不同,為區別起見,人們把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稱作“舊政協”,把1948年倡議的政治協商會議稱為“新政協”。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議開幕。為會議正名,周恩來建議加上“中國人民”四個字。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政治机构,体現著中國共產党關于新中國政治体制的深層思考……

  1945年4月,在抗日戰爭即將胜利的時候,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報告認為,在中國,政權組織形式既不能照搬蘇聯的蘇維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議會制,而是在一個短時間內在新解放地區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為准備,然后通過普選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
  毛澤東十分重視民主建政。
  隨著解放戰爭的胜利,中共開始接管城市。但是,如何通過适當的組織形式聯系群眾管理城市,還沒有成熟的經驗。在人民代表大會尚未召開的情況下,有的地方組織匆忙召開“職工大會”、“貧民大會”,結果成分复雜,還混進了特務。有的地方組織召開“各界人士座談會”、“臨時參議會”,又限于上層人士,不能起到發動群眾的作用。
  在這种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按照七大的精神,在新解放地區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為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准備。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向各地發出指示:“在城市解放后實行軍管制的初期,應以各界代表會為党和政權領導机關聯系群眾的最好組織形式。”同時規定:“各界代表會為市人民代表會議召開以前的臨時政府的協議机關,故無對政府的約束之權。”但是,這個指示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多數地方沒有召開各界代表會議,少數召開的也流于形式。
  1949年8月13日,北平召開各界代表會議,毛澤東親自到會講演。毛澤東不但慶祝北平會議的成功,而且希望全國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樣的會議,加強政府同人民的聯系,協助政府進行各項建設工作,克服困難。毛澤東當場拿出一封未署名的市民來信,交給代表會議處理。這封人民來信反映北平解放后物价高漲、捐稅多、失業多,正是群眾關心的問題。代表們看到,剛進城的共產党關心人民的切身利益,重視人民的民主權力,討論得很熱烈。
  北平各界代表會議的成功實踐,使人們想到,這种組織形式,可以說是“地方性的政治協商會議”。
  毛澤東及時提出:“代表會議應該為召集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准備條件。一俟條件成熟,現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即可執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成為全市的最高權力机關,選舉市政府。”
  毛澤東隨即致電各中央局、分局,表揚太原解放不到三個月開了五次各界代表會議,要求三万人以上的城市均須召開各界代表會,每月一次或兩月一次。代表會畢,有向人民傳達和解釋會議決定和報告的任務。
  毛澤東還督促檢查各地開會情況。
  不久,毛澤東又致電華東局,批評他們對于召開各界代表會議這項重大工作未在上海執行,使城市工作受到相當大的損失。要求他們一律將開會情形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在廣播電台上公開廣播。毛澤東嚴格規定:不許可有不開的,不許可不公開發表和不做口語廣播。毛澤東還批評党的領導机關中的許多人只相信少數人的党內干部會議,不相信人民代表會議的官僚主義作風。
  這樣,剛剛進城的共產党、解放軍,立即帶來新的民主作風。老百姓說:“國民党稅多,共產党會多。”抗戰胜利后國民党接收是“五子登科”:房子、車子、票于、金子、女子,全謀私利;解放戰爭中共產党接管是“發動群眾”,讓老百姓當家作主。
  有些民主人士原以為,共產党打天下,基本是一党之力;共產党坐江山,大概也不會有別人的位子。
  可是,共產党對胜利卻另有看法。打天下靠的是發動群眾,多党合作;坐天下也還是要走群眾路線,政治協商。
  毛澤東致電各地:“經驗證明,凡未注意召開各界代表會,仍然束縛于党內狹小圈子的,就走了彎路。”“無論是各界代表會議,或是人民代表會,党員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證通過決議為原則。大体上,党員及可靠左翼分子,略為超過二分之一即夠,以便吸收大批中間分子及少數不反動的右翼分子,爭取他們向我們靠攏。”
  這种洋溢民主精神的政治設計,當然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團体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廣泛贊同。

  民主不止是作風問題,更是國家的政治体制。
  隨著各地“各界代表會議”的成功召開,中共中央要求逐步擴大各界代表會議的職權。草擬的新政協共同綱領提出:“在普選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這樣,全國各地各級,在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之前,都以“政治協商會議”(地方稱“各界代表會議”)這种形式作為准備,新中國的民主建政,就有了适當的政治組織形式。
  新政協籌備會中,共產党的作法是:凡屬重大問題,都在會上提出討論;而且,在提出之前,總是事先有協商。
  周恩來總是說:“‘協商’這兩個字非常好!”

             2.參加新政協的資格

  政治協商會議本來就夠重要的,首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更有一項极其重要的歷史使命: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完成建國重大事項。
  有人就說:“美國的議員,蘇聯的蘇維埃代表,中國的政協委員!”
  新政協代表如此尊貴,天下英雄盡來北平。
  孫文主義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農民党、漢留……形形色色的党派團体紛紛要求參加新政協。
  1948年秋,共產党与到達解放區的民主党派商定,新政協由三十個單位一百八十人組成。后來,新政協增加代行全國人大職責,就需要擴大,以廣泛代表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團体和一切愛國民主力量。可是,這一擴大,就引來諸多申請。
  民國以來,中國各地党派叢生,許多組織成員复雜,政治立場模糊。
  中共接管各地時制訂一項党派政策:對于在1948年5月1日之前成立的,并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党反動派的斗爭中盡了力的各民主党派地方組織,應一律承認其合法地位,加以保護,允許發展,与之協商。
  各民主党派也贊成以“五一口號”划線,積极響應者可以參加新政協,后來者則需審查資格。

  新政協籌備會關于代表資格的政治標准是嚴肅的。有些党派、有些個人雖然提出申請,卻沒有被接受;也有些党派、團体、個人,卻被主動邀請參加。
  籌備會設有六個小組,負責擬訂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的是第一小組,組長李維漢、副組長章伯鈞。第一小組提出處理意見,再報全体會議決定。
  參加新政協的党派單位,除中共及在香港公開響應“五一口號”的十個民主党派,又增加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等三個党派單位。
  九三學社自1946年成立以來,一直積极參加民主運動,只是處于國民党高壓之下,1948年不便公開發表聲明。北平解放后,九三學社立即響應“五一口號”。各民主党派認為,九三學社在政治上符合參加新政協條件。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雖然是一個地區性組織,但堅決反對國民党統治,并且很早響應“五一口號”,籌備會也一致同意台盟參加新政協。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雖然成立較晚,但以共產党領導的青年組織為前身,有重大革命貢獻和廣泛群眾基礎,籌委會也同意其以党派單位參加。
  至于其他組織,就有些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架勢……
  孫文主義革命同盟是從國民党中分化出來的一個主張聯共反蔣的政治派別,但組織不純,成分复雜,第一小組認為不宜作為一個單位參加新政協,但可個別邀請其代表人物。于是,孫文主義革命同盟宣告解散,部分成員加入民革,其領導人許聞天。鄧吳明以個人身份參加新政協。
  民社党革新派成分更為复雜。1946年,民社党決定參加國民党召集的國大并入閣后,從民社党內部中分裂出一部分人組成了革新派。這些人中,既有民主派,也有主張第三道路的,還有的是國民党特務。籌備會認為其不必作為一個單位參加新政協,可以考慮個別邀請其中的民主分子。得知消息,沙彥楷代表民社党革新派致電毛主席与新政協籌備會:“祈即增列本党名次,以示公允”。李維漢會見汪世銘作出解釋后,社會上又流傳自稱民社党革新派的《告全國同胞書》,表示強烈不滿。但是,沙彥楷、汪世銘兩位領導人都表示不知情。經過說服,民社党革新派也自行解散,部分成員加入民盟,沙彥楷、汪世銘兩人以個人身份參加新政協。
  還有中國少年勞動党等組織,雖然也曾響應“五一口號”,但成分复雜,組織不健全,也被建議自行解散。但少年勞動党的安若定被安排為政務院參事。光复會的周亞衛后來成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農民党在1949年初曾經響應中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但一貫反對土改,實際是地主路線。李維漢勸其負責人董時進自行解散。
  還有國民党CC分子操縱的中國民治党,美國支持、國民党利用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人民民主自由聯盟、民主進步党。中國人民自由党等所謂党派,并未參加民主運動,有些還屬反動,新政協不僅拒絕其參加,還要求其解散。不過,這些組織中有些人后來還是改變政治態度,投身人民陣營。
  “漢留”實際是与紅幫類似的組織,這些封建幫會非但不屬民主党派,而且應該解散。
  在處理复雜的党派問題的同時,新政協還特設“無党派民主人士”一類。這些志士仁人雖然沒有參加党派組織,卻領導、聯系很大一批民主人士從事民主運動,周恩來解釋:他們實際是“沒有党派組織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郭沫若、馬寅初等,以此身份參加新政協。
  籌備會議期間,共接到二十三件以党派名義和二十件以個人名義申請參加新政協的書面請求。新政協籌備會都認真處理,周恩來、李維漢還同多人個別談話。

  新政協的另一類出席單位是團体代表。
  1949年上半年,全國性的人民團体相繼建立。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正式成立;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聯合會、社會科學工作者聯合會、教育工作者聯合會等組織的籌備會也分別成立;中共還建議把工業、商業組織合并為工商業聯合會;籌建北平歸國華僑聯合會籌備委員會。這就使得一批人民團体得以及時組建并參加新政協。
  還有一類是區域代表。籌備會特別為尚未解放地區預留十分之一的名額。

  特邀代表中更是人才濟濟:
  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前中央研究院的科學家陶孟和;前資源委員會的工業家錢昌照;前海軍宿將薩鎮冰;老同盟會員張難先;長期在老解放區工作的陳道昆;為和平努力的上海人民代表團顏惠慶;前北洋政府總長章士釗、江庸;文藝名人周信芳、梅蘭芳、程硯秋;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上海商務印書館老板前清翰林張元濟;戊戌名人梁啟超之子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等等。
  還有護厂有功的工人、勞動英雄、擁軍模范劉英源、閻存林。戎冠秀等人。

  這樣,新政協代表共分五類:党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体代表、特邀代表,盡量照顧到各個方面。
  毛澤東十分重視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對于司徒美堂、江庸等老人,還親筆寫信邀請。
  引人注目的是:吳奇偉、曾澤生、張軫、趙壽山、王世泰等起義將領,作為解放軍代表出席。
  特邀代表名單中還有:1949年1月才起義的將領傅作義,4月還代表南京和談的張治中、邵力子……
  有人就提出:這些人不久前還是國民党大員,現在怎能搖身一變而成為新政協代表?我們有些長期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還沒有得到名額呢!
  一句載入史冊的牢騷出現了:“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這些意外參加新政協的人士,自己也很緊張。
  國民党那邊罵叛徒,民主陣營這邊又反感,這樣下去,別說出席新政協,連生存安全都成問題。共產党的老朋友張治中心里也不踏實,特意邀請自己住宅的解放軍警衛戰士吃飯。從國民党陣營出來,誰不知道警衛的厲害。解放軍警衛戰士吃得挺滿意,喝咖啡時卻說:這“茶”太苦!

  籌備會議上也出現風波。
  6月19日,籌備會第一次全体會議閉幕,鄧初民、許德珩、沈鈞儒等民主人士提議:“全体代表起立向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朱德總司令致敬!”
  有位民主人士就說:“不必了吧。”
  這下,一位農民代表火了,站起來就說:“我們工人、農民,就認共產党、解放軍!”
  全場肅然,一致起立鼓掌。
  此事引起中共領導高度警惕:共產党員中存在輕視民主人士的情緒?
  當晚,一向筆走龍蛇的毛澤東以工整的筆法,恭恭敬敬地給宋慶齡寫了一封信:“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与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胜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程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
  一位老學究感歎:新朝天子敬重前朝太后,史無前例!

  7月7日,北平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七七”抗戰十二周年并慶祝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成立大會,毛澤東冒雨到會,群眾情緒激動,全場高呼:“毛主席万歲!”
  群眾的自發呼聲并非組織行為,然而,毛澤東還是有所警覺,毛澤東赶緊喊:“中國人民万歲!”
  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又帶領全場高呼: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
  “召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共產党不打算一党專政。
  毛澤東不愿做封建帝王。

             3.老蔣的“封海”計划

  另一邊,“代總統”李宗仁的日子卻很難過。
  解放軍渡江之后勢如破竹,國軍的最佳戰績是一天潰逃二百里。李宗仁剛代理“總統”時也知道,天命在共產党,自己上台也只能盡人事而已。不承想,背后還有老蔣揮鞭!本想“死馬當作活馬醫”,結果馬就沒有跑起來。4月23日,李宗仁离開南京,直飛桂林,撂挑子了!
  “代總統”跌价,前“總統”升值。連白崇禧都勸李宗仁敦請蔣介石重新出山。一提起老蔣,李宗仁就上火,堅決表示:“不做千古罪人!”
  蔣介石乘机找到白崇禧,誠懇表示:“只要我們兩人合作,大局仍有可為!”
  白崇禧心中蠢動。抗戰時節,蔣介石總司令不會打仗,被迫起用小諸葛任總參謀長,果然戰果累累。現在老蔣不行了,恐怕會把軍政實權交出來?
  于是,白崇禧替老蔣出馬,把李宗仁“勸”到廣州。此時,“國民政府”各机构都逃到廣州,需要“代總統”這個門面呢!
  北平忙于籌備新政協,廣州也忙于爭奪舊政府。
  行政院長何應欽無力支撐大局,主動辭職。李宗仁首先想到國民党元老居正。居正卻說:既然行憲搞民主,何不從党外選人?居正親赴澳門邀請民社党領袖張君勱。可這時的行政院長好似燙手的山芋,張君勱堅辭不就。
  只好由居正候選。立法院選舉,老蔣又通過CC系委員否定了自己不喜歡的居正。于是,見風使舵的閻錫山選上了行政院長。
  “國民政府”体制,“總統”只是蓋印的,實權全在行政院。此后,老蔣可以通過听話的閻錫山,繞過李宗仁控制實權。但是,老蔣心猶未甘。
  7月中旬,蔣介石從台灣飛到廣州,以國民党總裁名義召開中央常委會,決議設立一個新机构——中央非常委員會,由蔣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這樣,蔣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指揮李宗仁了。已經丟掉首都、丟掉實權的李宗仁只有任其所為。可是,從李宗仁幕下出任非常委員會副秘書長的程思遠,卻預見前途暗淡,參加兩次會議之后,就悄然离去。
  李宗仁這個“代總統”無事可作,于是便飛台灣,飛福建,到處視察。可是,他剛剛离開殷勤迎送的福建,福建省長朱紹良就被老蔣的親信湯恩伯取代!
  更換省長,“‘代總統”事先連個消息都沒有得到,老蔣連法定程序都不走,分明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湯恩伯的任命書放在桌上,李宗仁遲遲不蓋章。
  昔日蔣介石統帥國軍,落下一個美名——“總統飛到哪里,哪里就打敗仗。”如今老蔣又出前台,實在令人難以容忍。廣東派張發奎向李宗仁建議:“學張學良,把老蔣扣起來!”
  李宗仁心灰意冷:“魯莽行事,徒遭惡名,無補實際……”
  張發奎急了:“你膽子太小!”
  李宗仁解釋:“當今局面,一是缺兵,二是缺錢,扣了老蔣還是調不來兵,取不出錢……”
  不几天,從台灣飛來的蔣介石在廣州召見粵系將領:“你們以為你們可以反對我咯?誰反對我,我就叫他死在我之前!”
  長江守不住,老蔣計划退守東南,建設台閩,控制兩廣,開辟川滇。
  將領們當面唯唯諾諾,下來卻嘲笑老蔣:“打不過共產党卻對自己人耍流氓。”
  戰敗复出,威望已失,還有別的辦法嗎?

  蔣介石對共產党也耍流氓手段。
  6月19日,新政協第一次全体會議閉幕,第二天,蔣介石下令:封鎖共軍占領區各港口!
  解放軍雖然占領大陸,但沿海島嶼大多還在老蔣手中。從渤海的長山列島、黃海的青島到東海的舟山、台灣,一直到南海的海南島,形成一道封鎖整個中國海岸的鎖鏈。老蔣要憑借海空优勢,絞殺大陸。
  解放區漁船、貨輪一旦出海,就會遭遇國民党海軍炮擊。埃及貨輪從上海出港,被炮阻停船檢查。連英國商船“安其斯號”都遭到飛机轟炸。各國輿論大嘩,紛紛譴責老蔣非法干涉航運自由。可老蔣照樣為所欲為!
  流氓手段只能滋扰,卻不能改變大局。
  去年通電要老蔣下台的河南省政府主席、十九兵團司令張軫在華中前線通電起義,為解放軍敞開進軍中南的大路。
  掌握國有資產的“政府資源委員會”,對于老蔣的搬遷命令陽奉陰違。老蔣敗退台灣,恨不得搬走大陸一切財富,黃金白銀以外,還要設備人才。可是,“政府資源委員會委員長”錢昌照卻与共產党串通,騙了老蔣的搬遷費卻拖著不走,一直拖到解放軍進占。錢昌照還成為新政協代表!
  蔣介石气急敗坏,命令空軍轟炸上海、南京!
  一時間,上海人心惶惶。
  英文報紙刊登恐慌消息:“國民党在吳淞口布水雷!”
  長江船只不敢出海,外來船只不敢進入黃浦江。
  上海缺米、缺煤、缺水、缺電,市民紛紛外流……
  老上海蔣介石笑了: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几天運轉不靈,垃圾都可以把新政權臭掉!
  蔣介石命令蔣經國搶建舟山的定海机場,從這里起飛可以轟炸半個中國!
  北平的毛澤東不動聲色。
  進入上海之前,鄧小平就向中央匯報兩條方針:一是精簡,二是疏散。上海是中國的超大城市,机构臃腫,消費畸形,很難保證供應。而且,重視工業建設的共產党也不打算養那么多閒人。
  毛澤東十分贊賞鄧小平的方針,可是,精簡机關人員,容易導致政府癱瘓;疏散市民去農村,又會引起社會動蕩……
  蔣介石又來幫忙。
  國民党的封鎖轟炸,使膽小的上海人紛紛外流,公職人員辭職而去,普通百姓于脆回鄉下務農……
  這可不是共產党驅赶,都是老蔣逼的!
  毛澤東告訴沿海:“立腳點須放在長期被封鎖的情形下考慮并解決問題。”“帝國主義者及國民党封鎖我們一個長時期,不僅有對我不利一方面,還有對我有利一方面,我們可以利用被封鎖情況,動員廣大群眾,克服困難,鞏固陣地。”此曰坏事變好事。
  不少民主人士曾擔心:山溝里出來的共產党會不會管理城市?
  可是,共產党對于各种難以想象的困難,總是應付裕如。
  奧妙何在?
  接管上海時,中共中央電令上海分局:保護宋慶齡、張瀾、羅隆基、史良諸位先生的安全。6月,著名民主人士張瀾、史良、羅隆基、郭春濤、王葆真等應邀北上。
  同時,也有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南下。
  毛澤東特意安排,請各界人士十四人擔任上海市政府顧問,協助市長陳毅管理上海。北平,周恩來与陳云、李維漢宴請黃炎培、陳叔通、盛丕華、包達三、張炯伯、王卻塵、吳羹梅、胡子嬰等,請他們南下上海指導工作。上海,陳毅奉命邀請顏惠慶、江庸。張元濟、俞寰澄、施复亮。香港的章士釗也受邀赴滬。
  好一個各業專家的豪華陣容!陳毅身邊的智囊團遠遠超過“四老安劉”。
  毛澤東一向認為:發動群眾,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難。
  多年來,國民党掌握上層政權,共產党卻深入基層。國民党在上層勾心斗角,共產党卻爭得工農基本群眾的擁護。在复雜的政治斗爭中,共產党也有不少錯失,但是,共產党的基層總是相當穩固。
  不過,那是在野時的作法。打下江山之后,共產党也能號令全國,共產党也能招賢納士,共產党當然也會進行上層政治運作。
  進入北平之后,毛澤東、周恩來頻頻与各界人士座談,就政法、教育、科學、文藝、工商等諸多問題請教專家。
  基層穩固,上層歸心,新政權上下貫通、左右援手,還怕管理不了大城市!

              4.中共領袖失蹤

  新政協籌備會召開,北平的中共領袖成為國內外新聞界關注的中心。可是,6月下旬,就在新政協籌備的忙碌階段,中共領袖一個個都不露面了!
  外國記者紛紛猜測:中共是否正在策划重大問題?

  劉少奇正在開往莫斯科的火車上。
  蘇共雖然長期支持中共,但是,也長期与國民党保持親密關系,而且還以蔣介石為中國政府的代表。抗戰胜利后蔣經國還專程訪問斯大林,要求蘇共支持國民党。因此,中蘇兩党的關系,也需要“磨合”呢!
  前此毛澤東訪蘇未能實現,中共中央現在派遣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就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形勢同蘇共政治局交換意見,同時,申請蘇聯提供貸款、派遣專家、提供海空援助。
  斯大林尊重中共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取得的胜利,斯大林注意傾听劉少奇的報告。
  斯大林表示:“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并吸收他們參加政府是正确的,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体是對的。”斯大林還說,“你們將來把共同綱領變成憲法,那就要經過選舉。現在的政府是多党聯合,不利保密,將來共產党在選舉中占了多數,就可以建立一党政府。”
  斯大林對劉少奇介紹的1950年1月成立中央政府提出意見:“解決重大問題掌握時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錯過時机。’嘶大林提醒,“要注意敵人可能利用所謂‘無政府狀態’進行于涉!”斯大林允諾,“中國的中央政府一成立,蘇聯立刻承認!”
  兩党談判的气氛越來越融洽。斯大林把劉少奇請到郊區的孔策沃別墅。斯大林向劉少奇敬酒:“革命的中心從西方移到了東方,現在又移到了中國和東亞,蘇聯人及歐洲人要向你們學習!”
  劉少奇不敢飲下這杯酒。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明确規定:不能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并列!劉少奇強調:“還是中共要向蘇共學習!”
  斯大林反复勸說,劉少奇就是不飲!
  旁邊的蘇共政治局委員都緊張了:斯大林勸酒不喝還沒有先例!
  劉少奇從心底敬重蘇共和斯大林,但是,劉少奇不能接受斯大林對中共的過譽,中共不能驕傲……
  劉少奇不知道,斯大林手中還有一封高崗托蘇聯顧問科瓦廖夫帶來的信件,內容為:劉少奇右傾,劉少奇是親美派!
  斯大林并非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狹隘,斯大林非但沒有怪罪劉少奇,還誠懇地表示:“我們不愿別國共產党強制我們執行他們的意見,我們也不要求更不愿意強制別國共產党執行我們的意見。”
  斯大林問劉少奇:“我們是不是扰亂或妨礙你們了?”
  劉少奇赶緊否認,但劉少奇也說:“重慶談判,本來周恩來去就可以了,不過,毛澤東去了還是有好處……”
  斯大林承認毛澤東去重慶有危險,斯大林問:“你們在美國人參与的和平運動中是否受了損失,妨害了你們?”
  劉少奇說:“在和平運動中,中共中央的頭腦是清醒的,但有個別的負責同志對和平有幻想……”
  斯大林感慨道:“胜利者是不能被審判的,凡屬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北平,交往頻繁的周恩來,6月22日以后遁跡中南海,不接待任何來訪。
  周恩來把自己關在勤政殿中,連續一周,沒日沒夜起草文件。作為新政協籌備會第三小組組長,周恩來負責起草《共同綱領》。這份文件非同一般:全國政協代行全國人大職權,全國政協的共同綱領就要代行憲法!
  毛澤東也在菊香書屋埋頭撰寫文章。
  毛澤東總結中國共產党成立以來的主要經驗:“我們有許多寶貴的經驗。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宁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党。一個由這樣的党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胜敵人的主要武器。”
  “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以工人階級《經過共產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6月30日,毛澤東紀念中國共產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
  同日,周恩來走出勤政殿,刮掉七天間長出的胡須。
  周恩來撰寫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正是以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為思想綱領。
  莫斯科,与斯大林溝通成功的劉少奇,与蘇方談判一切順利。雙方商議:開辦大學為中方培訓管理人才、修建烏蘭巴托到張家口鐵路、在大連建設海軍學校……
  北平,朱德建議:派人去蘇聯學習空軍,同時購買飛机,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部隊,掩護渡海,准備明年夏季奪取台灣。
  毛澤東請周恩來召集有關方面商榷。中央軍委決定:組成空軍領導机關,派劉亞樓去蘇聯商談。
  劉少奇會同劉亞樓,同蘇聯方面商議,計划訓練千名飛行員、購買一百至二百架戰斗机、四十架轟炸机和大量高射炮……
  8月底,劉少奇帶著貸款協議与二百名蘇聯專家回國了。
  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時間表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試看今日之世界,誰能封鎖中國?

              5.美國送來白皮書

  國民党迅速敗退,整個中國眼看落入共產党手中。長期支持國民党的美國政府,面臨著如何向國會交待的問題。
  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布白皮書——《美國与中國的關系》。白皮書回顧了1944年以來美國參与中國政治的進程,相當坦率地承認自己在調處國共沖突中實際支持了國民党。美國國務院急于卸去“將中國交給共產党”的責任,把中國政局的轉變,歸因于國民党蔣介石的腐敗与獨裁。
  奇書一出,中國震惊。
  后台老板揭老底,比對立派罵人更可信,蔣介石在國民党陣營中簡直抬不起頭來。一些支持蔣介石的美國議員气憤:國務院白皮書簡直是對盟友的背叛!國務院也擔心被激怒的蔣介石會報复。
  沒想到,國民党僅發表了一個語气平和的抗議聲明、因為這不是擠走美國將軍史迪威的抗日戰爭時期了,如今,美國人用不上實力虛弱的蔣介石,蔣介石也不敢開罪美國人。

  李宗仁卻被鼓起熱情。
  美國使館公使銜代辦克拉克由顧問何義均陪同,主動拜訪李宗仁。
  克拉克介紹,美國外交政策有兩大支柱:在歐洲實施馬歇爾計划,在亞洲支持蔣介石。前者成功了,而后者的失敗,全是因為蔣介石政府貪污無能。
  克拉克喟歎:中國只有共產党与蔣介石兩大勢力,缺乏介乎其間的第三勢力。難道人口眾多的中國就沒有主張自由民主的中間分子?
  李宗仁明白,美國人是在鼓勵自己建立并領導第三勢力。
  李宗仁立即邀請几位頗負時望的人士到廣州聚議。
  中央大學校長顧孟余、美國使館顧問何義均、立法院長童冠賢、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非常委員會副秘書長程思遠等人反复商討,提出組党方案。李宗仁決定:顧孟余出面領導,李宗仁在旁支持,程思遠居中聯絡。
  一時間,“第三勢力”在粵港聲名鵲起……

  北平的羅隆基則大呼美國人不聰明。
  白皮書提出寄望于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此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不是指离去的胡适与李宗仁,而是指北平的羅隆基与張東蓀。羅隆基此刻正在積极參与新政協,這下豈不引起共產党的怀疑?
  司徒雷登在上海曾托羅隆基帶信給周恩來,說是只要中共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美國可以提供六十億美金援助。羅隆基沒有傳這個話,他對羅涵先說:形勢已經一邊倒,再傳這個就是笑話!
  見到中美關系的變化,同美國關系密切的張東蓀此刻也消沉下來……
  對白皮書敏感的不止羅隆基、張東蓀。
  美國人還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產生“民主個人主義者”的基礎。中國民主建國會作為聯系工商業者的政党,當然要有態度。
  民建主席黃炎培立刻撰寫“我對于美國這份白皮書的看法”,又召集民建在北平的領導人討論,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作不成”的公開聲明。
  民建聲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基本利益的矛盾決定它對一切帝國主義(包括美帝國主義在內)的態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會變成美帝發展‘民主個人主義’的資本和條件。只有新民主主義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毛澤東激賞這個聲明。毛澤東當即給黃炎培寫信:“聲明寫得极好,這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這一類文件(生動的積极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种主動性是一個政党必不可少的。”
  黃炎培深感知遇,立即回信,介紹此文系由孫起孟起草,并且表示:民建接受團結全國民族資產階級任務,希望毛主席時時指教。
  毛澤東又回信勉勵。毛澤東一向認為,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美國的影響不小。民建此舉,表明民主党派不僅在內政上放棄中間路線,在外交上也勇于反帝。
  善于坏事變好事的毛澤東,把白皮書看作美國人送給新中國的貴重禮物——促人清醒的反面教材!
  從8月14日到9月16日,一個月間,毛澤東連續發表五篇評論:《丟掉幻想,准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宁主義以后,中國人民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那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胜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复興了并正在复興著偉大的中國文化。”
  各民主党派組織認真學習毛澤東的文章。許多民主人士認為:毛澤東這些文章,与其說是批駁白皮書,不如說是教育國內知識分子。
  美國的一本奇書,反而促使中國的知識分子更加堅定,促使新政協在籌備階段進一步統一了外交思想。

             6.名角匯聚,好戲連台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1949年,這首歌比解放軍的炮彈跑得還快,遠在華南的香港,也能望見北方的藍天。
  《華商報》不斷刊登套紅標題,報道解放軍的進展,色彩越來越紅。大家都知道這份報紙有中共背景,于是,《華商報》變成中共的駐港聯絡站了。
  青年學生陳吳想投奔解放區,可香港此時北上成風,連船票都買不上。陳吳找到《華商報》,找到讀者版專門聯系讀者的編輯吳獲舟。吳獲舟明里是《華商報》的編輯,暗中負責轉運人員去解放區。吳獲舟安排一批華僑和港澳學生乘“澤生輪”去天津。由于台風影響,“澤生輪”推遲出港,就在這個期間,國民党特務炸沉了“澤生輪”。吳獲舟要陳吳自己決定去還是留。陳吳在《華商報》上發表文章報道了“澤生輪”遇難的情況后,又義無反顧地登上征程。
  徐立康是中國航空公司儀表員,從《大公報》上見到報道解放區的文章,就投書報社。一天晚上,他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原來,《大公報》把徐立康的信轉給吳獲舟。吳獲舟先后三次登門安排,使徐立康夫婦乘船到達青島。技術人材徐立康到達解放區,立即被選調到新組建的空軍。
  一個山東青年出于對共產党政策的誤解,在家鄉解放前逃到香港,淪為苦力。吳獲舟向他解釋党的政策,還為他買好船票。這個山東青年后來成為農村基層干部。
  一些逃到香港的國民党机构人員,和中共沒有關系,也“白撞”上來,通過這個渠道接洽起義。
  李四光返回祖國,國民党特務從瑞士、倫敦跟蹤到香港,試圖劫持。吳獲舟把李四光藏在香港郊區,再通過深圳轉運。
  華羅庚飛抵香港,吳獲舟領著他穿過半島酒店而不停留,又轉到九龍酒店隱藏。
  從香港北上的,有投身革命的青年學生,有參加新中國科技工業建設的專家技術人員,有与解放區發展貿易的商人,還有起義人員的親屬。
  按照目前多數文章的記載,從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有四批——這是轉自組織者錢之光的回憶文章。其實,錢之光只是介紹了主要的四批,經香港北上的各方面人士,還有很多批。
  据不完全統計:
  1948年9月13日,沈鈞儒、蔡廷鍇、譚平山、章伯鈞、林一元五人,由章漢夫、李嘉人陪同北上。這是公認的第一批。
  9月17日,王紹鏊、方与嚴、力揚等北上。
  11月23日,郭沫若等三十多人,由連貫、胡繩陪同北上。一般稱為第二批。
  12月,還有千家駒、李章達、陳邵先、陳此生、陳其瑗、夏庚農、林植夫、盧于道八人北上。”
  被稱為第三批的是12月26日,李濟深等人北上。_
  1949年2月初,還有吳耀宗、謝雪紅、李純青等北上。
  朱蘊山的儿子朱世同乘緬甸登陸艇北上,路過青島海面,恰遇國民党空軍炸沉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
  2月份還有吳羹梅、楊美真等北上。
  2月27日,陳叔通、馬寅初、包達三父女、張炯伯力啞子夫婦、葉圣陶夫婦、張志讓、沈体蘭、吳全衡及其二子、鄭振鋒父女。宋云彬、傅彬然、曹禹、鄧裕志、王芸生、徐鑄成、趙超构、劉尊棋等二十七人北上。
  3月,何香凝攜女儿廖夢醒、孫子廖輝,由葉文津陪同,乘希腊輪船“大西洋”號北上。
  3月14日,黃炎培夫婦、姚維鈞、盛丕華、盛康年、俞澄寰等由劉恕陪同,從香港秘密登船,21日到達天津,25日赶往北平,恰恰赶上參加西苑机場閱兵,迎接中共中央移駐北平。這一批有頭面人物,被稱為第四批。
  “四批”之后,北上的人流依然洶涌。
  3月20日,李達、王亞南、郭大力、曾昭掄夫婦、嚴濟慈、黃鼎臣、劉王立明、史東山、白楊、舒繡文、姜椿芳、張瑞芳、干立群。臧克家、沈其震、朱智賢、張文元、陳邇冬、傅天仇、林頓儒、薛迪暢以及達德書院部分師生和華僑,由馮乃超、狄超白、周而复、陽翰笙、黃藥眠、胡一聲等陪同,共二百多人大批北上。
  3月還有薩空了、金仲華、歐陽予倩、馬思聰等北上。
  4月3日有巨贊法師、呂集義北上。
  5月,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負責人錢昌照從英國回到香港,准備轉道歐洲。周恩來布置潘漢年邀請錢昌照參加新政協。夏衍与錢昌照秘密會面,坦誠交談,錢昌照決心北上,乘“太古”輪北上赴天津。
  5月,陳嘉庚与庄明理、張殊明乘“迦太基”號由新加坡到達香港,又轉乘“振盛”輪北上,6月3日到達天津。
  8月,八十三歲的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乘飛机從美國到達香港。香港工委精心安排,派他的親戚司徒丙鶴陪同,護送老人同黃琪翔一家乘船北上,9月3日到達天津。同月還有葉篤義、劉思慕、胡子昂、曾昭森等人分別乘船北上。
  据不完全統計,從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共組織護送民主人士二十多批三百五十多人北上,加上党內干部就有一千多人,人人安全抵達。
  9月中旬,各地政協代表陸續到達北平,一時間北平名人匯聚。
  想當初,中共中央机關在陝北的山溝中打游擊,有一天,大家談起,革命胜利后最想做什么?
  大家都答:看戲!
  分別只是:毛澤東喜歡梅蘭芳,周恩來偏愛程硯秋。
  如今,梅蘭芳、程硯秋,還有周信芳、馬連良,諸多名角都在北平,足可大飽戲福!
  解放區也來7新戲。
  新歌劇《白毛女》風靡全國,一野戰斗劇社排練了第二個新歌劇《劉胡蘭》。中央宣傳部調他們進北平向文代會匯報演出。新政協代表看,周恩來看,后來,劇社的團長陳播還被選為一野的政協代表,這年陳播才二十九歲。
  白天開會,晚上看戲,新政協籌備會好生快樂。

  政治舞台也是好戲連台。
  中共中央特意通知各地:新政協設有特邀單位,其中將包括:一類是民主人物而又不易列入其他單位者,一類是若干在政治上立功或軍事上起義的代表人物及雖無民主表現,但亦無劣跡的社會名流。
  這些人也在為自己創造与會資格。
  摸得毛澤東底牌的劉斐,主動為“和平”出力。
  避居香港的劉斐秘密到達廣州,把章士釗、邵力子的信件交給李宗仁、白崇禧。
  李宗仁欠著章士釗的人情。當初,中共認為沒有實權的李宗仁不是談判對手,還是章士釗憑著自己与毛澤東的私誼上門說服,才得以開始和談。可是,李宗仁又拒絕簽字,而且,逃到廣州來充當老蔣的門面。李宗仁負章士釗多矣!
  現在,章士釗委托劉斐再次指給李宗仁、白崇禧一條出路:公開揭露蔣介石,實際控制西南地區,再次与中共和談。
  劉斐所說的西南,包括廣東、廣西、湖南、貴州、四川、云南廣大地區。這些地方雖然仍由國民党控制,但軍心渙散,只要李宗仁登高一呼,白崇禧軍力后盾,各地軍政長官勢必同聲響應。
  李宗仁并不反對,問白崇禧:“怎樣,你手中還有王牌呢?”
  部隊指揮權在白崇禧手中,“李”還是得听“白”的。
  可是,剛愎自用的小諸葛放棄了這個最后的机會——
  白崇禧要演美國戲。
  白崇禧身邊有電台及密碼与美國太平洋艦隊白吉爾將軍直接聯絡。白吉爾通報白崇禧,美國國會將通過一項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對華援助計划,特別規定可以不經中央政府而直接用于反共有效的地方政府。自吉爾鼓勵白崇禧,積极作戰,爭取直接美援。
  渡江之后無強敵,林彪指揮的第四野戰軍正在長驅直入。
  白崇禧殫精竭慮,乘共軍冒進,在湘南青樹坪伏擊四野一個師。這是淮海戰役以后國軍惟一的一次胜利,國民党陣營又得以演出一番“恢复信心”的戲劇。
  然而,困處湘南山區的白崇禧,卻沒有接受美援的海上通道。白崇禧要求把部隊撤到廣東,蔣介石卻不予批准。老蔣的心計是放棄西南,經營東南,讓桂系部隊在西南与共軍拼消耗,而自己的嫡系則調往福建、台灣、海南……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白崇禧那樣固執。
  8月5日,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与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在長沙通電起義,接受中共領導。
  白崇禧的華中防線門戶洞開。
  8月13日,黃紹竑、劉斐等四十四人在香港發表聲明,號召國民党員立即与蔣介石反動集團決裂,擁護中共領導。
  這些人都是國民党的軍政高官,他們的“背叛”,顯示出國民党的上層也分崩离析,死心塌地跟老蔣的沒有几個人了。
  共產党主張革命不分先后。黃紹竑、劉斐等人,恰好赶上成為新政協代表!

            7.兩個沒有親生孩子的女人

  8月28日,北平城出入繁忙:
  傅作義將軍出行,組織綏遠起義。
  宋慶齡先生蒞平,參加新政協會議。

  北平,傅作義早已交出大軍;綏遠,傅作義的舊部仍与解放軍對峙。
  國民党飛机載著軍令部長等高官,直接到綏遠苦勸董其武:頂住共軍西進,實在頂不住就撤往西南,不要像傅作義,投共之后連人身自由都沒有了。
  直到傅作義在北平簽定綏遠和平協議之后,西北的綏遠仍未塵埃落定。
  國民党特務積极活動,不少軍官心存疑慮。驍將孫蘭峰吼道:“見不到傅總司令,說什么都不信!”進駐綏遠的中共聯絡人員竟然被暗殺,解放區軍民要求抬著烈士尸体游行抗議。
  解決華北問題,毛澤東曾提出動武的“天津方式”、和平改編的“北平方式”,不用武力的“綏遠方式”。戰爭進展越來越順,綏遠方式的指導作用也越來越大,毛澤東更加重視綏遠問題的妥善解決。
  复雜的局面需要有影響的人物出馬,毛澤東決定:請傅作義去綏遠解決問題。
  有人勸毛澤東:不能放虎歸山!
  毛澤東卻相信傅作義。
  進城半年,毛澤東和傅作義會見七次,其中有一次連續長談一天一夜!
  毛澤東決定:綏遠不用解放軍軍管方式。起義后,成立軍政委員會,由傅作義任主席。毛澤東還特意指令人民銀行:給傅作義撥款十五万大洋。
  同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怀,要他配合傅作義工作,同時准備應付特殊情況。
  傅作義乘坐裝甲專列出發了……

  同一天,毛澤東還要在北平迎接宋慶齡。
  由于孫中山先生在全國人民中的國父聲望,由于宋慶齡先生多年在中國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她不是一個可以輕易行動的人物。
  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聯名致信上海,誠邀宋慶齡來解放區。當時宋慶齡處于國民党特務嚴密監視之中,答以“一動不如一靜”。
  5月27日上海解放,陳毅市長立即派解放軍到宋慶齡住處警衛。
  6月29日,鄧穎超攜帶毛澤東、周恩來致宋慶齡信,專程到上海邀請宋慶齡。當晚,鄧穎超就去宋慶齡住所看望。
  宋慶齡親切地擁抱久別的鄧穎超,兩人并肩落座,鄧穎超娓娓道來。
  鄧穎超興奮地講述自己到農村參加土改的見聞,鄧穎超詳細介紹宋慶齡關心的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鄧穎超認真地匯報新政協的籌備情況。
  見宋慶齡听得饒有興味,鄧穎超才拿出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
  宋慶齡仔仔細細地看,認認真真地想,宋慶齡和和緩緩地說:“此事容我再仔細想一想……”
  鄧穎超与宋慶齡交誼很深,鄧穎超深知宋慶齡的細密性格,鄧穎超知道自己的任務并不簡單。
  此前,宋慶齡曾對廖夢醒說:“北平是我最傷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孫中山先生逝世在北平,宋慶齡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鄧穎超沒有著急,鄧穎超要和宋慶齡多聊聊……
  6月30日晚,宋慶齡抱病出席上海各界慶祝中國共產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會,鄧穎超代表宋慶齡向大會宣讀祝詞。
  7月1日,出席北平慶祝大會歸來的周恩來致電上海市委并鄧穎超,對宋慶齡北上行程作出具体安排。周恩來布置:要備頭等臥車直開南京,然后再換附有餐車的臥車直開北平。
  可是,宋慶齡一時尚無行意。
  7月18日,周恩來又致電上海,要鄧穎超征詢宋慶齡意見,愿以何單位推選為新政協代表。
  宋慶齡表示:自己身体不佳,不能參加任何團体的業務,也不愿參加任何團体,只愿以旁听資格列席新政協。
  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參加某一團体,确實不大合适。1948年1月民革在香港創立時,曾公推宋慶齡為主席,那時她就拒絕了。
  細致的鄧穎超想到,宋慶齡出席新政協,應該有個适當的地位。鄧穎超复電中央,建議由特別邀請單位推舉宋慶齡為代表。
  鄧穎超安心地在上海住下來,鄧穎超陪同宋慶齡出席社會活動,鄧穎超專程觀看宋慶齡主持的中國福利基金項目……
  當看到宋慶齡多方籌措經費建立的福利站只是鉛皮頂簡易房時,鄧穎超激動地說:“將來,我們新中國的少年宮,要用大理石舖地!”
  宋慶齡听后,熱淚盈眶……

  宋慶齡和鄧穎超,這兩個中國政壇的著名女人,都特別愛孩子。
  可她們兩人,都沒有親生子女。
  1922年6月,廣東軍閥陳炯明突然發起政變,圍攻觀音山南麓的總統府。危亡之際,正在怀孕的宋慶齡強勸孫中山撤退,由自己率兵掩護。孫中山平安轉移,宋慶齡沉著應戰,她指揮衛士堅守陣地,自己急忙燒毀秘密文件。堅守半夜,部隊死傷過半,宋慶齡才在炮火中轉移。途中,宋慶齡几次遇險,几次要求衛士開槍打死自己。兩名衛士拼死護衛,第二天,宋慶齡才到達安全地方。
  這天,身心交瘁的宋慶齡流產了。從此,宋慶齡再也不能怀孕。
  也是在廣州。1927年4月初,鄧穎超在婦產醫院生孩子。以前,由于工作太累,鄧穎超曾經流產,第二次怀孕就注意保重身体。但是,由于胎儿太胖,鄧穎超難產,折磨三天三夜之后,這個男孩不幸夭折。鄧穎超正在醫院調養,國民党發動“四一五事變”,在全城搜捕共產党人。而此時周恩來遠在上海,正處于蔣介石“四一二事變”的危難之中。張治中得知鄧穎超危險,委托陳賡送來五百元路費,鄧穎超在醫生的掩護下,化裝成護士逃离廣州。由于難產后不得治療,鄧穎超從此喪失生育能力。

  兩個沒有親生孩子卻十分疼愛孩子的女人,在上海相處兩個月,終于,宋慶齡向鄧穎超表示:同意北上!
  8月28日下午4時,宋慶齡專列到達北平前門火車站,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郭沫若等五十九人在車站迎候。
  新政協籌備會以最高禮儀,隆重歡迎宋慶齡!
  第二天,新政協籌備會正式通知全國各党派、各團体、各區域、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及特邀單位:新政協代表于9月10日前抵達北平。

  9月9日,程潛到京,毛澤東親率百余人到車站歡迎。整個政協會議期間,毛澤東到車站歡迎的,只有宋慶齡与程潛二人。
  程潛曾任孫中山政府的陸軍總長,北伐時与党代表林伯渠統率第六軍,抗日戰爭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1948年競選副總統失敗后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堪稱國民党的元老重臣。程潛來北平,對國民党陣營影響极大。
  辛亥革命時期程潛曾任湘軍都督府參謀長,那時毛澤東也投身革命參加湖南新軍,因此,程潛也可以說是毛澤東的老上司。程潛起義,對湖南的解放与治理都有禪益。
  于公于私,毛澤東都要敬重程潛……

  北平名人會聚,老蔣格外痛恨。
  8月,蔣介石飛往重慶,立即召見毛人鳳,布置大破坏大屠殺。蔣介石要把重慶的兵工厂全部炸毀,蔣介石要把監獄中的犯人全殺光。蔣介石特別關照殺掉關押十三年的楊虎城,蔣介石不准楊虎城出席北平的新政協!
  視軍隊為生命的老蔣,最怕高級將領投共。蔣介石向毛人鳳提出六大暗殺目標:李濟深、程潛、龍云、傅作義、張治中、楊杰。
  老蔣要讓共產党的新政協流血!

             8.仙山國宴,香島槍聲

  軍事政治,一武一文。武者刀光劍影,文者唇槍舌劍。新政協,本來是政治,也該屬文,可是,新政協也是革命,革命就會有犧牲。
  8月底,新疆政協代表阿哈買提江等五人乘坐蘇聯飛机到北平出席新政協,不幸因飛机失事而遇難。
  9月1日,北平,帥府園,各界人士為馮玉祥遇難一周年舉行盛大追悼會……

  毛人鳳的六項暗殺計划也在緊張進行。
  毛人鳳從民革內部找到一個李濟深早年的秘書張序(化名何友芳),此人自稱可以隨時見到李濟深,然后乘机下手。可是,本來計划等李濟深返回香港時下手,李濟深卻在北平居留不回。蔣介石急了,毛人鳳又派遣張序進北平暗殺。張序策划的方案相當复雜,先利用民革關系進入北平,刺殺得手后潛逃天津,乘坐事先准備的漁船返回香港。這方案居然要五万美金!
  龍云此時避居香港,秘密策划云南起義。他的秘書蔣唯云被毛人鳳收買,接受了毒殺龍云的任務。蔣唯云住在龍云家中,伺机下手,卻被龍云的儿媳怀疑,龍云借故把他支走了。
  在湖南暗殺程潛的計划由保密局湖南站站長夏松執行,毛人鳳還特派保密局行動處的毛鐘新到長沙協助。可是,湖南還有一個軍統老人。張嚴佛是戴笠的親信,曾任軍統西北區區長,毛人鳳上台后就把他排擠出軍統。張嚴佛通過同學陳明仁的關系,到程潛的長沙綏靖公署任中將高參兼湖南党政軍聯席會報辦公室主任。張嚴佛通過保密局湖南站熟人得知刺殺程潛的消息,立即報告程潛,兩人當即采取反措施。8月,程潛、陳明仁宣布湖南起義,反而把湖南的特務一网打盡!
  還有一個張治中,可是,他一直住在共產党守衛嚴密的北平,暗殺很難。
  突然傳來消息:傅作義去了綏遠!
  這就掉到特務窩中。
  毛人鳳急電綏遠的保密局特務趙思武:“著速就地刺殺!”
  中統特務張慶恩更加積极,傅作義一到,他就帶槍拜見。多虧隨同傅作義的閻又文警惕,布置警衛監視,張慶恩才沒敢下手。
  傅作義在包頭檢閱部隊,警衛搜索場地,發現在一個窗口架設的机槍正指操場……
  楊杰其人,深遭蔣介石猜忌。
  楊杰曾任駐蘇聯大使、駐德國大使,深通國際軍政。楊杰曾任陸軍大學校長,學生遍及國民党全軍各部隊。蔣介石一向視黃埔軍校為起家本錢,軍隊將領出身黃埔者,見蔣介石都稱校長。蔣介石豈容軍中出現另一個校長!國民党傳言,軍中有兩個半軍事家,小諸葛白崇禧才算半個,而那兩個是蔣介石与楊杰。蔣介石一向以武力統一天下,又要一統天下武力。蔣介石豈容軍中再出現另一個軍事家。
  蔣介石剝奪了楊杰的權力,李濟深卻极其器重楊杰的能力。李濟深委任楊杰為民革駐西南五省總代表,委托他策動西南五省國民党軍隊起義。
  毛人鳳本以為在重慶殺楊杰是囊中取物。可是,得知楊虎城遇害的消息,机敏的楊杰立即溜到云南。毛人鳳又嚴令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沉醉下手……
  昆明。
  刺殺目標楊杰就住在刺殺執行人沉醉家的附近。每天早晨,楊杰散步路過沉醉門前的草坪,還要給沉醉的孩子几塊糖果……
  沉醉猶豫。殺楊杰不難,可是,毛人鳳同時命令自己殺掉楊杰与云南民政廳長、保安司令部參謀長、保安旅長等五人,這些人与云南地方實力人物盧漢關系密切,盧漢豈能放過沉醉一家?
  可是,毛人鳳催辦的電報已經提到不執行就按團体紀律嚴懲!沉醉不敢拖延了。
  沉醉家的窗口正對楊杰的必經之地,沉醉在窗前向三個特務布置……
  “通!”房門被推開,沉醉母親進來質問:“你們是不是要害他楊伯伯?”
  沉醉吞吞吐吐:“母親,我們在談公事……”
  老太太輪起手里的佛珠打去:“我白生了你這個儿子,二天你儿子問你要楊伯伯你怎么說?”
  沉醉慌忙下跪,同時示意部下計划取消。
  老謀深算的毛人鳳想到沉醉可能顧忌家屬安全而不敢動手,特派第二批殺手。
  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乘飛机從重慶來到昆明,帶領特務直扑楊杰住宅。
  徐遠舉只差一步,就在他下飛机的同時,楊杰乘机飛往香港。
  蔣介石震怒,派毛人鳳赶到昆明追查。特務在楊杰家里仔細搜查,發現了一個香港地址。

  金秋九月,正是北平一年最美的時候。代表們陸續報到,新政協的籌備工作緊張而有序。這几天,毛澤東和周恩來連續討論修改《共同綱領(草案)》。
  10日白天,毛澤東約見張治中,請他致電新疆軍政負責人,勸他們起義為好。張治中原是新疆長官公署司令長官,深受現任新疆長官陶峙岳的敬重。
  晚九時,周恩來來到菊香書屋,与毛澤東敲定《共同綱領(草案)》文稿。對于這部代憲法的起草,中共領導人十分重視。現在的文稿已經多次征求意見,反复修改。
  這個夜晚,毛澤東和周恩來逐字逐句落實,直到第二天早晨七時,周恩來才拿著定稿走出菊香書屋。
  9月17日,新政協各項籌備工作基本就緒。
  當日下午三時三十五分,最后一次籌備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籌備委員一百三十四人,除六人缺席、兩人請假外全体到齊。會議表決通過各項文件。正式決定:將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會后,就是歡宴了!

  夜宴地點設在南海的瀛台島。
  中南海本是山水蔥綠、建筑堂皇的皇家園林。毗鄰北海的中海水面廣闊,中海与南海之間是大片庭院,菊香書屋就在南海的北岸。
  南海中央,是模仿東海仙山而堆就的瀛台島。瀛台是中南海的制高點,在這里可以俯瞰四面綠水,在這里可以遙望西山晚霞。
  瀛台之上,金碧輝煌的皇家大廳擺開十几個大圓桌,中國各界頂尖人物歡聚一堂。仙山國宴,真是亙古盛事!
  第一桌的主人是毛澤東。
  毛澤東情緒甚高,風趣地介紹:“我們這桌什么人都有了!有無產階級的李立三,有無党無派的文學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許德珩,有工商界的前清翰林陳叔通,有婦女界廖夫人何香凝,有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有美洲華僑領袖司徒美堂……”
  席間還有兩個年輕人。由于兩位華僑老人的方言難懂,大會特意為他們安排聯絡秘書——庄明理為陳嘉庚翻譯,司徒丙鶴為司徒美堂翻譯。
  毛澤東沒有忘記問候年輕的司徒丙鶴,還拿起他的手,用食指寫這四個字的名字,怕司徒丙鶴看不清楚,毛澤東又沾上口里的唾沫寫。
  毛澤東這有些土气的習慣,卻使司徒丙鶴感到親近。
  記者出身的司徒丙鶴善于觀察。陪同司徒美堂老人出席新政協籌備會議,為他提供了觀察中國名人的寶貴机會。
  司徒丙鶴發現,周恩來口才最好,毛澤東則不善當眾演講,毛澤東發言的時候,周恩來常在旁邊提詞。
  可是今晚毛澤東談興大發!
  古今中外,高談闊論,毛澤東說:“自從鴉片戰爭一百零九年以來,中國人民進行長期的革命斗爭,第一個是鴉片戰爭,其后有太平天國、義和團、戊戌政變、辛亥革命,直至現在的解放戰爭。歷史學家、文學家把這一段時期的人物寫成一部系統的作品,我看是蠻好的!”
  郭沫若插話:“我們宴會的場所,就是戊戌政變光緒皇帝被囚禁的地方。”
  毛澤東乘興而言:“戊戌政變前期与后期的意義不同。康有為、梁啟超在前期是進步的,沒有后來變成保皇党那樣反動。梁啟超在中國文學的貫通上有他一手,以前我愛讀他的文章。”毛澤東望望別處,“梁啟超的儿子,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也是我們的政協代表!我們政協的怀仁堂會場,就是他設計的。”
  席間聊起年齡与健康。毛澤東恭敬地問司徒美堂高壽,司徒美堂得意地說:“八十三歲,在美國生活六十九年!”
  毛澤東笑道:“好啊!老當益壯,干一杯!”
  司徒美堂十分高興,把自己手里的一盒雪茄煙遞給毛澤東。毛澤東接過鐵皮煙盒,前拉后壓,左搖右晃,就是打不開,自嘲道:“美國生活方式不那么好過啊!”
  司徒丙鶴忙為毛澤東打開煙盒,再剝雪茄的封口膠布。司徒丙鶴發現,毛澤東沒有扔掉手中的半截紙煙,而是把它掐滅,裝進兜里。
  毛澤東抽起雪茄,贊歎味濃。別人就問:“主席工作這樣忙,又抽煙,健康可好?”
  毛澤東笑道:“超過預算了!一九三八年,蘇聯醫生說我肺癆,只能活十年!三八四八,十年過去了,我還不是在這里和大家喝酒?”毛澤東話鋒一轉,“不過,我的生活方式也有自由主義的缺點……”見大家詫异,毛澤東有意停頓,又一字一頓地說,“晚上不睡覺,老婆哇哇叫!”
  滿座哄堂大笑!
  天上一輪圓月,南海波光粼粼。

  月亮游走向西。北平西北的綏遠。
  傅作義在各种力量的包圍之中緊張工作。
  蔣介石來電:“你這次回綏遠,如同我當年西安事變后回南京一樣,一念之差,鑄成今日危亡之大錯,你要接受歷史的教訓,不要自誤、誤國、誤部下……希接電后,即來重慶,我當派飛机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謀党國之复興。”
  閱電的傅作義不免嗤之以鼻。蔣介石這人,總是從反面總結教訓。西安事變后國共合作抗日,本是中國政治的良性時期。傅作義至今慚愧的反倒是追隨蔣介石打內戰,那才是“自誤、誤國、誤部下”!
  “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也從廣州來電“祝賀脫險”!
  傅作義暗笑,你們還想拉我去廣州?解放軍再追,你們就下海了!
  當今中國,還是共產党有前途,還是毛澤東胸怀寬廣。傅作義決心加速行動,赶在新政協正式開幕之前宣布起義。
  國民党那邊,恰恰是要干扰新政協開幕。
  軍令部長徐永昌依仗自己同傅作義是山西老鄉,飛到包頭。盡管說了不頂用,徐永昌還是說了又說,徐永昌知道,傅作義這人重友情,我徐永昌不走,你就起義不成!
  傅作義辦法更高。他托鄧寶珊對徐永昌說:傅宜生請你領銜起義!
  再不走就走不成,徐永昌赶緊飛走。
  9月19日上午,董其武等綏遠軍政官員和地方知名人士三十八人,在綏遠起義通電上庄嚴簽字。董其武在虎皮宣紙上第一個簽上自己的名字,卻用一個茶杯壓在自己名后——這是給副長官孫蘭峰留的位置!
  孫蘭峰此時正在醫院泡病號。孫蘭峰是員戰將,孫蘭峰和共產党交戰多年,孫蘭峰不愿和敵人共事!
  一人向隅,舉座不歡。傅作義親到醫院找孫蘭峰。
  傅作義也激動了:“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如果你打算斷絕我們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隨你!哪個部隊愿意跟你你就帶哪個部隊走。但是,我要告訴你,仗,是不能再打了!”
  孫蘭峰熱淚橫流:“總司令!我們生死患難几十年,涿州失敗我都沒离開你。今天我听你的話,馬上簽字!”

  月亮照耀南海。北平南方遙遠的香港。
  楊杰從昆明逃到香港,藏在親戚家中,深居簡出,等待中并安排乘船去解放區。
  毛人鳳得到楊杰的香港地址,立即通知葉翔之刺殺。
  此時,葉翔之率領六個特務,埋伏在香港淺水灣龍云住宅附近,正籌划暗殺避居香港的龍云。得知楊杰即將北上,就把暗殺龍云的計划推后,先向楊杰下手。
  葉翔之親自帶領一群特務包圍楊杰居住的軒尼詩道260號樓房。一、二、三、四,每層留下一人,殺手敲響四層楊杰的房門。
  警惕的楊杰沒有立即開門,可是,當他听說是自己的老友托人送信,就打開了房門。
  剎時間,美麗的香島響起槍聲!

  1949年9月19日,綏遠起義,通電全國。政協代表傅作義、董其武、孫蘭峰立即赶回北平与會。
  1949年9月19日,政協代表楊杰被國民党特務暗殺于香港,不能赶到北平了……
  9月20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最后确定名單。明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体會議就要開幕了。
  周恩來在名單中加上最近起義的程潛、陳明仁。
  周恩來還安排,一旦云南宣布起義,龍云、盧漢也是代表。
  周恩來布置立即邀請賽福鼎等,替換飛机失事遇難的原新疆代表。
  周恩來得知楊杰遇刺,但是,周恩來沒有從名單中划去楊杰的名字。
  如果馮玉祥先生還活著,一定也是政協代表。現在,就讓楊杰先生的英靈參加政協吧……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体會議,共四十五個單位,正式代表五百八十人,候補代表七十七人,總共六百六十二人。
  共產党、民革、民盟三個較大党派的名額都是正式代表十六人,候補代表二人。
  六百六十二人中,共產党員約占44%,工農代表与無党派人士約占26%,各民主党派約占30%。若以党員總數計算代表比例,各民主党派的份額比中共還高。
  周恩來連夜把名單送到菊香書屋。
  毛澤東接過這厚厚的一冊,掂掂分量,感歎道:“這就是一本包羅万象的天書嘛!”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